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里克作為一名社會運動家，她不僅撰文倡議，也想方設法親力而為來踐行她 捍衛的價值理念：
海里克曾把公牛買下藏在附近一間屋舍廳房內，一直藏到憤怒的人群離開，
如此停止了一場鬥牛比賽。她為了體驗愛爾蘭移民工人的生活，住在牧羊人 的小屋裡，只吃馬鈴薯裹腹。她訪問監獄並為偷獵者得以釋放而支付罰 款……她呼籲監獄改革並制訂限制工作日數的法律；她支持家鄉萊斯特的 織布工人投入罷工，儘管她的兄弟是這個行業的雇主。168
在1820 年代以後，海里克的精力與時間便投注到廢奴運動上。柯爾特曼家族 傳記的作者，同時也是海里克父母的好友凱薩琳．赫頓寫道：
在萊斯特，海里克夫人和她的朋友沃茲小姐是最熱心的；在書寫以外進行了 非常有力和多樣的個人努力。海里克夫人在城鎮的大部分地區都進行了調 查與遊說，並挨家挨戶地解釋她的觀點，盡可能說服更多的家庭放棄使用所 有奴隸製產品，特別是糖。藉由降低(按:指奴隸製產品)需求，奴隸的狀況 或許無法完全改變，但至少有了削弱之效。毋庸置疑，海里克親自樹立榜樣，
因為她直到去世之前，都堅拒一切源自奴隸生產的物品。169
海里克與好友們合力推廣抵制運動，因為如她在文章中傳達的概念，一個人的力量 有限，她並不打算單打獨鬥，所以由家庭、朋友和隸屬的宗教團體等私人關係串連 起來的人際網路，都是她在建立女性廢奴協會之前仰仗的重要人脈資源。即使有了 正式的組織後，協會的動員與運作仍無法脫離她個人建立的私人關係。海里克的例 子顯示廢奴運動不僅涉及社會和政治等公領域，也需要了解運動者如何從其家庭、
167 引號內為海里克原文，參見 Elizabeth Heyrick, Letters on the Necessity of a Prompt Extinction of British Colonial Slavery: Chiefly Addressed to the More Influential Classes ... To Which Are Added, Thoughts on Compensation, p. 103.
168 Adam Hochschild, Bury the Chains : Prophets and Rebels in the Fight to Free an Empire's Slav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5), p. 325.
169 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加。Catherine Hutton Beale, Catherine Hutton and Her Friends, p.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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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親與宗教團體等私人關係取得支援與協助。
海里克的娘家柯爾特曼是萊斯特地區有名望地位的家族，父親約翰積極推動 地方的重要政治事務。早在海理克年幼時期，她的父母就是地方上反對奴隸貿易的 活躍人士。Clare Midgley 的研究中指出廢奴運動的參與者，彼此間往往是親戚或 家人，如萊斯特的柯爾特曼家、伯明罕的斯特奇(Sturge)和勞埃德家(Lloyd)。170這 些家族因有相近的社會階級與政治傾向，往往彼此聯姻，如海里克便藉由姻親關係 結識漸進廢奴協會的重要成員扎哈里．麥考雷(Zachary Macaulay, 1768-1838)。171
值得注意的是，史家每每著重在海里克與母親伊莉莎白．柯爾特曼(Elizabeth Cartwright Coltman, 1737-1811)的差異，甚至是衝突上，原因在於母親重視培育女 兒成為稱職的妻子和相應的家內職責，海里克的興趣卻是當一位職業女性。172根據 Catherine Hutton 的描述，柯爾特曼夫人是「一個擁有不尋常的天賦和品味的女人，
雖然他們被埋葬在私人生活中……在結婚後將她的整個時間都獻給了她的上帝 (Maker)，她的家庭的責任，以及減輕她周圍的人的痛苦」。173但是，柯爾特曼夫人 的「家庭責任」卻非僅僅扮演家內妻子與母親的角色。柯爾特曼太太除了沒有因家 庭緣故放棄對文學的嗜好，也在丈夫約翰投入地方公共事務的時候，協助丈夫管理 家族產業。在海里克的弟弟塞謬爾撰寫的家庭傳記中，他觀察母親的行為說道：
如果一家之主是一個書蟲(Book-Worm)與哲學家(Philosopher)，管理家務的 女性所承擔的事務不亞於一位真正的商人。他(按:指父親)的事業不斷發展，
