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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總督府來說，除了「產權歸屬」之外，「近代公共行政」成為衡量這些傳統地 方公共財產該如何整理的原則。以及，就宗教機能來說，總督府原本就有自己的 神道信仰體系；就國民教育機能來說，也有新式教育來支撐。換言之，本島寺廟 原本的宗教信仰機能不被支持，除了官廟外，地方公廟本身若不具有「學租」性 質而被排除在「近代公共行政」範疇外。但寺廟財產本身依舊持續抑注到新式教 育中，成為公學校基本財產。換言之，雖然寺廟本身在「公共行政」機能上被排 除，但其財產也和官廟一樣挹注到新式教育。此外，總督府建立了社寺管理系統，
凡社寺的興廢建置、財產處分都需要納入管理。這顯示了近代國家對社會秩序維 持和金融控制的責任下，「宗教自由」的範圍有其界限。
本論文扣除序章和終章外，本論文將分五章討論：
第二章 土地調查事業前的官有財產接收與地方公共事業整理
本章將分析土地調查前的官有財產接收（1896.6）、地方公共事業整理為分 析材料，討論總督府接收過程中，引進近代法的官民有二分法，使得部份「官民 協力」的地方公共事業和部分「官中有民、民中有官」的寺廟土地都被包含其中。
其衝擊是，原本清代地方社會無分官民、董事運作的地方公共事業，轉換為官方 所控制的地方資源，因而引發民眾不滿。1896、1897 年官方也陸續展開了地方 經濟、地方公費調查，開始比較完整地瞭解這些地方公共事業的民間性質，也初 步瞭解了地方公共資產很難歸類為單純的「官有」，多半有官民協力、甚至地方 民人「公辦」的性質。但結果而論，這些涉及地方行政的地方公共事業（學租、
義倉、城工、恤婺等）依舊朝向制度化、和官方控制的地方財團來轉型。這也顯 示了，總督府所推動的地方公共事業整理，其實也畫出了和傳統公共事業無分官 民的明確界線——涉及地方行政者回歸政府控制。
官方發布兩項法規：1897.11 訓令 145 號「官民有查定未完成土地」的補充 性法規，對查定過程有問題、未完成、產權移轉有疑義的案件，以個案審查分式 進行修正、救濟。另一個是同年12 月訓令 161 號，象徵著官方理解前清時期地 方事業的「公共」性質，不強硬地把這些財團收歸國庫，但依舊以地方經濟的架 構，以「社團財團」概念來整合，但由官方控制。其實際效果是緩和了前期強硬 的收歸國庫，但因納入國家行政管理範圍，使得過去地方自治的狀態也有所限縮，
最終還是以制度化、官方控制來整理。
第三章 寺廟的官民有區分和官廟政策
本章主要分兩個層次來討論官廟問題。第一個層次是放在「官民有區別」的
ル件〉，（1903.12.1），第 4760 冊第 1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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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下，官有財產接收時，閒置寺廟、軍隊佔用寺廟、清國官廟等都被接收為「官 有物」。之後土地申告階段，行政體系內已有初步分類；日後再透過「寺廟返還」
的請願案例，即具「官有家屋」身份的寺廟、職員建廟、充用佔用者，一一釐清 這些被收歸「官有物」的寺廟是否為「官廟」的界線。此也顯示了寺廟被整理為 官有物，並非其具有公共行政機能，而是因戰亂造成產權不清的狀況，而一時被 整理為官有物。第二個層次則是「舊慣調查脈絡」下透過「官廟調查」系統性地 掌握清國祀典系統—不以資金來源，而以祀典、國有為官廟與否判準，以及掌握 祀典系統的地方實踐等，讓官方得以對「官廟」有全盤性的認識，並再以現代法 律形式加以轉化理解。討論完兩個層次的官廟知識後，在看行政面向上，是否有 隨著對官廟的理解深化，讓管理與歸屬上有所彈性。從案例來看，確實總督府釋 出了更多管理權給民間人士，另也讓廟產回歸給該廟，而不是收歸國庫的修正。
第四章 土地調查事業與舊慣調查下的「公」概念演化（1898-1907）
進入土地調查事業階段（1898）後，土地申告法規設計建立了「團體所有—
數人共有」的申告制度。允許公業團體來申告，等同維持清代地契上原本團體公 業登錄為業主的習慣，讓這些團體產權得以保障，但並未解決團體做為業主，是 否具有法律上的主體資格的問題。且在「律令民法」階段，臺灣民事系統乃依從 舊慣為原則；71在此制度性背景下，官方為了日後舊慣立法事業所成立的「台灣 慣習研究會」（1900-07 年）和「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1901-1914），亦生產大 量的舊慣知識，以作為法院審判和舊慣立法事業的參考。此二組織的調查成果卻 大大深化、細緻了官方對台灣傳統諸多公業類型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以近代法 的概念重組、定義這些團體性質。在三回的舊慣調查報告中，1903 年第一回報 告發展出較為籠統寬泛的「公業」概念，但逐漸將地方公共事業和家族財產的公 業分開討論。到了第二回報告，確認了民間財產的「公」也分化出：以家族為範 疇的不鬮分用以祭祀的「公業」；和以一地公共事業為範疇的「社團財團」。 從三回的舊慣調查報告、土地調查局、法官等，因不同機關本位而有若干見解差 異，但這並無礙彼此都是在近代法的共同基礎下去分析團體財產性質。相較之下，
