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幹與丁曰健之仕宦經歷及治臺言論之編輯

起心動念編纂《治臺必告錄》者並非丁曰健，在丁氏之前同樣擔任過臺 灣道的徐宗幹才是此書最早的編著者。徐氏字伯偵，號樹人，江南通州人。

嘉慶二十五年(1820)進士。道光二十八年(1848)四月授福建台灣道，在職約五年

1 康熙二十三年（1683）清廷將臺灣與廈門合為臺廈道，隸屬福建省，設巡道一員分轄，初 稱為分巡臺廈兵備道，其後臺灣道之職銜屢有變動，然其作為清代臺灣建省前的最高長官 則一，除兼兵備銜外，尚兼理學政與督理船政，臺灣之文武官員均在其監督之下。雍正五 年（1727）十月，清廷將臺灣學政交巡臺御使管理，後更將臺灣鎮總兵改為掛印總兵，使 臺灣鎮總兵取得司法與行政奏事權，形成臺灣道、鎮分治軍、民的情況。乾隆中葉，分巡 臺灣道又取得學政與兵備等兼銜，又因福建布政使不見往來於臺閩之間，而使臺澎之財政 權實際歸臺灣道所掌理。乾隆五十三年（1788）臺灣道又增按察使銜，集行政、司法、財 稅、教育、軍務、船政等大權於一身，稱為分巡臺灣兵備道。光緒十三年（1887）臺灣建 省後，分巡臺灣兵備道的諸多職權歸臺灣巡撫與布政使所有，僅保留原本所兼之按察使銜，

權力大幅縮減。詳閱溫振華、莊萬壽等編，《臺灣文化事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2004），頁262。另可參見張舜華，〈臺灣官制中「道」的研究〉（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頁25-45。

後，於咸豐四年(1854)離臺。同治元年(1862)，升任福建巡撫。是年彰化戴潮春 起事，全臺俱擾，即命前屬臺灣鎮曾玉明渡臺，又奏簡丁曰健為臺灣道會辦 軍務，並輯《治臺必告錄》五卷授予丁氏，作為治臺之參考，此乃本書問世 之緣由。²

《治臺必告錄》由徐宗幹選錄的文章計有藍鼎元、魏源、謝金鑾、鄧傳 安、周凱、姚瑩、達洪阿、劉韻珂、熊一本、仝卜年、史密與徐氏自身等十 二位官員之著作。其間收錄內容早至康熙末、雍正初年，而終於同治年間，

約一百五十年間徐氏認為臺灣發生之重大事件，或影響深遠的理臺議論。是 以本書所編選、呈現的列位官員之言論，不但可視為徐宗幹對臺灣認識之縮 影，其認識亦會影響繼承其書編輯工作的丁曰健。準此，則徐宗幹筆下的臺 灣呈現的是何等面貌？是本章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徐宗幹自身在《治臺必 告錄》中所收錄的文章，乃從《斯末信齋存稿》與《斯末信齋文集》中選出，

兩書的文章則多見於同治年間刊印的《斯末信齋文編》中，而該書又存有更 多徐宗幹未收錄於《治臺必告錄》的臺灣書寫，³透過此書內容來重建徐氏在 臺灣道任內治理臺灣的經歷與印象，不失為一個辦法。

徐宗幹的仕臺生涯可說波折連連，早在他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四月渡海 赴任時，便先遭逢不少驚嚇：

夜間，天昏水暗，如片葉入旋風中，坐臥不能定，器皿門戶皆震動；

眷屬並撲地，稍動則唾嘔不止。余初抱兒於手，唯默禱神力保佑；及 渡黑水洋時，與兒皆睡而未覺。夜間，兒起坐，索燭、索茶，號泣不 止。家人王祿，唾洟蛇行至前，送茶半甌。兒大呼其母，而顧姬臥於 艙下，不能動，動即眩暈。但呼兒，不得近。燭旋滅，昏昏冥冥，風 雷澎湃中，微聞母子遙遙呼應而已。久之，忽聞砉然如石破山頹，蓋

2 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

2003年），頁371。

3 其中有關臺灣的議論被周憲文等人選輯成同名書籍出版，見徐宗幹，《斯末信齋文編》（臺 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臺灣文獻叢刊第87種。