甚至興隆，但如果沒有母親的警惕和照顧，不單單指她井然有序地管理家務，
也包括協助父親密切有關的部門(immediate department)，那麼，他對學問過
170 Clare Midgley, Women against Slavery : The British Campaigns, 1780-1870, p. 81.
171 Catherine Hutton Beale, Catherine Hutton and Her Friends, p. vi.
172 Clare Midgley, “The Dissenting Voice of Elizabeth Heyrick: An Exploration of the Links between Gender, Religious Dissent, and Anti-Slavery Radicalism,” pp. 1-13.；Julie Holcomb, Moral Commerce : Quakers and the Transatlantic Boycott of the Slave Labor Economy, pp. 92-93.；Felicity James and Rebecca Shuttleworth, “Susanna Watts and Elizabeth Heyrick Collaborative Campaigning in the Midlands, 1820-34,” pp. 63-66.
173 Catherine Hutton Beale, Catherine Hutton and Her Friends, pp. 13-15；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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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熱愛，可能會讓他的事業陷入困境。174
在塞謬爾的觀察中，他們的母親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她的婚後生活，雖然是以「家 庭」為核心，但與家庭相關的商業場域，她亦積極參與，並受到家庭成員的認同和 肯定。在此，柯爾特曼太太沒有正式的管道參與商業活動，但作為商人的妻子，她 在非正式的路徑中，擁有作為妻子與母親所擁有的權力。另外，她因為支持廢除奴 隸貿易，也與湯瑪斯．克拉克森有往來互動，顯示她的社交生活不單限於家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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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里克的父母咸屬理性異議教派，有關家庭與她宗教與智識上的關聯一題，雖 然有史家指出海里克的性別平等概念來自她非國教徒的家庭教育，但少有研究直 接分析海里克如何運用家庭網路來支援她所投入的社會運動。176柯爾特曼夫人多 重的家庭和社會角色，給予本文不同於前述史家的思路，本文關注的重點不再是海 里克與父母的衝突，而是重新檢視海里克與母親的關係，如何側面說明海里克轉化 家庭經驗，用到抵制運動的性別論述與實踐當中。即便海里克經歷喪夫與無子，她 仍要在家庭與社會運動中找到平衡之道，而擔當家庭與社會多重角色的母親應該 也會是她最親近的參照對象。海里克對於女性角色的學習或背離，母女之間的關係 都存在著特殊的張力。
除了原生家庭外，海里克生命中的第二個重要時期和經歷，是在她喪夫後從理 性異議教徒改宗為貴格教徒的轉變。Clare Midgley 認為海里克在成為貴格教徒後，
她加入了一個會將女性精神平等的信仰付諸實踐的團體，並因為貴格會(Society of Friends)在全國各地的社群網路，結識了伯明罕的瑪麗．勞埃德(Mary Lloyd,
174 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加。參見 Samuel Coltman, Time’s Stepping Stones – Or Some Memorials of Four Generations of a Family-by an Octogeranarian Member of the Same (1852), p. 92.轉引自 Felicity James and Rebecca Shuttleworth, “Susanna Watts and Elizabeth Heyrick Collaborative Campaigning in the Midlands, 1820-34,” p. 66.
