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直接投資之理論發展

研究FDI 的相關文獻初始見於美國對歐洲的 FDI 研究，當時研究重點在於 國際貿易及被投資國GNP 對 FDI 的影響力，方法上以使用 OLS 為主。Bandera and White (1968)是早期較為完整的正式研究，該研究用美國對歐洲 FDI 金額 及年度變化與地主國的 GNP 進行迴歸分析，發現具有顯著的正相關，主要的論

以下整理歷來文獻中較常見的解釋變數，例如地主國的市場規模(如GDP、

GNP、人口數)、前期 FDI 金額、勞動成本、匯率、關稅、貿易開放度、利率、

政治穩定度等因素，茲略述如下：

一、 匯率（Exchange Rate）

1973 年布列敦森林制度(The Bretton Woods system)瓦解後，許多國家由固 定匯率制改採浮動匯率制，各國匯率呈現波動狀態。由於匯率的波動可能直接 影響企業進行跨國投資時的利潤，因而也成為外人投資的決策中的主要考量因 素之一。

多數研究認為，本國貨幣的貶值，使外國投資者相對購買力增強，產生財 富效果，而提高收購本國資產的意願，增加對本國的投資。Froot and Stein(1991) 以美國製造業為研究對象，證實當美元貶值時，外國投資人的相對利益增加，

外國投資者到美國進行投資的意願提高。Blonigen(1997)以 1975-1992 年日本廠 商赴美國投資的追蹤資料進行分析，亦證實美元實質匯率貶值時，日本廠商得 GDP 比率與 FDI 流入呈現顯著正相關（如，Edwards（1990））

71 個發展中國家進行研究，發現該變數與FDI 淨流量具有顯著的正相關，該變 期的FDI 具有顯著的正面效果如，（如，Tu and Schive(1995)，Barrell and Pain (1998)，List (1999)，Girma (2002)，Lopez-Duarte and Garcia-Canal (2002)），然 而也有文獻以美國對 49 個未完全開發國家的FDI 為樣本，發現前一期各國 FDI 流入中來自美國的比例，與後一期的關係並不顯著且呈顯負相關（Gastanaga et al. (1998)）。此外，也有研究認為，例如政治、社會、文化等無法量化的因素，

可能會被包含在前一期的殘差項內，而對下一期的FDI 產生顯著的影響，（UN (1998) and Lipsey (1999a)）。

四、 法律制度（legal system）

一般認為完整的法律制度對FDI 有正面的影響，但實際研究結果不一。Buch

（2001）以法律制度是否屬於英語、法語或德語法系作為虛擬變數，結果顯示 對FDI 有顯著的正面效果，而 Altomonte（2000）則認為法律制度指數與 FDI 的 關係並不顯著；另外有關智慧財產權的法律保護制度，研究指出，智慧財產保 護法制的不足，會減少FDI 的流入（如，Lee and Mansfield (1996)）；被投資國 對外國人持股的法律限制，對於FDI 的流入也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如，Asiedu and Esfahani (2001)）。

五、 政治穩定度（Political Stability）

一般認為，政治的不穩定及非常態性的政權變化頻率(政治風險)對於 FDI 流入有明顯的負面影響；然而，也有分析認為無法確定政治穩定對外國直接投 資的影響（如，Tu and Schive（1995）,Wei（1997b，2000））。也有研究以投 資國與地主國間的政治穩定度差異作為變數，分析其對 FDI 的影響，但影響力 並不顯著。Harms 和 Ursprung（2002）則認為，地主國內的政治鎮壓和暴動的 平均程度對於FDI 流入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

六、 貪腐（Corruption）

許多研究都顯示，貪汙腐敗對於FDI 有負面的影響（如，Harms and Ursprung (2002)，Wei(1997a,2000)，Wilhelms(1998)，Balasubramanyametal.(2002)，and Jensen (2002)），但是也有些研究，例如，Wei（1997b）發現腐敗程度越高的地 方，來自於日本的FDI 流入也會較高，該研究認為日本投資人在貪污程度較高 地區的投資，有高於對其他地區投資的傾向。

七、 稅收與雙邊協定（Taxation and bilateral agreements）

稅收對FDI 的預期影響，一般認為是負相關，但也有研究顯示二者相關性 並不顯著，例如Tsai（1991），Tu and Schive（1995）。至於雙邊協定，Blonigen and Davis（2000）以被投資國是否與美國簽訂雙邊協定作為虛擬變數，發現此 虛擬變數對於對 FDI 的影響並不顯著，但是雙邊協定存續時間的長度則會與 FDI 出現顯著正相關，這個結果可能是受滯後一期的 FDI 的影響所致（如，

Bandelj(2002)）。

八、 關稅與非關稅貿易障礙（Tariff and non-tariff trade barriers）

關稅對FDI 的影響，有許多不同的結論，一般認為低關稅可降低進口成本，

有助於進出口貿易及外人投資（如，Grubert and Mutti(1991)）。Bruce A. Blonigent

（2002）發現來自於工業化國家的跨國公司中，關稅與 FDI 存在有正面的相關 性，對於“關稅跳躍⁸”的假設採取肯定的立場，Blonigen and Feenstra（1996）

分析輸美產品的反傾銷稅，發現反傾銷稅與日本對美國FDI 具有正相關性。但 是也有許多研究報告卻認為關稅對於 FDI 的影響並不顯著（如，Kudrle（1995），

Harrison and Revenga（1995），Milner and Pentecost（1996），以及 Castellani and Zanfei（2002））。Chow（2010）則拒絕“關稅跳躍”假設。至於非關稅障 礙，Kogutand Chang（1991）以進口配額及投資國的出口限制作為虛擬變數，發 現對於FDI 流入金額具有正面的相關性。

九、 利率（Interest Rates）

研究認為，被投資國的實質利率對FDI 有正面的相關性（

r ↑

↑

（如，Felicianoand Lipsey（2002）），投資國的實質利率卻沒有影響。由於 FDI 的資金通常不是來自於投資國的短期融資市場，且以企業併購而言，多數均以

力成本則對FDI 有正面影響（如，Barrell and Pain (1998)）。Kucera（2002）以 被投資國工資對製造業增加產值的比例作為變數，發現該變數與FDI 具有負面 關係。Lucas（1993）以東南亞經濟體中 7 個地區為研究對象，亦發現勞動力成 本對FDI 的影響為負相關。

十一、 貿易開放度（Opennes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多數研究結果均認為國際貿易開放度對於 FDI 有正面的相關性，Harrison and Revenga (1995)以出口及進口總額與 GDP 比例作為評估開放度的變數，發現 該變數對於FDI 有顯著且正面的影響力，他們又以被投資國的支付限制（例如，

經常帳交易及資本交易之付款限制或管制措施）作為虛擬變數，發現該變數對 於FDI 有負面的效果。Harmsand Ursprung（2002）發現，低貿易壁壘，低關稅 率，低黑市交易溢價、較少資本流動限制，均有助於貿易開放，並對FDI 流入 有正面影響。

除了上述常見的影響因素外，在外人直接投資的相關文獻中，還曾被提及 的變數例如：股市債市的金融指數、人口密度、平均教育程度、能源進口值、

貿易條件、公司獲利、海空運量、基礎設施、環境保護等等，均有助於對外人 直接投資成因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