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

全文

(1)第. 1. 章. 緒論. 一、研究動機隨著上個世紀八０年代文化史風潮的興起，英國文化史家彼得‧柏克 (Peter Burke)在某次訪談中曾指出「形象」的歷史將成為往後文化史發展的重. 要課題之一。1果不其然，近來無論是否由文化史角度切入，史學領域裡不僅特定歷史人物形象的研究受到關注，某些人∕群體對於特定地區∕國家及居住其上的人群之印象，亦是研究題材上的新寵兒。對西方而言，素來富有悠久歷史與神秘色彩的中國，此方面的研究可說層出不窮，而其中最負盛名者當為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康熙》及《大汗之國》兩本著作。2前者一易過往史家的寫作筆法，改採第一人稱的方式去模擬康熙皇帝如何自述其身，並. 1. 2. 柏克提點的文化史走向，約略可分成五個方面：第一，物質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裝等；第二，身體、性別研究；第三，記憶、語言的社會歷史；第四，形象的歷史；第五，政治文化史。其中，有些領域雖然科目不變，但切入的角度已經不同，甚至內容完全不同，有些則是全新開發的領域。參閱：楊豫、李霞、舒小昀著，〈新文化史學的崛起—與劍橋大學彼得‧伯克教授座談側記〉，《史學理論研究》，第1期（北京，2000），頁144。史景遷著，溫洽溢譯，《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臺北：時報，2005年）；史景遷著，阮叔梅譯，《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臺北：臺灣商務，2000年）。關於本書的評論，參見陳國棟，〈評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 China in Western Minds〉，《新史學》，11：3(臺北，2000.09)，頁207-212。. 1.

(2) ‧2‧.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藉此揭櫫其統治思維、用人原則，乃至於生活態度、嗜好、子女教養與養生之道；後者則是史景遷透過解讀外交官報告、詩作、舞台劇、家書、哲學性論文、小說等不同的表達形式之材料，探究十三到二十世紀之間西方世界如何「觀測」(sighting)中國，這些材料或為真實記述，或為虛構文本，卻都表達了材料作者心目中的中國，以及觀測後利用「中國」所傳達的理念。其中最著名者當為《馬可波羅遊記》，此書不僅激發了西方的好奇心，也間接影響了地理大發現。某種程度上，這些材料作者表達的其實是讀者想看的中國形象，他們的觀測並不完全，也介入主觀見解的詮釋，因此中國實情與西方人的中國形象，並不存在必然關係。 2006年上海的中華書局出版名為「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譯叢，3翻譯歐美人士所撰寫一系列關於中國形象的書籍，著眼的是十九世紀中國門戶被迫開啟後，至中國的西方人綜合記述或具體描述中國城鄉的社會經濟生活、各階層的日常信仰行為、文化接觸的故事、政治制度的運行等。他們的身分包含在中國生活多年的傳教士、外交官、為清廷所雇傭的外國官員、教習和科技人員、西方報刊派駐中國的記者，或是考察、遊歷中國的作家、學者、探險家、律師和到中國經商的商人等。透過這些形形色色的觀察者所寫下的為數眾多的著作，從而建構了當時的西方世界關於中國的形象，時至今日，某些形象仍是西方揮之不去的文化刻板印象。除了西方不時凝視中國這個古老國度外，亞洲其他國家也莫不對中國有著許多想像，古瀨奈津子《遣唐使眼中的中國》一書，便是透過遣唐使這類文化使節來探討遣唐使在唐代的朝廷中，實際上參與或觀摩了哪些儀禮，並藉著對儀式的探討，重新思考遣唐使的意義。此外，作者進一步探究遣唐使的見聞在政治與文化上對日本起了何等作用，將遣唐使觀摩到的唐朝儀式與. 3. 此譯叢共有10本譯作，分別是：《真正的中國佬》、《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美國的中國形象》、《中國人的氣質》、《中國鄉村生活》、《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中國變色龍—對於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西方的中國及中國人觀念1840-1876》、《變化中的中國人》、《穿藍色長袍的國度》。.

(3) 第一章. 緒論. ．3．. 日本制訂的儀禮相對照後，作者認為日本儀式的唐化，意味著將原來以咒術性質的意識形態為力量的時代，加以轉變成以唐禮作為基礎的新理念，以維護天皇的統治權威。4 上述無論是外人看待中國，或是相同置身亞洲的國家對中國有何印象，臺灣的記錄與相關的研究，都不乏相關的文本與書寫，稍後會有更詳盡的描述與討論。然而在臺灣形象的議題上，在歷史發展中有一項旁人所無的獨特性，即為外來政權更迭頻仍，不同政權有各自摸索與觀看臺灣的方式。本論文乃是鎖定這項獨特性，旨在探究統治政權看待臺灣的方式與其認識，並將研究的主題聚焦在治理臺灣為時最久的清帝國，透過分析帝國對於臺灣的諸多書寫，探查其觀察與認識究竟為何。之所以選擇清帝國作為分析對象，有以下理由。首先，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饒富趣味的研究，為本論開了先河，卻仍有甚多不足與尚待討論之處，底下將有更詳細的說明。5其次，臺灣自鄭氏政權以來，漢人雖逐漸成為島上住民的主體，但仍有原住民居住於島上；而由滿人所建立清帝國，在統治上倚重漢人文化與官僚體系的情況甚為鮮明。因此兩者間看似相近其實卻隱含文化差異的特色，值得加以剖析。最後，過往研究者將帝國的記錄作為反映真實的證據，對於史料在臺灣統治情景上的描述直接採取接受的態度，而未關注其中隱含文化刻板印象 (cultural stereotype)的成分。本論將由此視角，探析帝國書寫背後的文化脈絡。上述各. 項將於後文逐步討論，底下將略為回顧外人與統治政權記錄臺灣的方式和產生的印象與認識，再討論可供本論文參考的相關研究成果與操作手法。. 4 5. 古瀨奈津子著，高泉益譯，《遣唐使眼中的中國》（臺北：臺灣商務，2005年）。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1683-1895(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4；臺北：南天，2005).本書在中文世界有兩篇書評，分別是：張隆志，〈評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中國文史哲集刊》，26(臺北， 2005.03)，頁415－422；張家綸，〈評介鄧津華《想像台灣：中國殖民旅遊書寫與圖像 (1683-1895)》〉，《臺灣師大歷史學報》，36(臺北，2006.12)，頁215-226。.

