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檢閱
第一節 社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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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民的媒介使用、人際網絡，以及所處社會脈絡探討選民所持的政治態 度，這樣的研究途徑在選舉研究領域中其實由來已久。在早期研究中，學者習以 選民所在地區的人文區位因素作為當地選民整體政治傾向的解釋。隨著調查研究 方法的發展，此一研究途徑亦逐漸轉以個人在環境中的經歷與所得資訊，來解釋 選民所持的政治態度。即便是主張以政黨認同作為主要解釋變數的 Campbell 等 人，也並不否認政黨認同可能因個人經歷影響而產生變動(Campbell et al. 1960, 133-135, 166)。但由於後續研究遭遇研究方法上的限制4，使得此一研究途徑沉寂 了一段時間。直到 1980 年代末期，才重新受到學界的重視。以下即分就媒介使 用、人際網絡，與社會脈絡三大研究主題的歷史發展，進行文獻的整理與回顧。
第一節 社會脈絡
政治學者很早就發現個人的政治態度，與其所處的環境密切相關。早在 1937 年，Tingsten 已經指出瑞典社會主義政黨在工人階層居多的地區，得票經常超越 工人階層所佔比例；反之，在工人階層僅佔少數的地區，社會主義政黨的得票常 低於工人階層比例。Tingsten 將此種群聚效果歸因於下列三項因素：1. 居住在富 裕地區和窮困地區的勞動者，本質上有所不同；2. 社交環境影響選民；3. 政黨 在有較大潛在支持群的地區會更積極宣傳(Tingsten 1963, 177-180)。然而，由於 Tingsten 的研究使用的是整體資料(aggregate data)，對於上述三項因素的實際影 響力，Tingsten 並無法做進一步的說明。
到了 1940 年，Lazarsfeld 等人於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對俄亥俄州艾利郡中六百 位選民進行每月一次，共計七次的追蹤訪問。結果發現個人的投票決定，會受其 所處團體的政治預存傾向(political predisposition)影響。政治態度與其預存傾向不 一致的個人，做出投票決定的時間點較晚。Lazarsfeld 等人認為這些選民是受到 交叉壓力(cross-pressure)的影響，即選民所持政治態度和各預存傾向間存在方向
4在 1960 年代，調查研究尚未引進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來獲取受訪者與他人間的關係，
當時的統計技術亦仍以樣本彼此獨立為基本假設(Zuckerman 2005,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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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衝突，使其難以決定投票對象。相對的，身處無衝突、高同質性團體的選民，
其投票決定則少有變動。另外，原先沒有確定投票意向的選民會傾向投給預期的 選舉贏家。Lazarsfeld 等人的發現，證實選民所處社群的整體政治傾向，確實會 影響社群中個別選民的政治態度，並使個人的政治態度傾向與其所屬群體一致。
Katz 和 Eldersveld(1961)認 為這 種社 群對 個體 的影響 是花 車效 應(bandwagon effect)的一種特例。
然 而 社 會 脈 絡 對 個 人 政 治 態 度 的 影 響 面 向 ， 並 不 僅 止 於 以 上 所 述 。 Ennis(1962)便指出三種足以影響投票行為的社會脈絡與其作用途徑：1. 人口結 構(demographic structure)。階級、宗教等政治預存傾向，在都市、鄉村地區的表 現並不相同。階級因素在都市地區影響力較強，宗教因素在鄉村地區影響力較 強；2. 政黨優勢(party preponderance)。在當地具有較多支持者的政黨，能夠獲得 遠較選前調查為多的選票支持。支持者較少的政黨則無此種情況；3. 意見氣候 (climates of opinion)。意見氣候會改變選民在做投票決定時各項判準的優先順 序，從而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
正當脈絡研究在社會科學領域持續發展的同時，社會心理學家也在探討個人 行為如何受他人行動影響。社會心理學家發現團體中的個人會因許多因素改變行 為(Deutsch and Gerard 1955; Kelley 1952)。這些因素包括資訊影響力、規範影響 力，以及人際影響力。以下即對這三種因素做進一步說明：
一、資訊影響力(informational influence)
資訊影響力源於因觀察其他人而發現的情境新資訊。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 狀況會讓個人不知所措。此時其他人的行動就會成為重要的訊息來源，可以協助 個人在曖昧情況下適當地行動。但資訊影響力的作用並不僅止於此。訊息的二元 歷程理論5指出直接（系統的）及間接（捷思式的）兩種歷程可能導致社會影響。
5 Chaiken(1980)提出「捷思式-系統式二元訊息處理途徑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dual-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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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直接的歷程而言，接觸他人的立場，除了提供深度資訊及對資訊進行更周密的 分析，也可能造成團體成員重新解釋或建構議題的主要面向；而間接的歷程，則 特別容易在團體成員的認知資源有限，或沒有迫使成員尋求其他有用資訊的刺激 時出現。此時團體成員使用精簡的推論原則或經驗法則(rule of thumb)，快速做 成決定。
實驗顯示，資訊影響力通常在情況曖昧不明、被迫做出決定及他人是專家等 三種情況下出現。Katz 和 Lazarsfeld(1964)認為選舉中總有某些選民也符合資訊 影響力出現的條件：選民對於政黨、候選人及其政見，僅具有相當有限的認知；