懸牀左右皆堆積木版釜蓋以千百計，每起一浪則滾倒如演團牌陣。既 而思之，所以置於艙面者，防有變可持之鳬水耳。又聞錚錚金鐵聲，

則排列巨炮，將以禦盜也；惟時生死存亡，在須臾呼吸間。及天將明，

每起一浪，即從半天而落。⁴

他搭乘的船隻本來預計要停泊於鹿港，但因風帆迅利、收之不及，向南多駛 二百餘里，最後在笨港附近落帆。之後徐氏聽聞鹿港沙汕不易收泊，不僅因 禍得福，前往府城的路程也縮短二百餘里，不禁暗謝神助。⁵

雖是平安上岸，卻旋即聽聞府城內有漳、泉兵丁的械鬥糾紛，致使臺灣 府城已閉城三日的情事，似乎預告著任內的臺灣將紛擾不斷。⁶果然在徐氏五 年任期內，臺灣先後發生王湧、洪紀、林恭三次民變，其中尤以咸豐三年(1853)

的林恭事件規模最大。林恭亂軍曾攻陷鳳山、包圍嘉義，並三度進攻臺灣府 城。臺人由於懼林恭之勢，紛紛陰附，使其勢力更加猖獗，最後在徐宗幹親 率數千士兵征討下，終於收復鳳山並逮捕首要各犯。徐氏出征期間不僅原本 依附林恭各鄉拔幟改樹義旗以應，亂軍中亦多有倒戈者。⁷針對上述事件，徐 宗幹在上書制軍王春巖時，為任官於臺者說出以下結論：

竊臺地各官，衝冒風濤，耐受瘴癘，人心浮動，時有變亂，捧檄而來，

與投效河工、軍營無異。其出力當差，無非望其保薦，得進一階。⁸ 對平亂有功的臺灣士民，則有以下評價：

4 徐宗幹，〈浮海前記〉，《斯末信齋文編》，頁126。

5 徐宗幹，〈浮海前記〉，頁126-127。

6 「日前登岸之初，即聞郡城兵丁械鬪，白晝於城市殺人如草。因而乘機搶奪，罷市閉門。

城廂之內，路徑不通。各營員弁坐視而已，鎮道皆告病退居，又無署事者，府則病臥已久，

竟至不成世界。首惡皆漳、泉兩處之人，為戍兵來臺者。百姓幾有煽動與敵之勢，平日受 其荼毒，積怨已深，將一發而不可遏。各路匪徒再聞風而集，遂不可問。」見徐宗幹，〈上 廖儀卿師書〉，《斯末信齋文編》，頁40。

7 徐宗幹，〈雪夜探營圖自記〉，《斯末信齋文編》，頁22-24。本文可視為徐宗幹之自傳。

另外可見桂超萬，〈桂序〉，《斯末信齋文編》，頁3-4。而透過敘述徐宗幹之兵事後，桂 超萬以「閩中好亂之風，臺灣為甚。」之言評價臺灣。

8 徐宗幹，〈上王春巖制軍書(一)〉，《斯末信齋文編》，頁1。

內地重洋遠隔，刻刻以遇有事端、兵餉不能接應為慮，全恃紳商士民 同心合力，即有匪徒蠢動，易以殲除。經費短絀，犒賞無資，唯恃獎 勸之一法。海外士民，遇事喜功，競相誇耀，即不必優加甄敘，但得 附名薦牘，上達天庭，不勝鼓舞歡欣，願供驅策。此又遇有辦理重案 不得不備列多人之實在緣由也。⁹

至於當時駐臺的兵員，由於餉銀缺乏，曾一度圍府鬧事，徐氏如此說到：

伏思各營兵丁，素受朝廷豢養之恩。當軍興旁午，即餉銀未能依期散 放，自應仰體籌撥維艱之苦，各營將備亦應隨時約束，委為勸諭，乃 一任兵丁鬨堂吵索，擁眾毀署，實屬不成事體。¹⁰