(4) ‧4‧.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二、相關文獻回顧臺灣形象認識相關的研究書文，約可分為兩類，一是外人筆下的臺灣記錄，次為統治政權的書寫，以下順序介紹之。中文世界可見關於外人筆下的臺灣記錄，目前少有研究成果，而多為史料性質的譯介之作。最知名者當為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於1959年翻譯英國冒險家必麒麟 (W. A. Pickering) 所著 Pin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Head-hunting Savages、61972年翻譯美籍記者戴維遜(James Wheeler Davidson)的名著The. Island of Formosa : Historical View from 1430 to 1900 之. 後，7不斷有相關的史料翻譯。特別是進入本世紀以來，對於17世紀以降外國人描寫臺灣的史料有一連串的譯作。如鄭順德翻譯法國人雷吉納德‧康 (Reginald Kann)，於1906年至臺灣考察後所寫的《福爾摩莎考察報告》，對日治. 時期臺灣的歷史、政治型態，以及蔗糖、樟腦茶葉、染料等物產與製法，甚至是礦產分布，留下細膩的描寫。8研究荷治時期臺灣史有成的鄭維中所著《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針對臺灣歷史博物館館藏的十七、十八世紀史料作深入的探討與介紹，內容包括近二十本西洋古書的介紹，內容相當多元，古著作者的身分也旁及水手、牧師、士兵、大使，甚至連虛構的臺灣偽書也在鄭氏蒐羅之列，並附有為數眾多的地圖與圖片。9另一本由費德廉和羅效德編譯的《看見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旅行者的福爾摩沙故事》，再將時代向後延伸，時間斷限為臺灣開港前後到日本統治前，內容包含了二十餘篇的西方遊記、書信與調查報告，甚至還有當時百科全書 6. 7. 8. 9. 必麒麟(W. A. Pickering)著，吳明遠譯，《老台灣》（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9年），臺灣研究叢刊第60種。本書有另一中譯版本，見陳逸君譯，《歷險福爾摩沙》（臺北：原民文化，1999年）。戴維遜(James Wheeler Davidson)著，蔡啟恆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72年），臺灣研究叢刊第107種。雷吉納德‧康(Reginald Kann)著，鄭順德譯，《福爾摩莎考察報告》（臺北：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2001年）。鄭維中，《製作福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台灣身影》（臺北：如果，2006年）。.

(5) 第一章. 緒論. ．5．. 裡描寫臺灣的條目，前述的必麒麟與後文將陸續介紹的郇和(Robert Swinhoe，本書譯為史溫侯)、甘為霖 (Rev. W. Campbell) 與陶德 (John Dodd)等人的著作都名列其. 中，而編者也將這些材料作者的出身背景、寫作動機對讀者做了詳細的介紹，是使用起來相當方便的一本著作。10臺灣開港後，英國首任外交官郇和於1861年抵臺，之後就在環遊臺灣、不斷患病、書寫探險文章的循環中，度過近五年的駐臺歲月 (1861.07～1866.03)，他也被公認為「臺灣早期最偉大的博物學家」，以紀念他在發掘臺灣鳥獸上的傑出貢獻。11至於十九世紀末一南一北在臺灣分頭進行傳教事業，且聲名卓著的傳教士甘為霖與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所寫的回憶錄Sketches from Formosa 和. From Far Formosa亦陸續出. 版。一般認為他們的書寫會比普通宣教師的傳記或宣教實錄，以及當時前來福爾摩沙探險、考察旅行的報告書更為充實，對於晚清統治底下的臺灣地景與社會文化、漢人與生熟番的風土民情，都有細膩的描寫。 12此外，英國茶商陶德在清法戰爭期間，於北臺灣所留下的記錄，提供外商、本地居民對戰爭時期臺灣戰事的視野，也就此了解當時臺灣經濟作物對外貿易的情況。13 對於外人所著的臺灣記錄在近年來的譯著概況簡述至此，成果雖頗為豐碩，但是相關深入的研究與分析，尚有許多可突破的空間。此方面有所著墨的是白尚德所著的《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14用輕鬆的筆調來分析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的生活景況，以及他們對於島上不同族群的觀感，這些歐洲人來自不同國家，身分包含基督教徒、外交官、科學家、商人以及探險家等. 10. 11 12. 13. 14. 費德廉、羅效德編譯，《看見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旅行者的福爾摩沙故事》（臺北：如果，2006年）。陳政三，《遨翔福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行》（臺北：臺灣書房，2008年）。甘為霖(Rev. W. Campbell)著、許雅琦、陳珮馨譯，《福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的臺灣筆記》（臺北：前衛，2006年）；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著，林晚生譯，《福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錄》（臺北：前衛，2007年）。陶德(John Dodd)著，陳政三譯，《泡茶走西仔反─清法戰爭台灣外記》（臺北：臺灣書房， 2007年）。另可見陶德(John Dodd)著，陳政三譯，《北臺封鎖記─茶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臺北：原民文化，2002年）。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臺北：南天，1999年）。.

