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本無所謂正不正；是過去的學者將其所認為重要的事列為正史，非要 之事則排除在外而來。《六家》即為劉氏所認可之正史，作者指出當中劉氏 評論的若干缺謬：未察書寫者的時代背景，會影響寫作的訴求和形式。如劉 氏認為史記僅是《春秋》的「整齊故事」續作，令作者相當不服；不明各時 代歷史書寫有不同體例，純以己見繩古人。201劉氏充分展現出論史之眼光，
卻也顯露出對經的了解不足202，故以相同標準評論《尚書》、《春秋》，此又為 不分體例差異之一例。劉氏文中顯露明顯的偏好（偏好左氏）203，導致部分 評論有失公允、未滲入體察史作所蘊含「記事」之外的宗旨與時代性；然其 精銳的史識與勇於批判傳說、古人著作的精神，誠屬治史所必需。正如作者 所言「人之見解，非旦夕可變；故史之需改做，亦每閱數百年而後有此趨向。
而大史家遂應運而生焉。」204
文史通義評
〈序〉先闡述章學誠（實齋）的重要性：「其說不必盡合於今；然精深 透闢，足以矯前此之師，而為後人導其先路者甚多。」205讀其作品可了解思 想如何轉變，以及新說產生影響、引發轉變前，中國史學思想的原貌，此對 治國、治學都極其重要。
作者讚章氏「凡作一事，必先問此事何以須作」206，反對一事也必有道 理可循。其史學立場：既反宋學，又反漢學。反宋學之空言無食，一反清代
201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137
202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192-193
203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207
204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171
205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231
206
漢學徒專研於考據方法，不不去思考其目的何在，失去當初實學救弊的初 衷。章氏認為「道存於事」，求道者必於事，故最看重史學，又對史事何須 記、如何記更加嚴謹。「古者文與學不分；離文與學而言道，尤絕無此事」，
章氏重義理、講考據，亦不因此廢文事。綜合上述，作者認為章學誠可謂調 和宋學、漢學與文學之人。207
〈易教〉三篇，申《易》為周代政典之見。章氏謂聖人不以空言立教，
教學必須習於事，因此主張政教合一、官師不分。作者認為此為章氏試圖在 他所生之時，政、學風氣的問題傅之於經，以圖解救時弊；雖未能盡善，卻 也不失為一種見解，何況人的想法究會囿於當時的社會風氣。
〈書教〉三篇，作者視為章氏史論最重之作，精髓在一句「史為例拘，
當求無例之始」。208作史的目的是將一時代重要的事記錄下來，使後人明白其 時真相；但每個時代下「重要」的判斷卻不一致，因此作史者的洞察力格重 要，不僅思考要能在時代間穿梭，心胸要能容下各種體例、出處的史料，章 氏提出「因事命篇，不拘長格」，旨在改革科舉所造成因襲的文風。古人本 無作史以照後人之意，其所謂作史者，只是將當時是為奇異之事筆知以備遺 忘，或必須參考之見，保存以被將來覆核。209故章學誠強調後世作史者必須 有別於一般記述者的專業、態度，勇於跳脫出古人記載的框架，舒展己見。
〈詩教〉二則溯文學之源。文體隨著時代演化，由少而多、由簡入繁；然後 世文體皆由古代數種主要的文體分化而出。張氏認為，洞明文體源流，持以 觀他人文字，可瞭然於其得失，也能減少自身寫作的缺謬。下篇進一步說明，
文有其質、有其形，拘其形而昧其質，或重質而蔑形皆不可。210章氏所生之 時人為文太過拘泥文字形式，故主要導人回歸文字本質。
〈原道〉三篇為章氏斥宋學末流之弊之作，申論其「離事不可以言道」
207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232
208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240
209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241
210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244
之說。同樣地，章氏亦不認同考據學者徒就考據事實，而未綜合之以立一原 理的作法；「學問之所以研究者為事，而其所求者為理。」211章氏強調考據的
「眼光」，眼光來自於天賦，最好又能不易受喜怒哀樂影響，但不乏人溺己 溺之胸襟；這也是做學問必須終身抱持的態度。
〈言公〉三篇辨論古代著述者言論是否「自私其言」的問題。古代諸子 百家之書，皆非自著，閱讀者只須辨其流派，不必講求作者。近代為著作真 偽議論紛紛，問題根源還是不明古人引言、輯佚之體例不同於後世。212
〈史德〉談史學客觀、求知的態度。〈史釋〉伸道存於器之見，職掌政權者 有判讀史書史料的能力，才有可能將之運用於時政，真正發揮史以輔政之功 效。
〈史注〉談史作必須著名徵引文獻，並且闡明文獻獲取及採用的緣由。
作者認為史學方法時代愈近愈密、愈趨客觀213；古人編纂的史材去取尚不嚴 謹，有待後人別擇。然而史文一經重修，可信度必不如原稿，若非有所訂正，
誤必在重修之文稿；因此章氏主張修史、注史的同時必須保留其原稿以備日 後有考證核查的需求。214
〈文德〉、〈文理〉兩篇，前者談文學作品必須「理」的底藴，否則不足 為文。後者論文學作品的內容何以不可奉為標準，「文學之美，必由直覺」，
作者個人的情感、靈感抒發，目的本非再現古人的想法，自然也不是為了喻 諸眾人。
後續篇章〈天喻〉、〈師說〉、〈假年〉、〈感遇〉、〈辨似〉、〈說林〉等，從 不同切入點談章氏所社會與文史學界現況與問題。〈天喻〉闡述宋漢學之爭 議；〈師說〉伸師者的專業、職業態度；後三篇章氏批評當代文人學者的垢 弊：流俗務博而不重視知識專精者、一崇古薄今趨時之士、騖名趨利之士；
211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205
212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251
213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253
214
〈說林〉與〈天喻〉相呼應，「天下之論，大抵起於一時之弊。」215學術潮流 的起落，各因時會，因此不必相非、樹對立之關係，惟趨附雷同不可取。前 述狀況和文人學者的度量有關，〈知難〉即探究「相知」難得的原因。〈匡謬〉、
〈俗嫌〉攻「流俗」；〈繁稱〉強調「質」對文章的重要性以及雅正之必要；
〈質性〉批判「有文而無質」；〈砭俗〉則進一步強調文出於質乃萬變不離之 宗，章氏謂「事萬變，文亦萬變；事不變，文亦不變」；〈鍼名〉、〈砭譯〉告 誡「浮名」不足信及好名之弊。216
〈申鄭〉與〈答客問〉三篇，作者認為是章氏宗旨所在，保存了許多重 要思想。內容談作史步驟：第一步搜集材料、第二步考訂與整理編輯、第三 步「善用之以成一書」（265）217。作者認為此篇見地與今日史學家大致相符。
後續又有〈答問〉、〈古文公式〉、〈古文十弊〉等篇章討論作文章的要義。
作者在本書評末附上〈章學誠的史學思想〉一文。闡明章氏所值時代與時代 如何影響他的寫作信念、治史主張，也記錄後世對章氏史學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