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講師團普化力量

儒宗神教派下鸞堂的主要活動概分為二，一為扶鸞勸化，二為宣講教化，清 代的乩壇活動與文人士子結合後，實施宣講活動的能力大為提升，因而啟動官式 宣講以外的俗講性質之出現，文人的內涵與從事宣講活動時，並無駕御文字能力 之疑義問題產生，對於宣講活動時有正面之意義。

反觀戰後，鸞堂於楊明機之努力下建立儒宗神教體系後，臺灣地區的鸞堂活 動開始勃興，扶鸞與宣講已變成各個鸞堂鸞務發展的重要方向。

日治台灣時期，台灣鸞堂之鸞務發展，肇因於殖民地之環境變遷而有劇烈之 變化，原因有二：一是漢人文化意識的覺醒，促成鸞堂以儒宗神教的表現模式，

讓漢人從顯性的武力抗日態度轉化成隱性的文化意識認同的抗日呈現；二是鸞堂 與戒除鴉片煙運動之開展。這個時期的鸞堂扶鸞內容與宣講內容蓋以上述二點方 向為主要依據。

台灣光復以前，民間鸞堂的活動內容較為單純，著重於民間社會普遍存在的 倫理價值與道德理念之勸化，鸞堂著書立說勸化，其意義也不脫此奠基，旨在勸 化人心，移風化俗，以求人人棄惡向善，以臻入聖賢之道也。

台灣光復以後，大陸原有的民間教團亦隨國民政府遷台而重新立地發展，承 襲儒家思想的教團如一貫道、天德教、天帝教、世界弘化院、世界道德重整教會、

軒轅黃帝教等之教團內部之宗教菁英份子，重新於台灣各地展開傳教活動，這些 教團之宗教活動，除了強調儒家傳統思想價值之外，也兼具有飛鸞勸化的屬性，

加上台灣本土的瑤池金母信仰之慈惠堂體系之掘起，使得民間鸞堂的扶鸞、著書 宣講勸化活動之本質領域，已非獨立存在於鸞堂之中。轉眼之間，扶鸞著書與宣 講勸化活動，實質成為民間各教團的主流而活躍傳播於台灣光復後的全台各地。

鸞堂於這段期間與眾多教派在台發展與競爭，除了彼此交流之外，也引發了一些 消長的衝擊。

1950 至 1970 年代，可說是台灣地區鸞堂發展的另一階段之高峰期，隨著台灣 經濟的發展，舊有的鸞堂寺廟不斷的翻新重建與搬遷擇地擴建，特別是台灣中部 地區的鸞堂活動更形勃興，除了扶鸞著書興辦雜誌，整合個別鸞堂倡起組織的建 立所引發的廣大迴響，後來雖然於整合建立區域性與全國性的鸞堂朝向制度化的 宗教運動於焉失敗，但已引起政府之注意而開始關注鸞堂的發展。

鸞堂企圖串聯各地區乃至全國的個別鸞堂朝制度的宗教發展雖受限而停滯，

除了政治空間尚未解嚴的歷史因素之外，各地之個別鸞堂的獨立性太強，不易統 合在一起亦是主因，這個現象也是台灣宗教社會的通性。鸞堂在這種歷史因素與 自我性格的影響之下，反而專注於個別發展而朝向適應社會變遷的道德復振入世 與鸞務發展再創的格局前進。

鸞堂的主要活動：扶鸞、著書、宣講於這個時期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林重修 身處這個階段，見識了鸞堂之間企圖串聯而俾使鸞務再興的內部呼籲訴求之整合 與失敗，在這個企圖鸞務再興的過程當中，各地區個別鸞堂之間積極展開堂務的 交流與人員結緣的高頻率現象，促成許多鸞堂的活動從地域性質朝向去「地域化」

的現象演進，此歷史的偶然，恭逢其盛的林重修，其人際關係的奠基也在這個時 期建立。

由於林重修曾於聖賢堂擔任鸞生時期即有上台宣講鸞文，具體實施勸善普化 的宣講經驗，他發現透過宣講內容的詮釋來消除人們心中的盲點而建立信仰上的 共識，進而轉移到行動層面的彼此結合和實際深化彼此之間的關係，似乎比傳統 的理念結合更勝一籌。

於是在林重修離開聖賢堂而於1983 年獨自創力重生堂之後，重生堂的鸞務運 作，除了繼承傳統鸞堂：扶鸞、著書、宣講的主要方向之外，林重修尤其注重宣 講活動的推展，尤其鑒於個人的真實經驗，欲推廣宣講活動，首先須有一批宣講 師來促成其推廣宣講理念之運作。