(6) ‧6‧.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不同性質，然而他們在臺灣住民的眼裡其實皆被歸納成「外來者」這個籠統的大分類。作者分成四部分來描述不同族群相互之間的看法：歐洲人對島上不同不群的看法、中國人對歐洲人的看法、中國人和原住民彼此的看法、歐洲人之間的關係。歐洲人按照語言與文化的特徵將島上的族群分類；中國人則認為歐洲人的出現對文化是個嚴重的威脅，對歐洲人充滿生理上的歧視；中國人也將原住民貶為文化低下的族群，認為他們居住於偏僻且貧瘠的地方，且易傷人與吃人，然而只要透過中國文化的引導，他們便能從自然進入文明，讓一個近似中國「完美」的秩序取代無政府狀態的社會；歐洲人彼此之間則存在既親近又緊張的關係。吳文星〈日據初期(1895-1910)西人的臺灣觀〉一文，較為深入分析西方人心目中的臺灣。文中透過分析英、美兩國外交及領事報告和諸多雜誌，認為日治初期外人對於臺灣的觀察，將重點放在日本的統治狀況，包括總督府鎮壓臺人武裝抗日、日本學習西方經驗的成效、日本政府殖民統治的特色以及臺灣自身的條件等，此外，臺灣社會文化的變遷也在其蒐羅之列，包括城市景觀、就業與教育情形和公共道德等問題。15除了西方人之外，同處亞洲的其他國家對於臺灣又有著何等觀感呢？韓國史家孫準植(Jun-Shik Sohn)針對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剖析其日治時期心目中的臺灣形象。孫氏賴以分析的材料為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報紙《朝鮮日報》裡所刊載關於臺灣的新聞，其中多以單純的事件報導為主，而少有論說與解讀的意見。這些新聞透露出的形象為臺灣是個水路相距數千里的遙遠國度，是常夏、地震與颱風頻仍的南方之島，對朝鮮而言是個毫無因緣的異域，居住於其上的是嗜血的野蠻生蕃。在經濟上由於同受日本殖民控制，因此與朝鮮是既競爭又合作的對象，並透露出兩地皆為同命相鄰的殖民地之同情。16 除了上述的文本與研究成果外，對於臺灣帶給外人的印象而言，在歷史. 15. 16. 吳文星，〈日據初期(1895-1910)西人的臺灣觀〉，《臺灣風物》，40：1(臺北，1990.03)，頁157-174。孫準植，〈殖民地朝鮮的臺灣認識－以《朝鮮日報》(1920-1940)的記事為中心〉，《輔仁歷史學報》，20(臺北，2007.12)，頁83-112。.

(7) 第一章. 緒論. ．7．. 上曾經出現一部特殊之作，內容竟是以臺灣為主體的虛構見聞，它誕生於距今約三百年前的歐洲，作者為法國人撒瑪納札(George Psalmanaazaar)。金髮碧眼的作者自稱是在臺灣出生長大，在當時是日本國民的臺灣人。十九歲時被家庭教師（耶穌會教士）所騙才去到歐洲，後來因為不願意信奉天主教而脫逃，才輾轉前去英國，並轉信英國國教。他將臺灣的歷史與島上的景況描繪的栩栩如生，讓當時許多未跨出國界的歐洲人是看∕聽的如癡如醉，並將其說詞寫作成專書，於1704年用英文出版，名為《福爾摩沙歷史與地理的描述》。17 不久，該書在阿姆斯特丹迅速刊行法文版。一年後，此書再版，並在鹿特丹出版荷蘭文版本。撒瑪納札因為本書打入了英國上流社會文化圈，可謂名利雙收。然而本書除了涉及臺灣議題的爭辯之外，也牽扯出宗教之間的戰爭，因而喧騰一時。曾經代表路易十四出使大清國的法國耶穌會神父洪若翰(Jean de Fontanry)，在皇家學會的例會上起身為臺灣問題與天主教辯護，但這場辯論. 的結果反而讓這本偽書更加熱賣。然而隨著越來越多關於東方風土人文、商業資源的專書在倫敦出版，撒瑪納札的說法與其相較下出入矛盾之處甚多，最後在無法自圓其說的情況下原形畢露，撒瑪納札由此被譏笑為社交圈中有趣但無害的騙子。18在被踢爆之前，除了與洪若翰激辯外，其實在英國質疑撒瑪納札說法者亦為數不少，例如當薩里斯伯利主教百納特請撒瑪納札證明他是臺灣人時，撒瑪納札反問這位長得像荷蘭人的主教，如何在臺灣證明他是英國人？又在1705年，當時最新的期刊《特雷伍學報》上有一位耶穌會教士撰文揭發撒瑪納札的謊言。彼得‧柏克析論撒瑪納札本書所引領的臺灣「知識」在歐洲大陸上演變的情況，指出當時遊記批評家愈來愈重視遊記中抄襲與不作親眼觀察的程度，顯示歐洲人更加依靠旅行者對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然觀察。19. 17. 18 19. 中譯本見撒瑪納札(George Psalmanaazaar)著，薛絢譯，《福爾摩啥》（臺北：大塊文化， 1996年）。該書於2004年底由原出版社重新出版，更名為《福爾摩沙變形記》。鄭維中，《製作福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台灣身影》，頁254-265。 Peter Burke著，賈士蘅譯，《知識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羅》（臺北：麥田，2003年），.

