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同志的社會處境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了更清楚研究問題，本章整理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社會環 境對同志認同的影響是最根本的源頭，因此第一節先探討同志的社會處境與面 對社會污名化的方法。接著第二節進一步了解在恐同的社會環境下，同志認同 的歷程。影響認同發展的領域，除了工作、宗教、性別…外，休閒也是這個過 程的一部分，因此第三節從休閒理論的觀點，將休閒場域、休閒活動與認同三 者相互建構，作一思索和整理。
第一節 同志的社會處境
談到台灣的同志處境，就得談到「同性戀恐懼症」（homophobia）7。張小 虹（1998）表示同性戀恐懼症在某種層次上與「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一樣，
皆是以差異性取向（種族、性別…）作為中心 邊緣、正常 變態、強 弱、
善 惡的劃分，但是社會的「同性戀恐懼症」不只是心理與身體的嫌惡與排拒 而已，還有價值上的評價，因此進一步將同性戀者逼入狹小陰暗的「衣櫃」，不 見天日。
壹、恐同的社會環境
同性戀恐懼症，簡稱「恐同」。「恐同」包含兩層的意義，其一，乃異性 戀對於同性戀的恐懼，異性戀者對同性戀者的恐懼被泛稱恐同（homophobia）；
其二，是同性戀者對於自己同性情慾的恐懼，將社會反同性戀的厭惡態度加以 內化，則被指稱為內化恐同（internalized homophobia）。有部分學者針對「恐 同」現象做進一步的研究，就恐同的範疇，Lourde在1984年提出恐同的表現方 式分別為個人的恐同（personal homophobia）、人際間的恐同（interpersonal homophobia）、機 構 的恐同 （institutional homophobia）和 文化的 恐 同
7 同性戀恐懼症，不是國際精神醫療學會承認且使用之名詞，而是創造於歐美六○年代後同性 戀平權運動中，使用「恐懼症」這個名詞，目的在對抗並嘲鬧反同性戀的行動與意識形態，並 翻轉過去同性戀被精神醫療學科病態化之現象；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語言實 踐（limguistic practice）。參見趙彥寧（2001b）。看不見的權力。載於戴著草帽到處去旅行：性 別、權力、國家（頁1-26）。台北：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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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homophobia）四種形式（引自張銘峰，2001）。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個人的恐同
社會被認為是異性戀的世界，因此社會環境形塑大眾認為同性戀者是罪惡 的、不正常的、有病的，對於同性情慾感到害怕、不舒服、討厭等感受。社會 對同性戀的污名化（stigma），不僅教導了異性戀者，同性戀者也深受影響。
因此，污名影響了同志自我認同，致使自我接納的困難，內化同志自身的恐同。
二、人際間的恐同
以個人恐同為基準所引發的個人行為，透過命名、開玩笑、語言或肢體的 傷害等方式攻擊同性戀者。人際間恐同有可能暴力攻擊、傷害同志，也可能透 過非暴力的方式表達，像是對於同志身份的家人、同事、同學保持距離或冷淡 對待，甚至不與同志維繫關係。Herek在2001年於研究中指出，異性戀者對於同 性戀者的負面刻板印象及態度，可以透過「接觸」（contact）而有較為正面的 態度（引自張銘峰，2001）。「接觸」的確是開啟異性戀者認識同性戀者的一 條道路，但其就像是雙面刃一樣，只要個人的恐同沒有消失或減弱，縱然異性 戀者與同性戀者有所接觸，仍然是以偏見、歧視的目光注視著同性戀者，這樣 不僅對同性戀者沒有幫助，甚至可能造成同性戀者遭受嘲弄、攻擊。
三、機構的恐同
機構的恐同透過各種管道表現，如政府、企業、校園…，甚至一些其他機 構或組織。家庭、工作環境、學校等都可能有恐同情結，對同志的性傾向歧視 存在著。
家庭是提供每個人安全、溫暖最重要的環境，但同志在家庭中，卻可能因 為同志的身分，而與家人漸行漸遠，甚至於現身後，需要面對與家人的衝突。
畢恆達（2004）表示在異性戀為主的社會，大眾對於同性戀不甚了解，又接收 了媒體所建構的同性戀污名，因此同志在家庭中必須將家庭的生活空間和同志 生活做一個有效的區隔，因此建構出「雙重生活空間」。在家庭中缺乏生活空 間的隱私之情況下，限制了同志在家中展現同志認同的的自由，如同志書籍、
影帶的收集都可能引起家人的懷疑，再加上同志的身分在家中不能現身，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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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舒展及認同，與家人的關係常呈現漸行漸遠的緊張狀態，甚至會有計畫性 離家的狀況。同樣的，曾寶瑩（2000）也表示，同性戀家庭的衝突涉及個體、
