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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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中葉的今日，作為世界文學一環的臺灣文學，已無 法由跨領域、跨文化的學術浪潮中被摒除，因此，臺灣文學研究自從成為一門學 科後，研究者莫不致力於以新方法、新觀點進行詮釋，期待能夠得出新的研究價 值，而在此之外，新史料的蒐集與開發，個人以為也是臺灣文學可以另闢新局的 一個研究取徑。
臺灣身為東亞文化圈的一份子，鄰近中國，卻又位於大陸與大洋、東北亞 與東南亞間的交通樞紐，於是成就臺灣再受到中國文化的直接影響外，也源源不 絕地受到世界各文化的衝擊。這個情況，在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臺灣 成為日本殖民地後更為明顯。日本統治臺灣以前，清朝已經在臺灣統治了兩百多 年，臺灣由原本被清廷視為不毛之地的邊疆區域，卻在清朝國力衰退、門戶動開 的時期，被建設為略具現代化規模的省份。日本殖民勢力進入臺灣後，更加速臺 灣現代化的進展，大和文化、西洋文化也隨之不停地進入臺灣。但近二百年根植 於臺灣的中國文化，並不因為政治的阻絕而被抺除，許多中國文化仍在臺灣被保 存、延續，源源不絕地來到臺灣，甚至是與日本、西洋文化相互融合，中國文化、
日本文化的東亞文化，乃至於西方文化對殖民地臺灣而言，皆非過去式，而是進 行式。
因此，臺灣如何以固有的漢文化為基礎，並吸納世界各地匯聚而來的文化 養分，以創造出自己的文化，將是本文以臺灣通俗小說為例，在文化流動的思考 下，探究臺灣通俗小說如何移植東亞／西洋小說的形式、文化與思想精髓，並加 以轉化、再造後讓自身得以與世界文化接軌，即是本研究的首要目標。
臺灣文學研究發軔之初，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是最為人所注意的題材，而 後臺灣古典詩歌、散文、母語文學，以及現當代的臺灣小說、詩歌、散文的研究 成果也日益豐碩。除此之外只要翻閱日治時期的報紙，即可發現自《臺灣新報》、
《臺灣日報》開始，已有少數使用日文寫作的小說刊載於報紙上。到了《臺灣日 日新報》結合兩報刊行，並在明治 38 年（1905）另發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後，由於臺灣知識份子們擁有漢文作品的發表空間，這些報紙上的小說已不再限 於日文書寫，而有漢文小說的加入。1但這些以漢文書寫的小說，除了臺灣本地 文人例如李逸濤、謝雪漁、魏清德和佩雁等人的作品外，還有一部份是經由轉載、
1 黃美娥，〈舊文學新女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重層現代 性鏡象-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2004 年），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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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和仿作等方式，接受日本漢文小說而來的作品2，無論這些小說來自何方，
這個時期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都會受到東亞與西洋文化的影響。以東亞文化而 言，中國通俗小說與日本漢文小說、講談文化，對於日治初期開始嚐試書寫小說 的臺灣知識份子而言，是一部部適於模仿的學習範例。而西洋小說的引入，對臺 灣知識份子來說，不但是迥異於傳統創作手法的新體驗，蘊含於內對新知識、新 觀念的介紹，更開啓臺灣作者、讀者的新視界。
有鑑於此，如何梳理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與東亞／西洋接軌的問題，
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創作手法、文化接受、翻譯改寫等諸議題將成為本文的研究 重點。以此問題出發，本文以東亞／西洋小說傳入臺灣為例，研析二者如何成為 日治臺灣文人書寫漢文通俗小說時的學習對象。並討論東、西文化交混下的臺灣 漢文通俗小說，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的書寫上，佔有何種重要的意義。故本文 將根據下列問題，對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作出探討：
（一）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敍事手法和文體演變：
文學由語言、文字堆砌而成，這是文學的基本定義，若沒有語言、文字作 為素材，作家也難以將其組織排列，成為一篇篇供人閱讀的文學作品。世界上任 一地、一國的文學皆是如此，作為世界文學的臺灣文學自不例外。而由於臺灣文 化、政治的組成複雜，在探討通俗小說具有的文化意義前，研究小說的敍事模式 和文體演變就有其必要性。本論文將小說的敘事模式和文體演變列於研究一環的 目的在於：唯有對小說基本特性有所認識，才能進一步發現它在敍事組成時所混 雜的傳統與創新、文體的變化和分類3，並思索它在殖民統治下的時代意義，以 及在東亞文學脈絡中的重要地位。
以往對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研究，大抵直接由文化意義的闡釋入手，而 忽略了其作為敍事作品的特質，實應由敍事和文體研究著手，才能為一門學科奠 定堅實的基礎。敍事和文體同為文本中心論的研究派別，兩者同異相間，卻又可 以於文本研究中相輔相成，或是分別論述，申丹說：
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敘述學和文學文體學都是 20 世紀 形式主義文論這一大家族的成員。它們關注文本、文學系統自身的價值或