(8) ‧8‧.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身為臺灣的近鄰，中國在清朝統治臺灣以前，文獻中也保有不少關於臺灣的描述。明代以前中國對於臺灣的想像與認識，莊雅仲與周婉窈在這方面的研究值得重視。莊氏〈裨海紀遊－徘徊於異己與自我之間〉一文雖旨在論述清康熙年間郁永河赴臺旅遊的心境，但筆調卻先從探查清代以前中國對臺灣論述的虛幻性講起。這些相關記載充滿神話與傳說的色彩，臺灣成為事實與虛幻交會的傳奇地方。而在這些記錄中，又充滿著食人的主題並累世傳抄，使得臺灣對於中國而言是個既陌生且驚懼之地。元代汪大淵《島夷志略》裡的〈琉球〉，與明代陳第〈東番記〉裡的記述，成為「意符之鏈」(the chain of signifier)的一環，且因他們實證的論述風格，和「我在那兒」(being there)的表現. 方式，反而更加強了這種印象。20周氏〈山在瑤波碧浪中—總論明人的臺灣認識〉所說明的，是明人對臺灣由粗淺印象到具體接觸的演變過程。最初臺灣僅是明人出使琉球的封舟，於海上往返航行時的定位指標。之後隨著海寇問題的深化及侵略範圍的南移，臺灣成為海盜的據點與海外的巢穴。十六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臺灣成為大明國防的第一道防線，明朝雖沒有佔領臺灣的想法，卻也有不能讓日人奪走的意識。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並未有臺灣是一個大島嶼的認識，而是多個島嶼組合之地。北邊是雞籠、淡水；靠近彭湖的是東番，東番有魍港與北港。十七世紀開始，明朝與荷蘭間因為貿易而產生爭執，明廷最後迫使荷蘭離開彭湖轉佔東番，此後對臺灣的認識也轉為紅夷之地。21莊、周二文恰巧一內一外，由心態與外部認識切入探討清代以前. 20. 21. 頁332－333。而關於這位十八世紀冒牌旅人的詳細生平與其著作之剖析，可參閱Michael Keevak, The Pretended Asian: George Psalmanazar's Eighteenth-Century Formosan Hoax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莊雅仲，〈裨海紀遊－徘徊於異己與自我之間〉，收錄於盧建榮編，《文化與權力－台灣新文化史》（臺北：麥田，2001年），頁43-45。而拙見由此進一步引伸，認為清代以前除了對外島有食人鬼怪的想像外，尚有神仙珍奇的傳說參雜其中。參閱拙著，〈清康熙朝臺灣印象的轉變－以四位親歷者的觀察為例〉，《臺灣風物》，56：3(臺北，2006.09)，頁29-33。周婉窈，〈山在瑤波碧浪中—總論明人的臺灣認識〉，《臺大歷史學報》，40(臺北，2007.12)，頁93-148。.

(9) 第一章. 緒論. ．9．. 中國的臺灣形象，正好提供來人研究相關議題時兩條研究的曲徑。如上所述，臺灣的特殊性在於除了歷來不斷有外人進行探查外，島上統治政權不斷更迭的結果，使得歷來政權對於臺灣的書寫與觀察亦未曾間斷，因此臺灣在統治者眼裡的形象為何也開始被歷史學者關注，前述鄧津華所著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1683-1895，可謂此方面的代表作。本書乃改寫自其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的博士論文(1997)，作者運用清代大量的地圖與文獻分析臺灣的主要功能在於作為帝國文化地理的重要疆界，清代文人基於道家和儒家思想，而對臺灣衍伸出原始性修辭 (rhetoric of primitivism) 與匱乏性修辭 (rhetoric of privation). 的特殊情懷。另外臺灣也是充滿潛力的島嶼，因而藍鼎元等人積極. 鼓勵人們往後山開發，在主導並執行文明化的過程中，也運用侵略性修辭 (rhetoric of appropriation)來合理化自身的行動。對於番人的描寫則呈獻性別倒置 (gender inversion)的特色，即對南方民族的女性化和北方民族的男性化書寫。性. 別開始和民族性摻雜論述，呈現的不只是男人征服女人，也是漢人征服番人的隱喻式過程。除了武力的馴服以外，教化也是重要的同化動作，最後「番漢」界限逐漸消弭，同為清帝國的子民。牡丹社事件以後，臺灣從海外藩籬變成中國一省，清朝於馬關條約中使用「割讓」一詞，足以代表臺灣已是中國正式承認的一部分。至於日治時期政府如何捕捉與展示臺灣的形象上，呂紹理《展示臺灣：權力、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選擇博覽會作為切入點，敏銳地道出日本政府如何透過國內與國際博覽會，展示及塑造臺灣的形象。諸如1903年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會場內「臺灣館」的設置，不僅成為帝國殖民台灣成功的榮耀象徵，也建構殖民地台灣的形象。而殖民政府也在臺灣境內實施這項宣政工具。1916年的「始政二十週年台灣勸業共進會」是臺灣第一次大開門戶的大型展示活動，在南進政策的背景下，禮儀、教化、(被)觀看、同化、.

(10) ‧10‧.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矛盾、綏撫等元素不斷交錯，活動也呈現多樣化。1935年「始政四十周年記念臺灣博覽會」規模更為盛大，帶來的人潮與商機更是前所未見。要之，日本政府屢屢藉著建構「差異化」以達成自我認同，並藉著博覽會的效應在博物館、商品陳列館、廣告業與百貨公司發酵出不同的物質消費文化，影響所及甚至擴及民眾的遊觀活動。22周婉窈〈寫實與規範之間—公學校國語讀本插畫中的臺灣人形象〉，從反應歷史現場的臺灣與顯示殖民者的規範意圖兩道脈絡，分析1898至1945年間出版五期的國語讀本。發現第一期的讀本相當程度反映當時的臺灣社會景況，第二期則出現「男斷髮女不纏足」的新形象，預示著時代走向。第三期的臺灣人逐漸改裝，加強「內地風」的印象，使得插畫中的「民族界線」逐漸模糊。在皇民化時期出版的四、五期讀本，插畫中的臺灣人起居與衣著已全然日本化。簡言之，臺灣人的形象愈前期愈寫實，愈後期則規範意味愈濃厚，遠離社會實況。 23較之清朝，日本殖民政府不僅摸索臺灣形象，由政府進一步主導塑造的企圖更顯鮮明，是其特色所在。戰後國民黨政權又如何看待臺灣，抑或是用何種形象來代表臺灣，目前仍少有研究成果，較類似的作品可以李筱峰《唐山看台灣－228事件前後中國知識分子的見證》一書為代表。24本書的提問並未脫離前此研究二二八事件學者的範圍，提供給讀者的答案也未有大破大立之處，意即作者所問、所答都沒有對以往的研究做出翻案。準此，本書的特色何在？乃是作者使用的材料與言論均非出自臺灣本身，而是清一色匯集中國知識分子的論點來解答上述問題。在本書中可以看到許多中國知識分子對於日本治下的臺灣抱持高度的肯定，而對於國民黨的統治則是表達失望的觀察。這與國民黨在經濟發展、人員任用、官員貪污、軍紀敗壞等不無關係，也都是致使事件發生的原因， 22 23. 24. 呂紹理，《展示臺灣：權力、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北：麥田，2005年）。周婉窈，〈寫實與規範之間—公學校國語讀本插畫中的臺灣人形象〉，《臺大歷史學報》， 34(臺北，2004.12)，頁87-147。李筱峰，《唐山看台灣－228事件前後中國知識分子的見證》（臺北：日創社，2006年）。.

