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臺灣文人在上海的訪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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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俗小說的生成，以及臺灣閱讀者的閱讀反應／效應。故本章先以部份文人為 例，探訪他們的訪書歷程，尤其是當時最具書業市場規模的上海。建立上海書肆 為臺灣文人和書局主要的供應市場後，以此為背景，並輔以於上海資料檢索後的 成果，深入考察上海與臺灣兩地的小說書籍，如何經由臺灣「蘭記圖書部」的中 介代銷進入臺灣。最後，由於書店對書籍的代銷行為和圖書館的普遍化，皆對於 通俗小說是否普及興盛有關3，在缺少日治臺灣日文書局的圖書目錄作為參考資 料的侷限下，本章最後一節將轉而剖析與中國演義性質相近的日本各類軍談、通 俗讀物，是如何透過日治臺灣各大圖書館提供給臺灣讀者閱讀？本章期望透過這 三個面向的探究，說明日治臺灣通俗市場中的小說書籍，是如何在跨地域代銷的 特點下，呈現精采繁盛的面貌。
第一節、臺灣文人在上海的訪書活動
原本只是黃浦江邊一個小漁村的上海，卻隨著滿清被迫簽定不平等條約、
並開放通商口岸後，一夕間成為東亞頗具代表性的國際化都市之一。但做為中國 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申城，它的特色並不僅止於便利的港口、熱絡的國際貿易而已，
在商業鼎盛的影響下，中產階級的大量興起，有錢、有閒、有知識的人群出現，
再加上印刷術的進步4，也促成上海在文化程度方面的提升，書籍的流通自然成 為一個大城市不可缺少的物品。史提夫‧羅傑‧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說：
「書籍成為大量發行的產品，當一般人的收入增加，就會購買並閱讀更多的圖書，
閱讀活動在各地盛行起來。」5而書籍之中，又以小說書籍的流通情況最值得吾 人所關注。馮紹霆在分析清末以至於十九、二十世紀間，上海民眾的閱讀品味時 說：
明清時期，中國社會已經繁衍出不少離經叛道的東西。許多通俗小說曾經 戴上過誨淫誨盜的帽子。但是，到了清末的上海，誨淫誨盜的成了暢銷書…
大量的通俗讀物則應該受市民階層歡迎…。19、20 世紀之交，通俗讀物 中出現了《茶花女遺事》之類西方色彩濃郁的東西…。而不能忘記的是，
3艾恩‧瓦特（Ian Watt）論及十八世紀閱讀小說的大眾興起原因時，認為此時期閱讀大眾成長的 主要關鍵，在於城市中的中間階層分子數量增多，因此，在城市中最能見到閱讀大眾的成長。由 於書籍價錢較為低廉，加上流動圖書館的普遍化，小說成為文學類中最受到歡迎的一類。艾恩‧
瓦特（Ian Watt）著、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臺北：桂冠出版社，1994 年），頁 38-40。根據 張圍東的研究則知，日治時期各圖書館成立後，除了定點供民眾借閱圖書外，經費充足者如臺灣 總督府圖書館（即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亦常有巡迴書庫供民眾借閱書籍的例行性活動。張圍 東，《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62-64。
故圖書館對通俗小說的傳播與普及亦有功用，值得探究。
4 韓琦、王揚宗指出，早在光緒年間，石印技術就在上海徐家匯一帶被傳教士所運用，取代過去 的雕版或活字印刷。而後五口通商，石印技術更是在上海興盛起來，光緒年間上海的石印書局就 有近90 家，且一直持續到清末民初。韓琦、王揚宗：〈石印術的傳入與興衰〉，《中國印刷史料選 輯‧裝釘源流和補遺》（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 年），頁 358-367。
5史提夫‧羅傑‧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著、李中文譯：《閱讀的歷史》（臺北：博雅書屋，
2009 年 7 月），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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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這個時候，《七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乃至《施公案》
之類也在盛行，以此現象觀之，當時人的思想狀況應該呈現一種非常複雜 的面貌。6
可見，中國通俗小說並未在全中國最現代化的上海消失，反而藉著經濟發 達的上海，中國通俗小說成為書商不可不賣的熱門讀物。檢視光緒年間所遺留、
上海各書店的「書底掛號」就可以發現，幾乎每一間書店，都有在賣中國通俗小 說，於是，上海不但是書業聚集之處，成為日治時期的臺灣文人前往中國訪書的 必經之地，它更會成為日治臺灣與同時期中國如何藉由小說書籍的代銷而進行交 流時不可忽視的考察地點。故以下將先論述日治臺灣文人於上海訪書的情況，以 證明上海書肆的繁盛對臺灣文人確有強大的吸引力後，再以此為論述背景，細究 上海書肆與臺灣書局透過小說代銷的交流情況。7