參與投票是公民義務；社會中部分意見領袖對議題的認知，遠在一般選民之上。
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民便極有可能以其他人的立場與行動，作為個人立場與行動 的 依 據 。 Sokhey 與 McClurg(2008) 也 發 現 ， 在 控 制 政 治 練 達 度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等相關變數之後，討論網絡中意見不一致程度較高的選民，較不易 根據自己的政黨認同與議題立場做出正確投票。顯見選民討論網絡中的意見確能 影響選民的決策。
二、規範影響力(normative influence)
規範影響力使我們以與團體規範一致的方式感覺、思考及行動。規範不僅是 外在的束縛，也是內化的標準。人們遵守規範不僅因為害怕不遵從規範可能導致 人際關係的負面影響，如遭排斥、嘲笑及處罰；有時也因為感覺個人不得不達成 團體對自己的期望所致。另外，違反規範產生的內心焦慮與痛苦，讓規範影響力 較資訊影響力表現得更強烈而持久。然而在個人尚未將團體規範內化為個人標準 時，規範影響力雖能導致個人公開順從團體的信念和行為，但不見得會導致個人
model, HSM)。HSM 假定個人處理訊息時可能採取捷思式或系統式的策略，或是兩者並用。當 個人以捷思式途徑來處理資訊時，收訊者只要依賴一些表面的、容易處理的，或非內容性的訊 息線索，然後透過較少的思考與認知心力便可決定是否接受該訊息所欲傳達的論點。因此當訊 息接受者的涉入程度低、訊息處理的知覺容量少、或未接受到深度訊息時較容易採取此一策略。
而當個人以系統式途徑來處理資訊時，表示收訊者需要付出較多的認知心力去探究、分析與比 較各種資訊，以理解或評估某項訊息的論點是否值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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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接納團體的信念和行為。
在政治學界，較常以規範影響力說明社會脈絡影響的議題，當數政治參與。
Verba 與 Nie(1972, 145)在討論年齡與政治參與的關係時，便指出參與的提升可能 是社會規範逐漸內化的影響。Huckfeldt(1979)也指出高教育程度的選民，在高教 育程度社區中會有更高的政治參與；相較之下，低教育程度的選民，在高教育程 度社區中，政治參與卻會降低。此時，對環境中規範的接受與排斥，便可合理的 用以解釋此種差異的產生：高度政治參與是高教育程度者的共通認知，因而可在 同質團體中進一步強化；面對已在高教育程度團體中確立為規範的政治參與，低 教育程度者便傾向背離之，以確保團體界線的明確。
三、人際影響力(interpersonal influence)
人際影響力可透過語言及非語言的方式，如：抱怨、要求、威脅、懇求、協 商、壓力、操縱及拒絕等引貣改變。Schachter 於 1951 年進行一項人際影響的實 驗，他安插了三種同謀者於男性的討論團體中：「異議者」(deviant)從頭到尾都 不同意多數人的意見，「改變者」(slider)剛開始不同意，但討論後表現從眾的行 為，「同流者」(mode)則從頭到尾與多數人持有相同的意見。
Schachter(1951)的研究強調對少數包容(inclusive)及排斥(exclusive)反應的差 異。大部分團體在異議出現時尚能包容異議者，多數與少數間的溝通密集，且少 數仍被視為團體內的成員；但如果排斥反應出現，與異議者的溝通將減少且伴隨 明顯的敵意，少數也將被多數排除於團體外。Schachter 的研究同時發現異議者 在團體中經常最不受歡迎，常需負擔較多的雜務；同流者在團體中最受歡迎；改 變者雖僅短暫不認同多數，但仍不如同流者受歡迎。由此可知些許反對即可能導 致人際拒絕，而且人際拒絕在具凝聚力的團體表現得更為顯著。
當然，由於現代選舉採取無記名投票，個人不一定要在公開場合表明自己的 政治偏好，使得規範影響力與人際影響力大打折扣。但在 Lazarsfeld 等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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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中，我們仍可尋得人際影響力的蹤跡。Lazarsfeld 等人認為相較於大眾傳播，
人際傳播的資訊影響力更大。其原因可歸結為以下數點(Lazarsfeld et al. 1968, 150-157)：1. 真正可能改變投票決定的游離選民不常接觸正式媒體；2. 人際傳 播場合多屬偶然，不易被選擇性排除；3. 內容、方式可因人事時地制宜；4. 可 對接收對象施壓；5. 人際關係增強了資訊和閱聽人之間的相關性，及其可靠程 度；6. 可直接以行動引導閱聽人投票。其中與策略運用相關的 3、4、6 點，便 是人際影響力的展現。
基於上述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成果，Putnam (1966)詴圖自人際互動的觀點探 討社會脈絡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Lazarsfeld 等人已經指出同質性團體成員 間的互動，對於團體成員既有的共通政治態度具有強化效果。但在社區層級以上 的社會脈絡如何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當時美國學界尚無定論。Putnam 整理了當 時學界對於社會脈絡影響力提出的三種假說：1. 政黨活動(Party activity)論，認
基於上述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成果，Putnam (1966)詴圖自人際互動的觀點探 討社會脈絡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Lazarsfeld 等人已經指出同質性團體成員 間的互動，對於團體成員既有的共通政治態度具有強化效果。但在社區層級以上 的社會脈絡如何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當時美國學界尚無定論。Putnam 整理了當 時學界對於社會脈絡影響力提出的三種假說：1. 政黨活動(Party activity)論，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