(11) 第一章. 緒論. ．11．. 形成一場「優越感」 (國民黨政權)與「自尊心」 (臺灣民眾)的對抗。隨著國民黨的統治，腐敗的觸角也延伸至臺灣，造成的影響實不容忽視。李氏此著切入問題的角度或有可觀之處，可惜本書雖屬歷史著作，卻是服務青少年讀者的通俗讀本，因此也未有更深一層的剖析而僅是點到為止。. 三、研究方向與架構透過上述的討論可知，對於臺灣形象上的塑造與演變，目前雖已小有研究成果，但仍有許多亟待開發的空間。諸如日治以前關於外人對於臺灣形象的描述，目前大部分仍屬史料形質的譯介，尚待更多深入的研究。十七至二十世紀間，外國人究竟如何看待臺灣、他們觀察臺灣的視野與論述為何？而期間臺灣在外人眼中的形象有何遞嬗變遷，又產生何等的文化刻板印象？而日治時期的外國印象雖已有吳文星的先行研究，然而其重點乃是放在日治前期的十五年間，中後期的景況為何仍然值得玩味。更進一步地，若將檢視的角度放大成歐洲對於整個亞洲的審視，與亞洲其他地區相較，在西方帝國主義眼中，臺灣究竟有何相似與特殊之處？眾所周知，歐洲在進入啟蒙時代之前，對於亞洲存在許多奇幻的想像，進入十八世紀後隨著歐洲人不斷與亞洲作接觸，歐洲人不斷破除原本荒誕不羈的想像，也重新塑造對亞洲的認識，並隨著帝國主義不斷在亞洲建立自信心與優越感。遊記、報導的出版與閱讀，在此間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這也正是的德國史家尤根‧歐斯特哈默(Jurgen Osterhammel)於名著《亞洲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中所鋪陳與. 討論的背景。 25歐斯特哈默首先探討的是十八世紀以前西方人各式的亞洲記錄，描繪出一段還未受歐洲優越感沾染的「亞洲知識史」。進入十八世紀以後，隨著知識逐漸積累，歐人眼裡的亞洲逐步去魔化，但在去魔的初期階段， 25. 尤根‧歐斯特哈默(Jurgen Osterhammel)著，劉興華譯，《亞洲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臺北：左岸，2007年）。.

(12) ‧12‧.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啟蒙時期的學人尚有容許差異、尊重甚至讚賞歐亞差異的言論空間。亞洲去魔化的後期，文明停滯的論述漸漸覆蓋亞洲，「動態」與「靜態」的歐、亞隔閡愈趨明顯，這段思想史從「歐、亞共同觀照」全面轉移至「歐洲中心」的過渡，意味歐洲意識將背負起文明化的使命。緊接而來的是一場不對等的對話，結局至今仍殘存於世界的每個角落。歐氏在本書中採取的分析方式是觀察「差異」而不從「知識∕權力」的視角出發，將之視為一場「文化會話」，讓各種亞洲研究文本在本書內展開對話，而不是揪出文本內的權力與傲慢。此研究方式對於身陷後現代泥沼的研究者而言，不啻為一條明路。除此之外，鄧津華也曾在著作中提及在「東方式的東方主義」(oriental orientalism)，或者「內部東方主義」(internal orientalism)的操作觀點，26同屬於亞洲的國家對於臺灣的觀感又是如何？有了孫準植一文針對日治中後期朝鮮對臺灣的印象所作的示範，相信此課題仍可有所發展。回到本文的主旨上。清領時期的臺灣在中國眼中究竟是何等模樣，鄧津華令人耳目一新且分析鞭闢入裡的著作，已給讀者一定程度的解答。然而面對將「後殖民」(postcolonialism)理論運用至清領臺灣的作法是否恰當的質疑，仍須經過漫長且激烈的學術辯論。此外，「遊記」史料的運用亦需要加以定義，作者將旅臺的遊記與仕宦記錄或視察報告、奏摺和建議書等交混作為分析的材料，卻未仔細區辨各時期先後來臺的文武官員、幕友教諭與民間人士，在身份背景、遊歷區域與在臺時間的差異，因而留下許多有待探索的空間雖。另外，某些具特殊意義的史料也未被作者蒐羅使用，作者並未明說其選材標準為何。27加以本書將論述重點放在對番人的書寫上，而較少觸及對臺灣景觀與漢人的分析，若是臺灣對清帝國而言果為亟待文明開化之地，漢. 26. 27. Emma Jinhua Teng, “introduction”,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1683-1895 , pp1-30. 相關評論可見張隆志，〈評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頁420；張家綸，〈評介鄧津華《想像台灣：中國殖民旅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頁222-223。.

