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亂經驗與臺灣民情的借鏡

《治臺必告錄》之編輯與意涵

第二節治亂經驗與臺灣民情的借鏡

在臺灣的治理上，徐宗幹將所有相關政事的焦點都聚集在臺灣漢人身上，丁曰健也可以「地廣民稠、人心浮動」來指稱其臺灣認識，則他們所編輯的《治臺必告錄》中其他作者的臺灣認識又是如何呢？書中輯錄時代最早的作者，乃是康熙末年因朱一貴事件赴臺的藍鼎元。其字玉霖，又字任庵，

號鹿洲，福建漳浦人。康熙六十年(1721)臺灣發生朱一貴事件，族兄藍廷珍以南澳總兵率軍出征，藍鼎元同行做為參戰幕僚，計策戰略多為藍鼎元所贊畫，後集軍機、公牘、戎務之文而成《東征集》六卷。臺事平定後，藍鼎元歸而撰寫《平臺記略》一卷，對臺灣的善後處置，提出十數點建議。⁵³《治臺必告錄》中所錄藍氏之文，乃從其著作集成《鹿洲文集》中選輯而出，內容亦可見於《東征集》與《平臺記略》兩書中，本節同樣直接回歸兩著的脈絡中，而從二著書名便可窺見「征討」、「平亂」的觀點，顯見是為鞏固清帝

51 丁曰健，〈告病籲請開缺片〉，《治臺必告錄》，頁538-540。

52〈平臺藥言〉一文是在同治2年(1863)年7月尚未渡臺前，便已寫就其認為要平定戴潮春之事的六大關鍵，計為「籌餉宜寬備也」、「生力軍宜速調也」、「賞罰宜嚴申也」、「行師宜間道出奇也」、「文武員弁宜慎選也」與「彰、斗克復後，餘黨當嚴搜也」六項。事後要成書時乃收錄於書中其著作部分的第一篇文章，以傳授其後渡臺者。見丁曰健，〈平臺藥言〉，《治臺必告錄》，頁417-420。

53 張子文、郭啟傳、林偉洲，《台灣歷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787。溫振華、

莊萬壽等編，《臺灣文化事典》，頁1061-1062。

國統治而寫。⁵⁴

藍鼎元認為承平日久加以防範疏闊，是朱一貴事件爆發的主因，致使軍隊形同虛設、人民安逸而無教化，而官吏也只顧及自身利益，可見亂事的發生必不可免，只是遲速而已。⁵⁵因此，戰略的擬定以及善後事宜才是值得清帝國思考之處。在戰略上，藍氏認為控制臺灣，惟廈門為最扼吭，形勝所在，

便于指揮。先將軍隊駐劄廈門再督師進勦，⁵⁶可先進兵台灣中路，直攻鹿耳門，鹿耳一收，則安平唾手可得，賊失所恃，特別是府城無城可資長守，翦滅亂軍不過三五日之事。⁵⁷戰略既定，他一方面告誡將士，諸多參與朱一貴事件的臺民非出於自願，乃是形勢逼迫所致，因此在戰爭過程，應盡量避免破壞物產與殺害亂民；⁵⁸另一方面也以〈檄臺灣民人〉一文曉諭臺民止亂：

大兵登岸之日，家家戶外書「大清良民」者，即為良民，一概不許妄殺。有能糾集鄉壯，殺賊來歸，即為義民，將旌其功，以示鼓勵。廢弁舊兵，有立功破賊，率眾來迎，並略前愆，敘績超擢。凡擒朱一貴者受上賞，擒賊目者次之。獻郡邑者受上賞，獻營壘者次之。惟拒敵者殺無赦。倒戈退避，革面為農皆許之。⁵⁹

並以鄭氏政權為例，說明鄭氏三代曾盤踞臺灣數十年，人才眾多、兵精糧足，

尚且一朝殄滅，更何況是朱一貴等草寇，待朝廷雷霆天兵一到必破之，莫再執迷不悟。在清軍陸續攻克鹿耳門與收復安平後，大軍壓境的情況下致使叛

54 林淑慧，〈臺灣清治初期古典散文的書寫策略—以藍鼎元、黃叔璥的作品為例〉，《臺灣文化采風：黃叔璥及其《臺海使槎錄》研究》（臺北：萬卷樓，2004年），頁295。

