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基本法之緣起

《客家基本法》草案總說明（2010）中，揭示了「為了落實憲法肯定多元文 化之意旨，並且基於臺灣多元族群文化之社會特質、保障客家族群基本權益與實 現平等權，以及客家文化為臺灣本土文化之重要一環，政府應積極建立客家政策 機制，逐步落實相關措施，具體調整體制與重建價值，進而重建客家文化及其尊 嚴，以實踐一個多元族群和諧共榮之社會」。黃玉振先生擔任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主任委員，積極推動《客家基本法》之立法；2010 年 1 月 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

《客家基本法》，並於1 月 27 日公布實施。

『中華民國憲法』的文本只有「邊疆民族」的文字，也就是指漢人以外的「少 數民族」（national minority），所謂「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只總綱第 5 條中「各民族一律平等」約略相關；其意涵大致上是將漢、滿、蒙、回、藏等等 視為民族。此外，在有關人民權利義務的第二章，有「不分男女、宗教、種族、

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用詞（第7 條），不過，究竟所謂種族指涉 的內涵；如果是漢人與其他「民族」的差別，就沒有必要另外用混淆不清的「種 族」（施正鋒，2011）。由此可見，憲法中對於我們當前所認知的四大族群，並未 有詳細、明確的概念認定。所以我們在過去的政策過程中完全看不見多元主義的 色彩，導致台灣多元族群的文藝）現、倫理體系、價值觀念皆沒有機會被社會大 眾肯定與認識。

David K. Ryden（1996:83）坦率地指出，如果一個人所屬的團體在決策過程 不如其他族群，那麼，個人在形式上所取得的政治平等，並不會帶來真正的平等；

Bhikhu Parekh（2000:217-18）更進一步主張，如果集體權真的要有意義，除了成 員必須要結合起來要求相關政策，更要有政治制度上的安排來執行；Will

Kymlicka（1998:33）甚至於強調，除非少數族群有自己的政治決策機制／機構，

很難不被他人否決，如此一來，集體權的行使還是會落空（轉引自施正鋒，2002）。 在台灣，多元文化主義的肇端為1996 年原住民委員會成立，且根據《憲法》

第四次增修條文第十條 ，多元文化主義明顯的開始正式成為政府政策的指導方 針，並逐漸認同多元主義的價值觀，強調所謂的相互尊重、相互承認，也就是以 承認來）達對於對方的尊重，具體而言，就是由國家出面保障少數族群的權利

（minority rights），特別是透過公共領域的制度設計，來）達公平的承認、或是 公平的整合條件（施正鋒，2011）。而在此概念的催化之下，族群專責事務機關 的建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客家委員會），以及2005 年原住民基本法、2010 年《客家基本法》的制訂通過，可謂台灣在打造多元社會的進程上，又推進了一 大步，並顯示了政府當前欲建立多元文化社會的企圖心。

整體而言，《客家基本法》制定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因為台灣具有多元之 族群，然而，客家族群長期以來未受到應有之重視，而面臨著身分認同危機、文 化流失、客家公共領域式微等，連帶也使得做為族群特色之語言與傳統日益消 失；另一方面，客委會成立運作之後，讓我國的客家事務有了專責的行政機關，

然而，由於缺乏法源依據，使其行政措施缺乏強制性作為，只能藉由補助、獎勵 的方式推動，以致無法普遍而深入地推展各項工作（李世暉，2011）。

因此於《客家基本法》草案總說明（2010）中，揭示了「為了落實憲法肯定 多元文化之意旨，並且基於臺灣多元族群文化之社會特質、保障客家族群基本權 益與實現平等權，以及客家文化為臺灣本土文化之重要一環，政府應積極建立客 家政策機制，逐步落實相關措施，具體調整體制與重建價值，進而重建客家文化 及其尊嚴，以實踐一個多元族群和諧共榮之社會」。黃玉振先生擔任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主任委員，積極推動《客家基本法》之立法，不到兩年，2009 年 10 月 22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客家基本法》草案，並於隔年1 月 27 日公布全文 15 條，

自公布日施行。

立客家學術相關院、系、所與學位學程，發展及厚植客家知識體系。」讓客家學 術機構的設置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與重視，也讓針對客家學術機構的獎補助機制獲 得法源保障。簡言之，《客家基本法》的立法，對於臺灣客家族群不論在客家語 言、客家文化、客家產業上都有著正面的影響；未來不論中央機關亦或地方行政 機關，在規劃客家學術機構、補助客家相關學術研究政策時，也將依據《客家基 本法》進行妥適的規劃與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