(13) 第一章. 緒論. ．13．. 人勢必也被牽連其中，同為需要改造的一環。意即清帝國對於臺灣印象的摸索上，仍有諸多晦澀不明之處，筆者認為在清帝國對於臺灣的書寫約可分成三類：其一為清代文人至臺灣遊歷後的書寫；其二為奉派至臺的官員卸任後所留下的記錄；其三為官方編纂的地方志書。其中，清代臺灣的地方志書已經過較有系統的研究，早期如陳捷先與盧胡彬，著重探討臺灣方志的體例、義法、性質與編纂過程，以之作為判別其良劣與否的判準； 28晚近則如林開世與許博凱則另闢蹊徑，探究的是地方志書的權威與象徵性，特別是地方志書編纂的形式結構本身就建立了說服力與事實性，剖析臺灣地方志書作為朝廷情報蒐集，以及文化建設、移風易俗的功能，乃至方志編修者透過一些客觀化的策略，將清帝國的秩序觀與正統觀，隱藏在分類的事實記載之後的企圖。29職是之故，本論文欲將重點放在仔細分梳前兩類文本上，企圖得出來自帝國遊歷的文人與官員，在對臺灣的認識上呈現何等紛陳繁複的圖像，至於地方志則退居為輔助性的材料。而在操作上，或許運用莊雅仲、周婉窈所引領的內（心態）、外（外部認識）交叉的分析方式，不失為一個方向。在材料的運用方面，某些使用上的謬誤也令史家不得不引以為鑑。針對清代有關臺灣的書寫之剖析，文學領域也有相關研究成果，如林淑慧《臺灣清治時期散文的文化軌跡》與謝崇耀《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二書即為顯例。前著分析清代前、中、後三期散文的發展條件與趨勢，並比較風格上的差異。將清代臺灣散文的書寫分為前期的旅遊巡視書寫、中期的社會教化書寫、後期的議論時事書寫；30後著則將遊歷臺灣的文人與奉派至臺官員所書寫的文類混為一談，統稱「宦遊文學」，將清代分為四個時期析論其風格及. 28. 29. 30. 陳捷先，《清代臺灣方志研究》（臺北：學生書局，1996年）；盧胡彬，〈清代臺灣方志之研究〉（臺北：中國文化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年）。林開世，〈方志的呈現與再現—以《噶瑪蘭廳志》為例〉，《新史學》18：2(臺北，2007.06)，頁1-60；許博凱，〈帝國文化邏輯的展演—清代臺灣方志之空間書寫與地理政治〉（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年）。林淑慧，《臺灣清治時期散文的文化軌跡》（臺北：臺灣學生書局，2007年）。.

(14) ‧14‧.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特色。31兩者從文學學術背景切入去分析史料的書寫風格，自有其長處與特點，只是當中某些史料的運用就史學研究角度而言，卻有值得商榷及警惕之處。例如清代描述臺灣的文類大增，在旅遊巡視、社會教化與議論時事等書寫上，出現眾聲喧嘩的局面，彼此間的分殊亦非如此絕對（如社會教化的書寫本身便是時事議論的一環），然而在林氏著作中的分析方式，卻呈顯一種直線前進. 式的史觀，且忽視眾人針對同一事件與議題的多重論述，甚至當中某些聲音來自於不同時期。再如謝氏一書在分析清人著作上，產生文化邏輯上的謬誤，以探索徐宗幹《斯末信齋雜錄》的思想為例，作者對於徐氏以童謠預測戰情、求籤占卜的醫病行為及其宗教觀，認為徐氏的行徑既不稱職且可笑，並以西方之於基督、回教徒對於阿拉的說法，比賦徐宗幹信仰的執著（頁 266-267）。這是誤將己身的思想套用在他者行為邏輯上的顯例。美國文化史. 家羅伯特‧達頓(Robert Darnton)與法國處理感覺史的名家阿蘭‧柯班(Alain Corbin) 不約而同地叮嚀研究者勿踏入「心靈時代錯置」（psychological anachronism）的陷阱中，誤以為古人就像我們今日一樣思考與感受。史家應當不斷擺脫看待過去覺得熟悉的錯覺，並持續受到一劑又一劑文化衝擊的震撼(doses of culture shock)；. 32. 特別是要了解過去的人們，沒有比藉由他們的眼睛看世界，和用他. 們的情緒感受更好的方法了。33 除了切入問題的角度與材料運用的細節外，本論文在操作上尚有哪些可供依傍的論點，也值得討論一番。彼得‧柏克除了點出形象史的研究趨勢外，自身也採用新的視角操作形象議題。在名著《製作路易十四》中，34柏克透過「再現」(representation)的觀點，處理十六、十七世紀法王路易十四的公共形象塑模的問題。他透過分析大量的石雕、銅像、油畫、紀念章、蠟像、錢幣、 31 32. 33. 34. 謝崇耀，《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臺北：蘭臺，2001年）。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p.4. Alain Corbin, trans. by Jocelyn Phelps, The Lure of the Sea: The Discovery of the Seaside in the Western World 1750-1840(London: Penguin, 1995), p.vii.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許綬南譯，《製作路易十四》（臺北：麥田，1997年）。.

(15) 第一章. 緒論. ．15．. 文字記錄、表演儀式，去捕捉路易十四的公眾形象是如何被塑造，以及如何去說服他治下的法國子民，而創造這些形象的目的是為了要維護君主政體的權力。這些文本與物體允許歷史學家得以研究路易十四的公眾形象，這些再現出來的形象使得路易十四面對朝臣、人民、外國使節甚至是後代子孫都呈現出不同的姿態，而這些再現也成為實際影響政治情勢的實體。在柏克筆下，「再現」更代表著下列諸多意涵：「一個形象，他足以讓人想起眼前所見不到的事物」、「替代某人的位置」、「在當時『民眾腦海中呈現』的形象」。「再現」觀點源自二十世紀的後半葉以來，歷史學門不斷面臨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的衝擊與挑戰。在這波浪潮裡，除了歷史學求「真」的精神被視為無物之外，所有的歷史文類與著作不分青紅皂白，全被劃歸成小說的同路人，即「虛構」的「文本」（text）。這種說法的力道大到足以衝擊歷史學的根本，致使諸多歷史學家起身捍衛家門，才扳回不少顏面。35然而在這波思潮碰撞下，卻也讓歷史學門激盪出不少新的思維型態 (mindsets)，史家深切察覺到文字、「事實」以及由它們建構而成的文本這三者，具有可塑性與主觀性的特質。史家從原本針對制度、群體和觀念三者之間的結構關係進行探究和分類，轉而考察各種有互相關聯又不斷演化的思想和行動體系—即「論述的實踐」(discourse practices)。人們便是通過這些體系，彼此互動，而社會中的權力關係亦得以彰顯。史家不再追求對實在(reality)作「真實性」或「事實性」的敘述，改而強調包括歷史文本在內的一切「再現」的可變性、多元. 35. 關於這方面，在中文世界可見的名著約可以下兩本作為代表：理查‧伊凡斯(Richard Evans) 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臺北：巨流，2002年）；彼得‧蓋伊(Peter Gay)著，劉森堯譯，《歷史學家的三堂小說課》（臺北：立緒，2004年）。在前書中伊凡斯屢屢駁斥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即《歷史的再思考》之作者）等後現代主義者之說法；在後書中蓋伊敏銳的告訴讀者，不允許虛構是歷史書寫的特色，而虛構的小說透過解碼，則可以演繹出歷史真實的部分。如此等於是迂迴的回應後現代主義者，小說是小說，歷史是歷史，兩者間可不能劃上等號。作者承認，小說家在許多方面的成就是歷史家無法企及的，諸如真實灼見的心理洞察、平日生活氣氛的營造與描寫、藝術的展現等；然而歷史學卻能提供書寫空間給小說家，並且在小說家的筆下摸索出集體的心理狀態。.

