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報應：對不仁與不臣的嚴肅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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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章將深入探討文本內部的「虛，實」關係，就創作者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意 涵之使用，看待「變異書寫」如何展現其「奇」，又如何預知事件的進展，然後 在小說人物的「誤解」之中造成懸念，達到「虛，實」交錯的閱讀趣味。本章分 二節。第一節為「『奇書，伏線』：文化意涵與閱讀趣味的巧妙結合」。《三國演義》

與《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向稱「四大奇書」。「奇書」之研究，學界 如浦安迪曾有相當精彩的論述⁸⁰。而關於《三國演義》之「變異書寫」如何為奇，

或許亦可自毛評獲得一些借鑑，例如論趙雲單騎救主，不慎陷入土坑，「張郃挺 鎗來刺，忽然一道紅光，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三國演 義》，第 41 回，頁 324），毛評曰：「亦大奇事。本是趙雲保阿斗，此卻是阿斗保 趙雲矣⁸¹。」從中可以看出，「非常」與「常」的對揚，帶給讀者一定的奇幻感。

另一方面，「變異書寫」又為情節之推衍提供「伏線」，例如小說敘曹操掃蕩二袁、

計定遼東之後，「是夜宿於冀州城東角樓上，憑欄仰觀天文。時荀攸在側。操指 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也。』」（《三國演義》，第 33 回，頁 264）毛評即 云：「又為後文赤壁兵敗伏線⁸²。」類似之文，尚可挖掘。綜合而言，創作者靈活 運用「變異書寫」，從而達到閱讀趣味的提昇，為本節討論之核心。第二節為「『迷 惑，誤解』：符碼解讀的偏移與事件發展的懸念」。本節著眼點在於，《三國演義》

「變異」之談，有以編碼的方式埋藏於文本者，但是小說人物如何解碼則左右著 讀者對於情節發展的判斷，其中當然也有直接的預知，有些卻在「誤解」之下導 引至截然不同的走向，不僅影響小說人物之心理與舉措，同時也造成閱讀接受上 的懸念，藉由這樣的落差感引發詼奇奧妙之功效，形成「虛，實」匯合之大文章，

誠有探討的價值。

第五章、褒揚與貶斥──《三國演義》「變異書寫」之價值判斷 第一節、英雄隕落：神化與非命的兩種死亡設計

第二節、因果報應：對不仁與不臣的嚴肅譴責

第三節、民心向背：悖逆鬼神與傷痕安撫的不同姿態 小結

說明：

本章則欲析剖《三國演義》運用「怪異非常」之資的褒貶意識。本章分三節。

第一節為「英雄隕落：神化與非命的兩種死亡設計」。此主要從三國人物之死亡 出發，其中有被神化而飛昇、英魂不朽者，以蜀漢的關羽與諸葛亮最為明顯，但 也有若干豪傑之棄世，卻沾染上玄異奇詭的恐怖氛圍，瞬而暴逝、橫亡，例如孫 策、呂蒙、曹操、夏侯惇、曹叡、司馬師等，展露的是一種呼應民間愛惡的貶斥

80 浦安迪提出「奇書體」之說，認為「四大奇書」皆為嚴肅意義的「文人小說」，具備嚴謹的結 構與修辭，並以「反諷」意識寄託創作者的價值與抱負，並非一般以為的通俗之作。見氏著、

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

81 陳曦鐘、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上冊，頁 525。

82 陳曦鐘、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上冊，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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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可以看出作者傾注的臧否意識。第二節為「因果報應：對不仁與不臣的嚴 肅譴責」。因果報應之說源自佛教，在中國小說中捨棄了複雜化的教義，形成勸 戒人心的教化工具，在各文本中俯拾皆是⁸³。《三國演義》中，因果報應之描述，

主要集中在曹魏一家，其中的貶抑態度卓然昭彰，足以佐證創作者「擁劉反曹」

之意識。第三節為「民心向背：悖逆鬼神與傷痕安撫的不同姿態」。本節將就幾 位征服者－－孫策、諸葛亮、鍾會，比較其人對於鬼神之迥異態度，展露的實為 離合民心的高低有別，因此亦能一窺小說作者「褒揚，貶斥」之貫徹，筆者將以 此作為本章之結束，直指《三國演義》運用「變異書寫」的嚴肅意味。

本論文之各章節安排大致如上所述，希望藉由外緣而文本，剖析其中虛實交 融的敘事策略，然後揭櫫創作者之褒貶意識，在論證過程當中，將會看到「虛實」

中蘊涵「褒貶」、「褒貶」脫化自「虛實」的手筆，從「虛實」與「褒貶」的角度 來統整《三國演義》之「變異書寫」，以為本論文之宗旨。

83 可參見劉勇強：〈論古代小說因果報應觀念的藝術化過程與形態〉，《文學遺產》第 1 期（2007 年），頁 118-129。據其整理，因果報應觀念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有「普泛化」、「世俗化」、「諧 謔化」與「柔性化」等傾向，實已非嚴格意義上的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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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鎔鑄與裁剪──《三國演義》對史傳、平話、