家庭與社會三個層面，父母對同志的刻板印象，源自於社會整體對同志歧視的 結構下，加上父母與子女不對等的權力關係，都可能造成同志在受迫的情境下，
不是得接受性傾向的矯正，即可能面臨行動的受限。而林欣億（2003）的研究 亦指出，可以從家看到社會位階的關係，在父權異性戀的家，排除了同性戀在 家中存在的可能性，女同志因此在家中得壓抑性慾認同，過著擔憂被曝光的緊 張心理攻防戰生活。甚至如同陳耀民（2001）所說的，同志的現身，可能會被 家庭放逐，以及不斷的被污名化。綜合以上可知，社會構築對同性戀的偏見，
家庭的聯結又以異性戀價值為主，且父母與子女因社會位階而有落差的權力關 係，使得同志對父母知曉其性傾向時的恐同反應，「在家」與「離家」成為兩 難狀況，既要避免家庭成員的壓迫，但在同志情慾與家人感情上又難以雙雙兼 顧。
在各種工作場域中，同志亦可能承受不能曝光身份的壓力，甚至同志身份 曝光後可能面臨的被迫自動離職的後果。賴麒中（1998）的研究彰顯，多數男 同志預期其同志身分會受到歧視的壓力，因此在職場中不敢暴露性傾向。可見 性傾向的歧視在工作場域中也有形無形的存在著，不僅讓同志於異性戀為主的 工作情境中感受到來自於自己身份曝光的擔憂，以及同志言談中對於同志的污 名所產生的壓力與不適，更可能同志身份曝光而遭到解職，凡此種種都彰顯了 異性戀霸權的恐同心態，透過機構的方式在對同志進行壓迫與宰制。
同樣的在校園裡，不管是同志學生或是同志教師，亦可能隱藏自己的性取 向，甚至在隱蔽的校園空間中尋找屬於同志的身分展現。從校園中看女同志的 存還（survival）機制，高中校園做為連接教育和管訓的空間和機構，不論是 訓導體系嚴格的身體規馴，或是輔導體系對情慾的控制，皆是規訓與禁制，不 僅對同志視而不見，甚至避而不談，更加顯現出異性戀機制的穿透，要每個學 生都是異性戀者，也就是說「校園成為同志最大的衣櫃」（張喬婷，1998，2000），
但同志在校園中展開的認同，以刊物的連結，結合網路社群，到成立同志社團 逐漸展開，並未因此而受到禁錮。「台大強迫曝光事件」也是校園的恐同事件 之例，在台大學生代表的選舉中，有意參選和已擔任校園公職學生（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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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身份，被黑函強迫曝光，認為同志要任公職，必須先公布其性傾向，以示 對選民的負責（白佩姬，1996；朱偉誠，2000；倪家珍，1997；張娟芬，1998）。
在這事件中，最令人非議的是打著同志運動的旗幟，要求同志現身，卻在未經 當事人同意或毫無根據的情況之下，逕行宣稱某些參選公職的人同志身份，不 僅引起校園內熱烈討論，當中也顯露出校園中依舊瀰漫著恐同的氛圍，甚至連
「恐同」都可被直接的運用在選舉攻擊策略上，如同趙彥寧（1997：61）所言
「性 別的標籤在恐同性戀的異性戀霸權結構中，確實可以成為有利的殺傷工 具」。
同志學生為校園恐同環境中的弱勢，同樣的，身為教師者，在傳統尊師重 道的文化氛圍中，於恐同的校園裡，也有其矛盾的處境、內心的掙扎和適應因 應之道。強淑敏（1998）對同志教師處境的研究中發現，同志教師背負著道德 與污名的衝突，因為傳統文化的陶染下，形塑出教師神聖、道德崇高的社會形 象，但同性戀者在媒體渲染打造中，卻拼貼出犯罪、變態的污名圖像。在這樣 的背景下，同性戀教師以身體力行、讓人看見做為化解道德/污名衝突的因應之 道，並企圖由知識層面進行鬆動強固的性/別疆界；而在現身與隱藏之生存策略 中，提到在學校場域中，部份同性戀教師選擇隱藏為其生存之道，以單身訴求、
虛晃伎倆與婚姻護膜的論述策略來面對學校教師的關心詢問。因校園環境氛圍 的保守，在其中看見，規訓的機制存在師生間、學校行政體系與學生間，也存 在教師同儕間，整個學校環境可以說是異性戀為主的空間，對於同志身份的展 現是壓抑與漠視的。
四、文化的恐同
文化的恐同亦被稱為性傾向歧視，媒介如電視、報刊、大眾書籍等都透過 不同的管道，對同志行歧視污名之實。1992 年台視新聞世界報導播出「女同性 戀的世界」系列報導，與 1998 年華視夜間新聞於「新聞特搜隊」單元中，播出
「女同志酒吧，另類樂園」報導，記者潛入女同志酒吧進行偷拍，播出時加上 充滿刻板印象的負面旁白，強迫曝光的後果導致兩家 T 吧關門（魚玄阿璣、鄭 美里，1997；張娟芬，1998；賴鈺麟，2002）；以及東森電視台未經陳俊志導 演的同意盜用紀錄片「美麗少年」片段將近四分鐘，並移花接木的出現損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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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形象（李德能，2003）。可見媒體傳播不僅加深社會大眾對同志的偏見與 歧視，甚至對同志人權的不尊重，侵犯其隱私權。
除了電視媒體對於同志污名的惡意報導，在書刊中也可見到對於同志的污 名與歧視，亦可見恐同心態的彰顯及對同志的不了解。在醫學的研究報告中，
像是衛生署委託台大公衛研究所教授涂醒哲所做的「同性戀者流行病學研究報
像是衛生署委託台大公衛研究所教授涂醒哲所做的「同性戀者流行病學研究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