55 相關言論可在〈自序〉、〈平台紀略〉、〈與荊璞家兄論舟中起雷書〉、〈上郝制府論臺灣事宜書〉見到，參閱藍鼎元，《平台記略》（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8年），

臺灣文獻叢刊第14種，頁1、29、45、57。

56 藍鼎元，〈上滿制府論臺灣寇變書〉，《東征集》（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9年），

臺灣文獻叢刊第12種，頁1。

57 藍鼎元，〈與制府論進兵中路書〉，《東征集》，頁2。

58 藍鼎元，〈與制府論進兵中路書〉、〈與施提軍論止殺書〉，《東征集》，頁2、3。

59 藍鼎元，〈檄臺灣民人〉，《東征集》，頁4-5。

軍只得逃入山區。藍氏認為應採剿撫並進的策略，一邊招撫亂賊，⁶⁰一邊儘速剿滅之，特別應遍尋深山野嶺，盡掃賊人巢窟，使無藏身之地。⁶¹為了肅清逃往後山之叛軍，甚至不惜聯合漢人一向懼怕的生番共同圍剿：

番性嗜殺，本鎮不得已而用。但山後大湖地方，乃自開疆以來人跡不到之境，當今並無甲籍居民，所有逋逃，總非善類，殲之亦不妨耳。⁶² 藍氏認為那些非屬善類的漢人，其惡行惡狀較之躲藏內山的嗜殺生番，更不可原諒。

在平亂後的善後事宜上，藍鼎元曾撰寫〈平臺紀略總論〉，是藍氏積極治台主張的總綱領，其幾十篇有關治台的議論，大多根據此總綱領而加以發揮，⁶³從中亦可探知藍氏對臺灣的認識。首先，藍氏指陳朱一貴之所以為亂，

乃太平日久、文恬武嬉之結果，往昔明鄭之亂耗費數十年才得以肅清，而今靠著康熙皇帝的齊天洪福、將士用命的結果，得以七日內平亂。接著轉而談論臺灣地位的重要性，認為臺地乃海外天險，統治上本來就不應該消極，而康熙末年的形勢較諸一、二十年前，又更加不可消極。前此臺灣的開發僅止府城附近百餘里內，鳳山、諸羅仍是毒惡瘴地，連該至當地任職的縣令者都不敢前往。然而康熙末年則南盡郎嬌，北窮淡水、雞籠，人民趨之若鶩；另外大山之麓本因野番嗜殺而無人敢近，康熙末年卻群入深山，雜耕番地，雖殺不畏，甚至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仔難、崇爻、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貿易。生聚日繁、漸廓漸遠，雖厲禁卻未能止其腳步，致使地大民稠，

因而綢繆不可不密。加以臺民好為盜賊，每每方慶削平時，又圖復起。地方廣大、搜捕難周，如朱一貴亂事雖僅用七日平定，然而擒剿餘黨卻需費時兩年。藍氏因而針對軍事布防、添兵設官、經營措置與官員的任命等提出己見，

60 藍鼎元，〈檄查壆甲流民〉、〈檄施恩陳祥諭撫杜君英〉，《東征集》，頁14、15-16。

61 藍鼎元，〈檄諸將弁大搜羅漢門諸山〉、〈檄北路將弁分搜小石門諸山〉、〈檄查大湖崇爻山後餘孽〉，《東征集》，頁19、20-21、22。

62 藍鼎元，〈檄查大湖崇爻山後餘孽〉，《東征集》，頁22。

63 黃秀政，〈論藍鼎元的積極治台主張〉，《臺灣史研究》（臺北：學生書局，1992年），

頁8。

特別是應劃諸羅縣地為二，於半線以上另設一縣，管轄六百里地，稅銀將隨著人民的開發而與日俱增，數年間將成大邑。臺灣在經歷天災人禍之後，亟需休養生息，臺民也需再加以教化，因此而有均賦役、平獄訟、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行保甲、聽開墾、建城池等提議。藍鼎元認為若將上述提議確實執行，則一年民氣可靜，兩年疆圉可固，三年禮讓可興，且生番將化為熟番，熟番則轉化成順民，臺灣必長治久安。針對有人提出臺灣不宜闢地聚民的說法，藍氏認為臺灣民眾已經多到無法驅離，當因勢利導以約束成良民。他以澎湖、南澳過往的歷史為例，認為墟其地僅成賊窟，設兵戍守則成重鎮。臺灣又何嘗不是如此？其地山高土肥最利墾闢，利之所在，人所必趨。