(16) ‧16‧.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解釋與文化建構的本質。36換句話說，「再現」觀點除了可以運用在歷史書寫外，更可進一步將此概念挪用至史料上，意即承認史料是一種高度選擇性的產物，其內容之所以遺留除了記錄者主觀的因素外，更有它背後運作的文化邏輯。準此，過往在歷史學家眼中看來是「如實呈現」的檔案，或是荒誕不經、無法運用在歷史書寫的文本，眼下都有了新的操作徒徑，破解它們背後的文化運作邏輯與密碼成為史家的新任務。如前述撒瑪納札的臺灣偽作，柏克從歐洲知識發展的脈絡底下分析此著之意義；又如美國文化史家娜塔莉‧ 戴維斯(Natalie Z. Davis)於扛鼎之作《檔案中的虛構》裡，提醒史家標榜公正客觀的法律文書其實隱含著人為操作的虛構成分。特別是十六世紀法國赦罪狀的內容乃集體虛構而成，赦罪狀裡的凶案情節符合人們聽故事習慣要大過於真相的進行，因此戴維斯放棄追究檔案中案件的真相，轉而從中分析犯人所套用的故事模式，描繪十六世紀法國的法廷審判裡瀰漫「說故事的文化」之集體心態。37受戴維斯觀點啟發而運用至臺灣史研究之案例，陳佑慎對於劉永福形象的探析可為代表。陳氏運用過往少有學者關注的《劉大將軍平倭戰記》、《劉大將軍臺戰實記》等虛構性十足的史料來操作此課題，從中抽繹甲午戰爭前後時人的心態，與劉永福形象的流傳，影響直指晚清的國族論述。38 本論文受到上述諸論著的啟發，將運用再現、敘事的套式與文化邏輯、集體心態等觀點進入本文的脈絡中。前此筆者已嘗試性操作清代康熙時期對於臺灣認識上摸索的課題，描述施琅、郁永河、藍鼎元與黃叔璥等人在描寫臺灣景況的背後，所隱含的認識與形象，他們又是受到何等文化脈絡的影響 36. 37. 38. 韋思諦 (Stephen Averill)著，吳喆、孫慧敏譯，江政寬校譯，〈中國與「非西方」世界的歷史研究之若干趨勢〉，《新史學》，11：3(臺北，2000.09)，頁159。相關論述亦可參見楊豫、李霞、舒小昀著，〈新文化史學的崛起—與劍橋大學彼得‧伯克教授座談側記〉，頁147；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U.K.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2004), pp. 62-64. 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 Davis)著，楊逸鴻譯，《檔案中的虛構》（臺北：麥田，2001 年）。陳佑慎，〈抗日英雄的建構與記憶—試釋《劉大將軍平倭戰記》的史料意義〉，《臺灣風物》，56：2(臺北，2006.06)，頁167－199。.

(17) 第一章. 緒論. ．17．. 而寫下他們的記錄。39承此經驗本論文再續行深入討論清帝國對於臺灣的書寫與認識，關於內容之架構，分述如下。除首尾兩章為緒論與結論外，計分四章。第二章〈文人的臺灣遊歷及其觀察與認識〉，以非具官方身分赴臺的文人為對象，分析他們之所以遠渡重洋至臺灣這塊「瘴癘之地」，其中的動機、經歷以及書寫記錄中所顯露對臺灣的觀察。這些文人不全是以旅遊為目的，且居臺時間短則數月、多至數年，更因先來後到的時代不同，各自間對臺灣之認識實不盡相同。本章的目的便在於梳分其個別過程與觀察後，分析其中的文化脈絡與視野，當中不僅有其特殊意義，也有沿襲自傳統中國奇幻想像的一面。第三章至第五章，主要是以治臺官員的記述與回憶為重心進行考察，其中，本文又擬以《治臺必告錄》作為中介點，先探析該著的編纂過程與文化意涵，再回頭探詢該書出版前，清帝國對於臺灣認識的歷史過程，最後，再分析該著出版後迄清帝國割讓臺灣前，最後三十年間帝國官員對臺灣的統治印象與認識。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書寫策略，乃緣於《治臺必告錄》出版前、後，臺灣整體發展局勢與帝國的統治手段上，都出現重大轉折，由此著切入探析帝國官員對臺灣認識之轉折，不失為一個良方。職是之故，本文第三章〈《治臺必告錄》之編輯與意涵〉，是以丁曰健於同治六年(1867)，自臺灣道卸任後付梓出版的《治臺必告錄》為分析核心，除了交代本書的編輯與出版過程外，探析書中所蒐羅自康熙末年至同治初年間，共計十三位作者之經歷及其臺灣印象和認識也是重點之一。此外，本書的編選策略，以及所選錄之言論是否真能再現原作者之想法，也是本章所措意之處。最後，本書的編輯與出版，在清帝國治理臺灣的過程又突顯什麼意義，也將有所交代。第四章〈清領前期治臺官員的記錄與回憶〉，本章將持續處理在《治臺必告錄》出版之前，其他赴臺官員的統治情事與心得。除了摸索帝國內部對臺灣認識的變遷之外，也將從更大的時代背景來檢視《治臺必告錄》內容之. 39. 拙著，〈清康熙朝臺灣印象的轉變－以四位親歷者的觀察為例〉，頁27-59。.

