第二章 文獻檢閱
第四節 1990 年代以來的發展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30%的民眾會和偏好不同的人討論政治事務。這表示個人的選擇性資訊接收，並 沒有完全抹煞接觸與自身偏好相異訊息的可能性。然而個人及所處社區的政治偏 好，對於政治資訊的解讀確有影響：受訪民眾傾向認為討論人的政治偏好與自己 或社區多數一致。而在後續研究中，Huckfeldt、Johnson 與 Sprague(2005)也發現 討論人對受訪者的影響大小，會因社會脈絡整體傾向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選擇性接觸的不完全，對以政治資訊來源解釋選民政治偏好此一理論途徑具 有特殊的重要性。以往認為政黨認同在形成之後，會影響個人對討論網絡中資訊 的取捨與認知，加以政黨認同長期穩定，使得人際網絡的影響力相形衰退。然而，
一旦證明政黨認同造成的選擇性接觸，並未完全阻隔選民接收與自身立場相異的 訊息之後7，人際網絡的影響力便有更多作用機會。加上 Fiorina 等人提出政黨認 同會依個人政治經驗而持續變動的動態觀點，更使得政黨認同受人際網絡影響的 期間自政黨認同發展的早期，延展至政黨認同的整個存續期間。於是選民行為的 社會學研究途徑也在沉寂一段時間之後，重新獲得學界的重視。
第四節 1990 年代以來的發展
進入 1990 年代之後，採取社會學研究途徑的政治學者開始將注意力集中於 社會影響力的理論化，但也出現了一些爭議。Huckfeldt 與 Sprague (1991)首先引 用 Burt(1987)關於社會影響力的兩個理論模型：社會聚合(social cohesion)模型與 結構等效(structural equivalence)模型。社會聚合模型認為人我接近程度及關係重 要程度是影響社會影響力的主要因素。此一模型主要依賴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假 定，在政治學中以政治社會化理論最具代表性；結構等效模型則強調人我共通社 會位置是影響社會影響力的主要因素。人們由於身處相似的社會關係、擁有相似
7近期文獻也指出美國選民的選擇性接觸可能並不包括對立場相異資訊的排除。同時個人一旦接 觸與本身立場相異的意見，會花更多時間閱讀。另外，相較於共和黨支持者，民主黨支持者較 願意接觸正反兩面意見。相關討論可參照 Garrett(2006; 2009)。劉正山（2009）指出台灣具政黨 認同的選民傾向優先收視傾向相同的政論性節目。但未論及選民是否刻意排除立場相異資訊。
故筆者以為資訊來源對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變動仍具有一定解釋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的社會互動模式，因而擁有相似的特徵。Huckfeldt 與 Sprague 同樣使用 1984 年南灣調查的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關係遠近、互動頻率等社會聚合模型中的 重要因素，對選民受討論人影響的程度並無顯著影響；相對的，諸如在環境中屬 於多數或少數等社會結構因素，其影響力便十分明顯。Huckfeldt 與 Sprague 因 而認為結構等效模型是解釋社會影響力的有力假說。
然而，Huckfeldt 與 Sprague 在分析中僅使用南灣調查第三波與滾雪球抽樣所 得資料，並未將受訪者投票決定在三波中的變化完整納入；而在此之前，MacKuen 與 Brown(1987)使用 1980 年 NES 定群追蹤資料分析社會脈絡對選民投票意向變 動的影響，卻發現互動頻率對社會脈絡影響力有所影響。Kenny(1994)故而以受 訪者政黨偏好在三波訪問中的變化作為依變數，重新分析南灣調查所得資料，結 果仍與社會聚合模型的預期一致。Kenny 認為這可能是由於社會聚合模型更適於 描述長期態度變化，而非短期決定之故；為進一步和 Huckfeldt 與 Sprague 的研 究結果進行比較，Kenny(1998)以投票意向的變化作為依變數，使用 Huckfeldt 與 Sprague 的模型重新進行分析，結果在 Huckfeldt 與 Sprague 研究中並不顯著的接 觸頻率、關係遠近等變數，對討論人影響力的影響仍達到統計上顯著的程度。這 使 Kenny 更加確定橫斷面(cross-sectional)資料在描述脈絡影響力方面的不足：橫 斷面資料只能捕捉受訪者與其討論人的意見是否一致，但意見是否一致並不必然 能反映討論人意見對受訪者的影響。而 Kenny 的研究成果也顯示研究方法的選 擇，在脈絡影響力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另外，由於研究社會脈絡的學者逐漸傾向以政治傳播的概念詮釋社會脈絡的 影響力8，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力也逐漸重獲政治學者的重視。Beck(1991)指出，