本島人仕紳在舊慣知識生產中則是扮演著報導人的角色。其問答中有顯示本島人 對於新舊制混雜而不精準的理解；以及對調查員來說，隨時裁減、或拿來修正自 我論點的功能。
第五章 視為財團法人的「神佛所有」：近代寺廟土地財產權利歸屬的演變 在官有財產接收階段，除了閒置寺廟被收歸官有之外，多數的地方寺廟於土
71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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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調查期間，以神佛為業主附加管理人完成「神佛所有」的申告形式。那麼「神 佛所有」和近代法人制度是否相同？舊慣調查會報告中，一開始將寺廟分為「官 廟、公廟、私廟」三種，其中以同鄉集團建成的「公廟」被認為是具有法人格的 社團財團，此也成為日後論及寺廟財產法律性質的基礎框架。甚至，到了第三回 舊慣調查報告中，認定同籍團體或一地方人民所公建者，歸為神佛所有並視為財 團法人。大致來說，1923 年民法施行前，寺廟雖為「神佛所有」但被視為具有
「法人格」的社團財團加以處理。1923 年民法施行後，因飭令 407 號發佈造成 法人明文化之效果，加上民法施行法28 條之適用，使得實體法上具有「法人」
身份者只有：民法法人、祭祀公業和祠廟（習慣上的法人）三種。其餘團體則皆 為「共有」。
由於民法施行法 28 條只說明祠廟不適用民法法人，依舊慣繼續存在；對於 各類型祠廟法律性質未多定義，因此仍必須回歸司法判例上，針對個案來釐清該 案例的法律性質。判例上多以「習慣上法人」來定義「祠廟」的法律性質，視同 法人。因此，被定義為：祠廟、祭祀公業或神明會等其他團體，各代表著不同權 利關係的根本差異，此則成為法律攻防的策略之一。
第六章 囫圇吞棗的近代化—土地調查和土地登記階段的寺廟申告問題
上面兩章多討論寺廟性質於法律學說上如何定性的問題，但在實際的行政層 面上，土地調查階段的申告實態又是如何？土地申告制度建立了「團體所有—數 人共有」的申告形式，但不代表當時本島人已經瞭解「團體所有」和「共有」的 權利關係差異。透過舊慣調查結果可理解，申告當下有不少「公（團體所有）—
共（數人共有）不分」的問題。本章將分析數個「寺廟財產處份申請案」，一方 面檢討在土地調查期間的申告實態；另方面也考察總督府對「寺廟財產處分」的 審查程度如何，以回答先前提出的總督府對本島寺廟是否有特殊的政治態度。
由於土地調查結果具有絕對而創設之法律效力，若查定後一定期間內無人異議，
則該土地的權利歸屬即以土地調查之查定結果為準。到了1905 年土地登記法規 的頒行，建立了「登記生效制度」—土地權利移轉，必須登記才生效。此期間由 登記機關檢視其權利狀態是否符實，登記機關也面臨到寺廟登記所發生各種登記 上的疑難問題—廟地可否買賣、教堂是否有人格、公業如何轉為共業、如何判斷 團體性質等。法院回答也反映出當時司法行政體系對寺廟習慣理解的深淺，另方 面也發展出「個案事實審查」的方向，成為日後斷定團體性質之原則。
從寺廟財產處分申請案例，以及日報刊載申告土地登記階段的實態來看，土 地申告當下，本島人並未完全瞭解「公業團體所有—共有」的法律意義差別，對 於申告名實不符也不以為意。到了土地登記階段也依然將名義、事實相互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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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公業不是祭祀公業、神佛名也未必是神明會或寺廟。甚或者，「公業」名 義下可能是私業、各類團體，而不是登記機關所認定的「祭祀公業」。由此可見，
土地調查事業、登記事業所代表權利關係的釐清、近代所有權制度建立等，但實 際上的行政作業可能有誤解、急就章的成分，以致日後發展出「事實調查」、「法 規補充」的方式來作為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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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調查前的官有財產接收與地方公共事業整理
壹、前言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總督府帶來了近代型的國家治理技術，把殖民地社 會用現代科學、理性的現代知識技術加以重編，生產大量的地圖、人口調查、地 籍簿冊等，殖民地社會也轉化為可視的具體數字、明確範圍和各式分類範疇。72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總督府帶來了近代型的國家治理技術，把殖民地社 會用現代科學、理性的現代知識技術加以重編，生產大量的地圖、人口調查、地 籍簿冊等，殖民地社會也轉化為可視的具體數字、明確範圍和各式分類範疇。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