日本統治臺灣後，並未阻絕臺灣與中國兩地的文化來往。日治初期的文人 如林爾嘉、李望洋、李逸濤、魏清德等人，都曾至中國遊歷或工作。臺灣人只要 是遵循日本殖民政府的法規，前往中國並非難事。但前往中國，並不一定就會去 到上海購書，也因此，臺灣文人有哪幾位曾在上海的書肆間流連忘返，成為臺灣 與上海間書籍往來的橋樑，就值得加以追尋，張靜茹以林痴仙、連雅堂、洪棄生、
周定山四人為例，探討這四位臺灣文人在上海接受現代性洗禮的經過。8其實，
除了這四位臺灣文人之外，應當還有更多的臺灣人曾經到過上海訪書，可惜史料 上的缺乏，本節僅先以兼具書店負責人身份的文人為例，探討他們與上海各書局 如何藉由書籍販售進行雙邊互動，這些文人如「雅堂書局」的連雅堂、「中央書 局」的莊垂勝和「文化書局」的蔣渭水三人。最後，將以「興漢書局」的張純甫 為例，詳析他在中國等地的訪書情況，以及其所經營的書店與上海書肆互相往來 的關係。
一’、連雅堂「雅堂書局」、莊垂勝「中央書局」與蔣渭水「文化書局」
（一）連雅堂與「雅堂書局」
「雅堂書局」是連雅堂由中國回到臺北後，與友人黃潘萬集資於太平町三 丁目二二七番地所成立的書局，成立動機乃是：
臺灣僻處海上，書坊極小，…即如屈子、楚詞（辭）、龍門、史記為讀書
6 馮紹霆，〈從清末上海幾份書目說起〉，收錄於上海檔案館編，《檔案裡的上海》（上海：上海辭 書出版社），頁262-267。
7 此時上海書肆繁盛，可參考本論文文末附錄一：「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同業掛號」，可知上海書 肆眾多。或是附錄二：「上海書業公所書底掛號」，則知此時各書店出版、印刷書籍風氣盛行。
8張靜茹，《上海現代性 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臺北：稻香，200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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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可少之故籍，而走遍全臺，無處可買。9
雅堂成立書店的主要原因，乃是有感於臺灣購書的不便，那麼，既然要成 立書店，要從何處引入書籍，以解決「走遍全臺，無處可買」的窘狀，就極為重 要。雅堂雖對作為國際型大都市的上海褒貶參半，既認為上海「庠序之盛冠全國。」
又批評上海是「文明偽爾，自外觀之，非不煥然美備，人民熙嘷，如春登臺；而 社會之腐敗，道德之隕落，茍非悉心研究，則不知其底蘊也。」10但對於上海書 肆的繁盛，則有深刻體認。從雅堂的〈大陸游記〉，可以看見他對上海幾間書肆 的體驗：
商務印書館前與日人合辦，故其陳設井然，各省皆有分局，出版之書，多 屬新籍。又有雜誌數種，亦斐然可觀。滬上書坊甚多，可為全國文學之源，
而掃葉山房、國學扶輸社則多刊舊籍，以惠藝林。11
當然，由於上海的書肆皆集中在鄰近的地方，雅堂所認識的上海書店，一定不僅 這三間，但從雅堂對於「商務印書館」的經營狀況，以及與「掃葉山房」、「國學 扶輪社」的販書性質的不同，可見其對上海書肆的熟悉。及至成立書局後，雅堂 更深知臺灣的書籍來源必須以上海為主要的輸入對象：
然則，欲購書者，須向上海或他處求之，而郵滙往來，諸多費事，入關之 時，又須檢閱，每多紛失，且不知書之美悪、版本之精粗，而為坊賈所欺 者不少。12
可見「雅堂書局」的書籍，主要是由上海書肆所進口而得，而書局負責人連雅堂，
在中國上海時，也體驗到當時上海書肆的繁盛景況。
（二）莊垂勝與「中央書局」
莊垂勝在臺中所負責成立的「中央書局」與蔣渭水在臺北成立的「文化書 局」，都與「臺灣文化協會」關係密切，亦同時肩付著啓蒙民智的重要任務。莊 垂勝的「中央書局」原本只是附屬於「中央俱樂部」下的一部份，但卻因為文協 左右路線的分裂，成為純一的企業組織，販賣書籍成為主要目的：
同人等有鑑於時勢之要求，想在臺中市籌辦一俱樂部，內設簡素食堂、靜 雅客室，供清潔之茶食水果等，為往來人士會談安息之所，加以普友良書、
9連雅堂，〈餘墨〉，《臺灣詩薈》（南投：臺灣省文獻會編印，1992 年 3 月），頁 374。
10連雅堂，〈大陸游記〉，《雅堂先生餘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編印，1974 年 1 月），頁17、25。
11 同上註，頁 25。
12 連雅堂，〈餘墨〉，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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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學徒的趣旨，置圖書部分售國文書籍而外，並為不通國文或慣讀中文 的朋友計，便宜特為介紹中文書報，置講堂娛樂室、談話室等。13
吳三連等人解讀此成立宗旨後認為：
譬如書局的經營，中文書籍的輸入，好像是附帶營業，有可、無亦可的說 法，其實不然，販賣中文書籍乃是主要目的之一。民國十三年（1924）春，
莊垂勝在東京畢業後，先到韓國然後轉到北平考察，同年秋經由上海回臺 灣，當時上海正是出版界的黃金時代，新刊書籍擠滿各間書店的店頭，他 受了很大的刺激…於是他在上海做了一番書局的調查工作，並和商務印書 館等幾家大書局接過頭。14
可知「中央書局」的負責人莊垂勝，除了統籌規畫俱樂部的所有事務外，也注意
可知「中央書局」的負責人莊垂勝，除了統籌規畫俱樂部的所有事務外，也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