一、講師團的建立

林重修於民國七十二年(1983)農曆正月一日正式創辦重生堂之前，源於民國六 十六年(1987)和妻子羅美雅加入台中聖賢堂成為鸞生，夫妻兩人並實際參與《地獄 遊記》、《天堂遊記》兩部善書之扶鸞著書相關工作，故兩人對於儒宗神教派下之 鸞堂鸞務工作相當熟悉。相對於聖賢堂的鸞務重心，偏重於善書出版事業之「聖 賢雜誌」的善刊發行，以及善書、鸞書、經典的出版印贈，重生堂雖繼承聖賢堂 的這條鸞務發展路線、但其規模比之聖賢堂卻小得太多。

林重修重視宣講活動，故創堂後，將每週六晚上八點定為扶鸞之鸞期，另外 將每週三、五晚上八點定為宣講科期，廣邀各友堂鸞友及道友蒞堂宣講。其邀請 蒞臨重生堂宣講之內容亦由宣講者自定。由於宣講活動於重生堂之相對頻繁，促 成林重修決定自己培養講師以利因應未來從事宣講活動之擴大預案做準備。

林重修本人僅小學畢業，但他個人對於基礎道學理念的自我訓練非常嚴格，

加上本人於宗教、民俗認知方面確有過人之處的開悟層面，故於從事宣講結緣四 處訪道的歷練與所結十方善緣，累積相當多之宗教人脈，這些自身經驗的統整促 成林重修以自身條件為主要依據，當其開辦講師培訓時，針對講師的條件，完全 不以學歷為設限標準，其挑選講師培訓之條件，茲有幾項：

(一)必須是重生堂入鸞之鸞生。

(二)須參與重生堂各項堂務，並積極擔任工作職務施作效勞。

(三)每週三、五晚上之宣講活動，必須固定參加出席。

(四)每週六之扶鸞活動，須準時出席並全程參與。

(五)重生堂出版之鸞書，及重生堂指定之相關道學、經典、善書、必須深入研 習。

(六)重生堂與全台各地之友堂結緣活動，須配合出席。

(七)培訓過程應盡量吃素，擔任講師後，應於一定時限內向神明表明心跡後，

力行吃素。

(八)國、台語須練習流利。

觀察林重修培訓講師的條件取向，足以認為林重修確有鸞堂基層底蘊的洗禮，

因其打破學歷的迷思，轉以基層鸞生的積極參與模式，透過個人積極參與各項活 動促其銜接文化道學，孕育出講師應具備的能力指標，並讓其人透過指定書籍的 大量研習閱讀，培養豐富的道學基礎和建構瞭解儒宗神教的神學觀念，尤其是在 這個參與的過程中，成為重生堂的核心人物。林重修領導重生堂實施宣講活動與 堂務的整體發展，已有趨向教團式的模式進行，這是有別於傳統鸞堂與鸞生之間 互動鬆散的模式有鉅大之差別。

重生堂講師團的建立，相信某種程度，也是林重修針對鸞堂辦道及發展堂務之 舊相所表達出抗拒而追求改革的目標之一，透過講師團的建立，讓林重修實踐新 時代的宣講善化，能夠派任講師至各地區友堂實施宣講勸善，以朝與群眾信徒直 接勸化與對話，以改變當代社會環境逐漸敗壞之氛圍。

二、講師團的社會關懷

傳統農業社會因教育不普及，宗教的功能是一種安定人心的社會教育，是基 層社會之大眾百姓的一種心靈寄託，宗教理路的道德取向和因果概念具有調和民 心民德的價值指標，這種文化的發展特質是良善的，但是也因為宗教理路的深入 人心，往往也會因為民智未開而產生民俗層面與生活層面的迷信與禁忌。林重修 建立講師團的另一個目的，旨在對應當代社會的亂象與迷信現象問題之改善。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正值台灣經濟起飛的時代，人民因為有錢而產生的社會問題

也接續而來。諸如：

(一)大家樂賭博問題。

(二)飆車問題。

(三)青少年加入幫派問題。

(四)女性墮胎問題。

(五)色情氾濫。

(六)煙毒問題。

(七)制作黑心食品問題。

(八)販賣假藥問題。

(九)販賣人口問題。

(十)官商勾結問題。

(十一)金光黨詐騙問題。

(十二)壯陽藥的問題。

(十三)青少年犯罪問題。

(十四)吃檳榔問題。

(十五)抽煙人口急劇增加問題。

這些社會議題所產生的亂象，在當時已深入於社會各階層，造成社會人心之不安，

而欲尋求匡正改變之道。在那個尚屬傳統氛圍強烈的年代，人們對於宗教制約所 信奉的態度與願意遵循因果觀念所衍生的一套價值體系，意即利用宗教理念的道 德勸說，比之傳統法律宣導更為有效。

重生堂的講師團在面對當代社會亂象的議題態度，透過講師於各地的宣講機 會，主動的表達針對這些問題實施道德勸說的社會關懷，利用儒家思想的修身條 目與《地獄遊記》的例則說明，導出因果觀念之制約與敦倫勵德、獎善懲惡的天 道思想，以道德呼籲的宣講語言，彰顯每一場宣講活動之意義，以成就覺民教化

的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