明顯對於官員、民眾、兵丁之評價有別。

亂平後，徐宗幹曾多次曉諭軍民，由於對象不同，用語與語氣上亦有所 差異。¹¹在面對臺民的發言上，除了感謝其助力外，¹²內容上也不時見到分別 面向閩、粵發言的情形。¹³在勸誡官兵上，除表揚其功外，也奉勸其論功在 即，勿互鬥滋事。¹⁴特別是「撫臺駐節泉郡，廈口往來船隻傳言至內地，不

9 徐宗幹，〈上王春巖制軍書(一)〉，頁1。

10 徐宗幹，〈上春巖制軍書(三)〉，《斯末信齋文編》，頁4。

11 共發布〈與臺屬紳耆書〉、〈附示諭〉、〈諭粵民〉、〈與閩粵紳士〉、〈與將備書〉、

〈諭官兵〉、〈諭各營隊長〉等文告。

12 「此次逆匪擾亂，全恃地方紳商士庶合力同心，得以安定。其出力等差，飭府局官紳彙齊 開報，固不可扶同冒濫，亦未可淹沒向隅。」見徐宗幹，〈附示諭)〉，《斯末信齋文編》，

頁13。

13 如「閩、粵皆有滅賊之人、皆有從賊之人，唯良民受害者，閩人為尤苦。所有閩地禾稼，

自應悉歸閩人收穫。粵莊紳耆，當妥為彈壓，以息爭端，而昭公允。此時既各歸和好，將 來萬一再有叛逆舉動，無論閩、粵、潮、嘉，一莊有犯，各莊仍當公同起義協勦。但圍擊 賊巢，以彰公道，不得焚毀莊鄰，以報私仇。如有不遵，鬼神誅殛；其傳諭總理人等知之。」

見徐宗幹，〈與閩粵紳士〉，《斯末信齋文編》，頁14-15。

14 「諭各標營弁隊長知悉。照得本年各路逆匪滋事，爾弁兵等同心出力，全軍凱旋，並無損 折一人。此皆仰賴朝廷洪福，神明保佑。現在會同鎮臺分起出奏，是各省軍營皆不及臺地 官兵之戰守得力，論功在即，豈可自滋事端。自來殺賊得功，未聞以械　而得卹賞者。豈 可置身命於無用之地？」見徐宗幹，〈諭官兵〉，《斯末信齋文編》，頁15-16。

曰民亂，而曰兵亂。各營員隊長，又何能當此罪譴？」，¹⁵命將領、兵丁潔身 自愛，莫使被與臺民一體看待、甚至比臺民的評價還不如的情形出現，畢竟

「你們多是好百姓，當了兵丁，更是替國家出力的，與尋常百姓不同，要自 愛、自重。」¹⁶

徐宗幹於臺灣道任內除了內憂，尚有海盜與洋人等外患侵擾之慮。道光 三十年(1850)，粵海盜駕紅艇數十艘海陸並擾，入侵淡水海口，徐宗幹急調舟 師圍剿，最後盜船因遭遇颱風互撞，遂被捕獲斬首。而在咸豐三年(1853)，英 軍駕駛火輪船進泊臺港、入城求見，徐氏嚴拒並於四門列軍械待之，最後英 船只得敗興而去。¹⁷當時徐氏認定臺灣為清帝國在東南海疆，萬不得失守的 國防重地， ¹⁸就情勢而言，較之內憂，外患更需殫慮；又比起海盜，外夷入 侵當更為可怕，¹⁹他認為外夷並不以將中國沿海、內地精華吸收一空為滿足，

更覬覦臺地的煤礦，因此，淡水、基隆一帶的防務當更加謹慎。²⁰除此之外，

澎湖、噶瑪蘭、鹿港、鹿耳門甚至南路鳳山與北路各縣偏僻港口，都需要瞭 探以期周密。然而單靠兵丁並未能遍顧所有防務，尚須臺民相互配合，特別

15 徐宗幹，〈諭官兵〉，頁16。

16 徐宗幹，〈諭兵丁〉，《斯末信齋文編》，頁81。本文文風與他文相較有顯著差異，文風

16 徐宗幹，〈諭兵丁〉，《斯末信齋文編》，頁81。本文文風與他文相較有顯著差異，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