2 林以衡，〈日治初期臺灣文人對日本漢文小說的接受─以菊池三溪的作品為例〉，《中國文學研 究》第26 期（2008 年 6 月）。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 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第28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373。
3 所謂「文體」（style），一詞涵義頗多。既可指某一時代的文風，叉可指某一作家使用語言的習 慣；既可指某種體裁的語言特點，叉可指某一作品的語言特色。它包含文體(或語體)和風格兩方 面的意思。秦秀白，《文體學概論》（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年 4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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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將文學作作品視為獨立自足、自成一體的藝術品。4
敘述學的目的不在於詮釋作品，而是找出敘事文學的普遍框架和特性。敘 述學家注重理論模式的建立，注重探研敘事文本共有的構成成分、結構原 則和運作規律，忽視創作主體的作用。與此相對照，小說文體學家旨在探 討具體作品中語言特徵的主題意義和美學價值，因而關注作者所做的特定 的語言選擇。但有的敘述學家也注意敘事作品之間的差異，尤其在與文體 學的“文體＂有部分重合的“話語＂這一層面上，不少敘述學家不僅注重 對敘事文本的共同特點進行探討，而且也注重對對具體文本的特徵進行研 究。5
申丹之語，指出敍事學與文體學在對文本進行研析時的互補作用，對於吾 人進行文本研究時提供了一個參照模式。其實，過去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研究 中，並不是沒有研究者注意到這個問題，並試圖加以補足。但問題在於，這些論 述仍較集中於作家個人作品的討論，缺乏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整體敍事特性的整 理與分析，因此難以顯現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整體的敍事特性和文體特點。6所以 本文由對小說文本的細讀出發，首先，以全面性的觀察，論述日治臺灣漢文通俗 小說的敍事背景。此乃有感於在小說研究中，人物、角色的形構固然是為人所重 視的一個環節，相對上來說，小說中的敍事場景，卻往往被忽略。近年來，學界 已經開始反思這個問題，無論在詩歌或是小說的範疇，研究者已開始注意到小說 場景的重要性7，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而言，亦可藉由敍事場景的研究，發現其 與世界接軌的特點。其次，本文將探究小說由文言到白話的文體變化、文體類別 等基本特徵。最後，以分類論述的方式，針對各類文體如中國演義、日本講談或 西方翻譯小說如何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所接受、模擬和再造的情況，並輔以探討 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被各類文體影響後的敍事模式。
經由本文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敍事手法與文體演變的研析後，將可明瞭 漢文通俗小說在由文言文發展到白話文時，文體產生的歷時性變化。以及臺灣漢 文通俗小說呈現了哪些文體類別。最後，在分章論述各外來文體對臺灣漢文通俗 小說的影響時，又可從中了解諸如敍事手法的承衍、敍事視角的創新等問題8，
4 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6。
5 同上註，頁 8。並轉引原出處於 S. Rimmon-Kenan, Nanative Fiction, London: Methuen, 1983, p. 4, 以及上引G. Prince, uNarratology，＂p. 524 & p. 526.
6 例如曾婉君，《《三六九小報》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文學敘事與文化視域的探討》（臺北：
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7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敍事倫理與 知識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5 期（2009 年 2 月）。
8秦秀白指出： 「作家與小說的目的雖然也是向讀者傳遞信息，把讀者引迸進一個建立在現實生 活基礎上的虛構世界，但作家本人對讀者(受話人)的了解是甚少的，何況一本(篇)小說並不是寫 給一個人看的，作家在創作時不可能對眾多的讀者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因此，為了使形形色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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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敍事手法和文體全貌將有全面性的統整作用。
（二）東亞跨界交流下小說書籍的傳播／接受：
隨著全球化的議題在各研究層面中持續發酵，臺灣文學研究在迎向世界之 前，更應該先由與東亞文學的接軌出發，以闡明臺灣文學在東亞網絡中的重要性。
隨著全球化的議題在各研究層面中持續發酵，臺灣文學研究在迎向世界之 前，更應該先由與東亞文學的接軌出發，以闡明臺灣文學在東亞網絡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