175 Catherine Hutton Beale, Catherine Hutton and Her Friends, p. 146.
176 Clare Midgley, “The Dissenting Voice of Elizabeth Heyrick: An Exploration of the Links between Gender, Religious Dissent, and Anti-Slavery Radicalism,” pp. 1-13.；Julie Holcomb, Moral Commerce : Quakers and the Transatlantic Boycott of the Slave Labor Economy, pp.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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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與威廉．圖克(William Tuke, 1732- 1822)等各地的貴格信徒。177在英國廢奴運 動中，貴格會一直擔當重要的角色，海里克改宗後結識的各地信徒，往往都具有社 會運動的背景，彼此間的交流與支持，奠定她推動跨地域抵制運動的基礎。
家庭與宗教團體外，海里克在萊斯特透過創作建立起的女性社交圈，是她於 1824-1825 年間編纂和出版《蜂鳥：關於奴隸制的消息》(The Humming Bird; or, Morsels of Information, on The Subject of Slavery, 1825，以下簡稱《蜂鳥》)的過程中，
重要的合作夥伴與意見交流的對象。《蜂鳥》的第一段話，就是海里克的致謝：
我們向那群一直傾聽《蜂鳥》的謙遜之歌的朋友，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特 別是那些以他們的方式傾聽的朋友，一整年內持續的支持。若非他們，我們 無法使《蜂鳥》翱翔，徘徊到它迄今為止被限制的狹窄的圈子之外。178 海里克在文中致意感謝的朋友群應該有很大比例是她的女性友人，包含《蜂鳥》另 外兩位編輯是蘇珊娜．沃茲(Susanna Watts, 1768-1842)以及海里克的妹妹瑪麗．安．
柯爾特曼(Mary Ann Coltman, 1778-1871)。Timothy Whelan 在研究一位幾乎與海里 克重名(「娘家同姓氏」)的女作家伊莉莎白．柯爾特曼(Elizabeth Coltman, 1761–1838) 時指出，她們倆在萊斯特的朋友圈有交集之處，至少有凱瑟琳．赫頓、蘇珊娜．沃 茨、伊莉莎白．本格(Elizabeth Benger, 1775-1827)、簡．亞當斯．豪斯曼(Jane Adams Houseman, 1768-1837)、瑪麗．安．柯爾特曼與瑪麗．里德(Mary Reid, 1769-1839) 等六位為共同友人。這八位女性也是萊斯特女性廢奴協會的重要成員。179
因家庭、宗教團體以及寫作交友等網路交織而成的人脈資源，可以說是海里克 組織女性廢奴協會的重要前提，她規劃抵制運動的動員方式與實踐策略，很大程度 也出自她對身邊的人際網路的應用。1820 年代英國廢奴運動的重大事件，除了海 里克1824 年提出立即廢奴主張外，就是 1825 年 4 月 8 日成立的伯明罕女性解放
177 Clare Midgley, “The Dissenting Voice of Elizabeth Heyrick: An Exploration of the Links between Gender, Religious Dissent, and Anti-Slavery Radicalism,” pp. 13-16.
178 “Preface,” in The Humming Bird; or, Morsels of Information, on the Subject of Slavery, ed. Elizabeth Heyrick and Susanna Watts, p. iii.
179 Timothy Whelan, Other British Voices: Women, Poetry, and Religion, 1766-1840, pp. 15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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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奴隸協會(Birmingham Ladies Society for the Relief of Negro Slaves)。其後更名 為伯明罕女性廢奴協會(Female Society for Birmingham)，是英國廢奴運動史上第一 個以女性成員為主的社團，創始者之一就是海里克。伯明罕女性廢奴協會的發起人 是露西．湯森(Lucy Townsend, 1781-1847)，她將海里克、瑪麗．勞埃德與索非亞．
斯特奇(Sophia Sturge, 1795-1845)等人聚集到她的家中，討論以正式組織的形式推 動廢奴運動。180
Clare Midgley 指出女性組織廢奴社團，標誌了廢奴運動中女性從個人的單打 獨鬥，轉型為集體合作的團體。181地方上以男性成員為主的廢奴協會是附屬於漸進 廢奴協會的地方分支，伯明罕女性廢奴協會則獨立於漸進廢奴協會。此獨立性，給 予 協 會 在 運 作 上 具 有 全 國 性 動 員 的 性 質 。 舉 例 來 說 ， 協 會 設 有 一 個 委 員 會 (committee) 和 各 區 域 代 表 ； 海 里 克 的 職 位 便 是 萊 斯 特 的 地 方 財 務 長 (district treasurer)，在 1827 年的募款名單中，海里克自己便捐出了 1 英鎊 10 先令。182不同 地區各自有其區域代表，負責在她們各自的家鄉募集資金與傳播資訊，可以說，女 性廢奴協會藉由組織內的各區域代表，將不同地區的人力與經濟資源整合起來，在 地方的基礎上，形成跨越區域、遍布全國的行動與合作網路。
伯明罕女性廢奴協會成立後，為推動抵制消費西印度奴隸製糖運動，在各地展 開訪問(visit)活動，在伯明罕當地除了訪談半數以上的商店和購物者，還有募款、
分發宣傳冊與召開會議。183在地方財務長的工作中，主要的職責是增加捐款
分發宣傳冊與召開會議。183在地方財務長的工作中，主要的職責是增加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