相較於同質性高的人際網絡，立場較為中性的大眾傳播媒體較可能為個人帶來不 同立場的政治訊息，進而促成政治態度的轉變。然而這樣的發現，與媒體皆帶有
8 MacKuen 與 Brown(1987)發現社會脈絡的影響力在三波訪問中續有變動，因此認為社會脈絡 只是一個資訊媒介，實質影響需視其所傳遞之資訊內容而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政治偏差的傳統認知並不一致，促使學者進一步探究現代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內 容。透過對 1992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電視、報紙所進行的內容分析，Dalton、Beck 與 Huckfeldt(1998)發現電視、報紙對於候選人確實傾向採取帄衡報導，使其成 為 Zaller(1992)所稱的雙元訊息(two- message)，降低了訊息的說服力。但報紙的 社論則具有較為明確的立場，符合 Zaller 所稱的單元訊息(one- message)，因而可 對選民的候選人偏好產生影響。而在學界重新開始注意大眾傳播媒體與人際網絡 的互動之後，Beck 等人(2002)也將人際網絡、次級團體(secondary group)活動與 媒介使用納入同一分析架構，結果發現人際網絡與次級團體所傳遞的訊息具有較 明確的立場，足以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同時 Beck 等人也發現，對選舉較不感 興趣的選民，其投票決定較易受各種媒介的影響，呼應了 Zaller(1992)對高度政 治認知(political awareness)民眾較不易受媒介影響的發現。Schmitt-Beck(2003)則 根據 Katz 與 Lazarsfeld(1964)對人際影響力的研究，提出了大眾傳播媒體影響力 的「過濾假設」(filter hypothesis)：同質性的人際網絡會影響個人對於大眾傳播 訊息的解讀方式，它強化與人際網絡傾向相同的訊息，同時使身處網絡中的個人 忽視反面訊息；異質與中立的人際網絡則無此作用。Schmitt-Beck 使用各國選舉 比較計畫(Comparative National Elections Project, CNEP)收錄的資料比較了美 國、英國、西班牙與西德四國選舉中人際網絡對大眾傳播媒體影響力的影響，結 果人際網絡與媒體閱聽的交互效果都達到統計上顯著的程度，符合過濾假設的預 期。而在上述針對投票決定的研究之外，也有學者詴圖透過人際網絡與社會脈絡 的變動，探討政黨認同的變動。如 Stoker 和 Jennings(2005)對美國、Zuckman、
Fitzgerald 和 Dasovic(2005)對英國、德國的研究均發現夫妻會彼此影響，造成夫 妻在政黨認同等各項政治態度上的差異逐漸縮小；Kohler(2005)則發現在德國，
選民社會階級位置上的變動也會造成政黨認同的變動：由勞動者轉為雇主或自營 商時，選民政黨認同會轉向基民/基社同盟；由雇主或自營商轉為勞動者時，選 民政黨認同則會轉向社會民主黨。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近年來媒體接觸、人際網絡、社會脈絡影響選 民政治態度的相關研究具有以下趨勢：1. 以資訊偏差傳播的觀點統一解釋大眾 傳播媒介使用型態、人際網絡、次級團體參與及地域政治屬性對選民政治態度的 影響。資訊的來源之所以對選民的各種政治態度具有影響，原因在於各種媒介傳 達的資訊多少具有政治偏差。一旦選民受限於時空因素，無法全面接收各方資 訊，資訊的政治偏差便很可能透過認知過程，轉變為態度上的政治偏差(Beck et al.
2002, 57)。於是上述各種對選民接收的資訊內容具有影響力的各種因素，便可以 納入同一分析架構之下；2. 強調媒介與各種社會影響的動態特質，盡可能使用 定群追蹤調查資料進行分析；3. 人際網絡與大眾傳播媒介不再被視為彼此獨立 的傳播管道，同質性人際網絡可能影響大眾傳播媒介的效力。然而由於資料上的 限制，現存的研究文獻多各有所偏。前述 Beck 等人與 Schmitt-Beck 的研究，便 僅使用橫斷面資料。另外，相較於被視為短期活動的投票決定，以政黨認同作為 研究對象的研究仍屬少數。故本研究詴圖透過追蹤調查資料的使用研究政黨認同 的穩定與變遷，期能對此一議題的研究成果有所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