雜劇「變異書寫」的轉化

第一節、直接移植：軌跡可尋的材料運用

關於《三國演義》之創作者對史傳、平話、雜劇等參考材料之取捨⁸⁴，胡適 曾有以下的批評：

《三國演義》最不會剪裁；他的本領在於搜羅一切竹頭木屑，破爛銅鐵，

不肯遺漏一點。因為不肯剪裁，故此書不成為文學的作品⁸⁵。

胡適的意見以為，小說創作者對於筆下的元素缺乏篩選的能力，以致於相關的野 史軼聞、正典奏議相含混，牛驥同皂，集於一爐，故《三國演義》在藝術造詣上 不夠純熟，也就未能到達文學作品的高度。

然而，是否小說作者在面對浩瀚的前備資料時，真是囫圇吞棗，毫無消化吸 收的過程，也沒有芟夷抉擇的構思，而徒然盲目地進行百衲衣式的綴合？筆者認 為，《三國演義》不僅非如胡適所言的，只是任意拼湊的俗作，反而創作者確實 服膺一個敘事上的指導原則，以驅策筆下的情節生發、塑造故事中的人物形象─

─本論文即以文本中「變異書寫」與材料運用上的沿革，說明小說作者在這方面 的苦心造詣。

本論文將由「直接移植」的「變異書寫」開始，探索其中的敘事意識，而由 於是逕自嫁接的方式，平話、雜劇都有再創造的跡象，因此本節之討論將集中在 史傳部份的取材。《三國演義》在積累成書的過程中，與史傳有著緊密的承繼關 係，包括在「怪異非常」之事上，也能窺探其間的容納軌跡。首先，小說中挪移

84 史傳包括了今天被歸類於志怪小說的雜傳作品。《隋書．經籍志》即將《宣驗記》、《列異記》、

《搜神記》、《幽冥錄》等納入史典，並云：「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因 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 也。」見［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卷 33，頁 974-982。劉苑如 認為，雜傳生成於西漢缺乏諸子爭鳴之空氣，又與史家羽翼經典之宗旨同合，遂趁隙進入史 部家族。其創作態度亦要求言而有徵，雖然對「真實」的範圍跨大至怪異非常之彼界，卻同 樣以達到善善惡惡之勸戒為目的。然而與正史相較，異於「侯王觀點」的多元敘述與怪異主 題，則又使之有與史部分流的傾向。見氏著：〈雜傳體志怪與史傳的關係──從文類觀念所作 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8 期（1996 年 3 月），頁 365-400。通過此梳理，可知志怪 確實與正史有同異關係，並且逐漸被放大了其中的歧異，進而分道揚鑣；但從歷史脈絡而言，

二者在早期有著相互涵攝的風貌，所以在魏晉南北朝時人心目中，志怪其實是納入史傳的，

因此《三國演義》在取材上，也不會特別為之迴避，筆者亦就當時時代氛圍，視之為一體。

平話主要指《新全相三國志平話》，本文根據版本為《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三國志平 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元建安虞氏新刊本）。為行文方便，下文俱稱為《三 國志平話》，所引原文但標卷數、頁碼，不另加注。雜劇部份包括全本和殘本，本文根據版本 為王季思主編：《全元戲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

85 胡適：〈《三國演義》序〉，收於氏著：《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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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史傳中關於英雄神化色彩的徵兆或異像，說明故事人物的尊爵非凡，通常是用 在帝王出身之描寫。如敘曹丕之生誕，小說有云：

丕初生時，有雲氣一片，其色靑紫，圓如車蓋，覆於其室，終日不散。有 望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氣也。令嗣貴不可言。」（《三國演義》，第 32 回，頁 226）

該文幾乎同於《三國志．文帝紀》中，裴注所引《魏書》之文：

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 人臣之氣。（《三國志》，卷 2，頁 34）

史傳中所記載的帝王異生譚，可能與部落時期流傳的始祖神話有關，這主要來自 於圖騰崇拜的增衍，例如《史記》即敘各民族的感生神話。首先是〈殷本紀〉：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 狄取吞之、因孕生契⁸⁶。

其次可見〈周本紀〉：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 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⁸⁷。

最後是〈秦本紀〉：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 大業⁸⁸。

在這些記載中，旨在描述殷、周、秦各民族之起源及其歷史演變，又在〈高祖本 紀〉以調侃的意味繼續著這樣的筆法──與其他諸說相較，劉邦多了一個人間的 父親⁸⁹。然而，無論其褒、貶如何，在史傳中記載帝王降生神話形成一種傳統。

至於民間文學對於上述筆法的轉化，李福清曾經解釋其中的演變軌跡：

86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Takigawa Kametaro）著：《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 出版社，1986 年），卷 3，頁 54b。

87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卷 4，頁 64b。

88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卷 5，頁 89b。

89 張筠：〈從《史記》對始祖神話材料的處理看司馬遷的歷史觀〉，《中華文化論壇》第 1 期（2003 年），頁 82-83。另〈高祖本紀〉云：「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 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 產高祖。」見［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卷 8，頁 160b-16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