不使民眾開闢則歸之番、歸之賊，而即使內賊不生、野番不作，又恐將有日本、荷蘭之患，不可不早為綢繆。⁶⁴

以上述內容為基調，藍鼎元對臺灣善後事宜的規劃約可分成五個方面：

吏治的整頓、治安的加強、土地的拓墾、文教的振興以及風俗的改善，⁶⁵並多針對在臺漢人而來。換句話說，藍氏認為漢人才是治理臺灣最需要加以控制的族群，若有亂事，必當出自漢人之手。其積玩成習、好動公呈、豪奢、

抽鴉片煙、賭博、好鬥輕生、未知問學、未知教化…等諸多惡習是動亂根源，

甚至連頑蠢無知的土番，都受到漢人惡習的影響，開始習行狡偽，而這與土番距離統治∕文化核心遠近有關，距離愈遠者，自然沾染漢習的程度便越輕，⁶⁶意即藍氏認為土番沾染漢俗不見得是件好事。⁶⁷至於以往令人畏懼的生番，則可以透過開墾加以控制與招服：

內山生番好出殺人，然必深林密箐可以藏身，乃能為害。若田園平埔

64 藍鼎元，《平台記略》，頁29-32。

65 黃秀政，〈論藍鼎元的積極治台主張〉，頁9-19。

66 藍鼎元，〈與吳觀察論治臺灣事宜書〉，《平台記略》，頁49-55。這個觀察與前章所述的郁永河觀察雷同，但不同的是郁永河認為番人相貌美醜與否，與其離統治∕文化核心的遠近有關，距離愈遠則土番相貌愈醜，令人望之生畏。詳見郁永河，《裨海紀遊》，頁18-20。

67 「新港、目加溜灣、蕭壟、麻豆四社近府，刁猾健訟；哆囉嘓、諸羅山次之；鳳山以下、

諸羅以上，多愚昧渾噩，有上古遺意」見藍鼎元，〈與吳觀察論治臺灣事宜書〉，頁55。

無藏身之所，則萬萬不敢出也。荊棘日闢，悉患自消。是莫如聽民開墾矣。番聞鎗砲之聲則驚逃，數日不敢復至。此可以番和番，招徠歸順。招徠既久，漸化漸多，將生番皆熟。是又為朝廷擴土疆、增戶口貢賦也。⁶⁸

此即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所謂的侵略性修辭(rhetoric of appropriation)，藍氏藉由強調番人野蠻的特性，來合理化帝國的武裝侵略，由此主導並執行文明化的過程。⁶⁹

在亂事平定後，清帝國內部又如當初施琅平臺後，就臺灣問題有一番爭議。論者以為明鄭海戰之所以勝利，乃因澎湖海戰戰勝；朱一貴事件之所以速平，也是因為澎湖未失，因此多認為澎湖地位重要，控制澎湖即可控制臺灣，部議因此有移臺灣鎮總兵於澎湖，臺灣改設副將之決定。⁷⁰對此，藍鼎元以〈論臺鎮不可移澎書〉駁斥廷臣之短視，認為若將總兵移至澎湖，海疆的防衛將陷入危機。原因在於澎湖並非富庶之地，形勢不足以依據，物資上的接濟需要依靠臺灣與廈門，因此只要一、兩個月不通舟楫，將不戰自敗。而臺灣若只設副將，恐因官階過小而不足以命令南北兩路將領。臺、澎雖近，

在文檔中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 (頁 61-79)

《治臺必告錄》之編輯與意涵

第二節 治亂經驗與臺灣民情的借鏡

第二節治亂經驗與臺灣民情的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