(18) ‧18‧.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所言，是否吻合當時官員的普遍認識與文化脈絡，以及書中所營造的共識與印象之所來由。第五章〈清領末期臺灣情勢的描述與認識〉，將分析自《治臺必告錄》成書後的清領末期至臺灣割讓為止，在臺官員的記錄文本。此時期隨著外國勢力在海峽兩岸進出這個因素加入之後，官員在統治上的言論與論述亦有所轉向。此時臺灣被更深刻地捲入清廷與外國的紛爭中，不僅清廷重新調整治臺方針，治臺官員關注的焦點亦隨之移轉，在對抗外侮之外，臺灣內部亦自開山撫番後，展開一連串統治上的變動與調整。.

(19) 第. 2. 章. 文人的臺灣遊歷及其觀察與認識. 臺灣既於清康熙朝進入帝國版圖，便已不再是從前中國所謂的「化外之地」，因此除了帝國派駐官員統治外，更有許多文人因不同原因赴臺觀察這塊新進的領地，及本就居住其上的「化外之民」。其中，自然不乏渡臺旅遊者。過往曾針對清代中國文人渡臺旅遊的議題加以研究者，當以前章所述的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所著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為首，從後殖民 (postcolonialism)的角度分析帝國文人旅遊書寫(travel writing)所呈現的文化景況。. 承續鄧氏脈絡操作此議題者尚有林淑慧〈臺灣清治時期遊記的異地記憶與文化意涵〉、〈臺灣清治前期旅遊書寫的文化義蘊〉兩篇清代的旅遊分析， 1. 然而卻也都留下一些待解的問題。如前所言，首先，是「遊記」的定義. 問題，兩位作者都將旅臺的遊記與仕宦記錄或視察報告、建議書交混作為分 1. 林淑慧，〈臺灣清治時期遊記的異地記憶與文化意涵〉，《空大人文學報》，13(臺北，2004.12)，頁53-81；〈臺灣清治前期旅遊書寫的文化義蘊〉，《中國學術年刊》，27(春)(臺北，2005.03)，頁245-279＋292。. 19.

(20) ‧20‧.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析的材料，然而其實有必要將這些材料作者的身分背景加以區分，並專注於非奉派至臺的文人記錄材料之分析上。其次，對於材料的解讀與使用多著墨於番人的部分，而對於臺灣風土與漢人，則較少看見深入的探析。是以本章將以非具有官方身分的渡臺文人為主軸，他們或為旅遊意圖，或入駐臺官員幕僚服務而來到臺灣，停留時間少則數月、多至數年。他們渡海的動機、經歷以及過程中對於臺灣島上人、事、物的書寫與觀察，將是本章析論的重心所在。然而臺灣雖入版圖，但前此中國對於海外島嶼諸多奇幻的認識與想像，並未隨之破除，或是說，非短時間內所能改觀。這些非具帝國官方身分的遊歷文人，在這方面的心態又是如何，本章將一併說明。底下，先由文人的遊歷動機談起，再分述其經歷與觀察，最後將以背後所透露的文化訊息作結。. 第一節. 文人赴臺的動機. 明清中國士大夫的旅遊活動，有以休閒娛樂為目的之「冶遊」活動，或以「壯遊」一詞指稱長程的探險遊歷活動。2清代文人至臺遊歷的舉措，明顯屬於後者的範疇，然而遠赴臺灣比起單在中國內部從事壯遊活動又更加危險，原因為眼前就明擺著雙重的挑戰。首先，是需要橫渡海流湍急的黑水溝；其次，臺灣是個可怕的瘴癘之地，往往致使有意之人望而卻步。因此促使本文所描述的文人來臺動機為何，值得探究一番。清帝國領有臺灣之後，目前所知最早至臺灣遊歷者為松江人徐懷祖，他在康熙三十四年(1695)來臺後撰有《臺灣隨筆》一卷，當中自述旅遊動機乃因喜好旅遊之故：. 2. 巫仁恕，〈從遊觀到旅遊－十六至二十世紀初蘇州旅遊文化與旅遊空間的變遷〉，「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年6月），頁 1。.

(21) 第二章. 文人的臺灣遊歷及其觀察與認識. ．21．. 竊思廿載萍蹤，若燕、齊、秦、晉、魏、趙、吳、越、楚、粵、滇、黔之間所遊歷者多矣；詎意復有臺灣之行。然觀海亦吾素志，慨然往焉。3 在徐氏來臺後約莫過了一年，浙江仁和人士郁永河於康熙36年亦接踵其後，其緣由如下：余性耽遠遊，不避阻險，常謂臺灣已入版圖，乃不得一覽其概，以為未慊。會丙子冬，榕城藥庫災，毀硝磺火藥五十餘萬無纖介遺。有旨責償典守者，而臺灣之雞籠、淡水，實產石硫磺，將往採之。余欣然笑曰：「吾事濟矣」。4 康熙三十五年(1696)冬天福州火藥庫遇災，焚燬硫磺五十餘萬斤，典守者當負債責，當時硫磺多購自日本，唯價昂無力負擔，又多方收購不獲。聞臺灣淡水盛產硫磺，因地險阻而無人敢至。當時人在閩中遊幕的郁氏聽聞消息，以其喜好旅遊的性格概然請行，於隔年二月來臺，會當事者採硫黃於雞籠、淡水。郁永河欣然與役後，並將其所見聞記錄成《裨海紀遊》(或曰《採硫日記》)，備述山川形勢、物產土風、番民情狀，歷歷如繪。5而在康熙末年，曾以柳宗元遊歷奇險之地的文章激勵自身，並將其抄錄在著作《閩遊偶記》開頭的江蘇吳江縣人吳桭臣，也自言受到好遊心態的影響，因此接受馮協一的邀請而有遊閩之舉，並於康熙五十二年隨著馮協一調任臺灣府知府而踏上遊臺的旅程：6 馮公守汀五載，癸巳春，督、撫以臺灣疆土新闢，遠隔海洋，番民雜處，非得賢守未易為治，因交薦公調任。已奉諭旨，料理交代事竟，. 3. 4. 5. 6. 徐懷祖，《臺灣隨筆》，《臺灣輿地彙鈔》（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5年），臺灣文獻叢刊第216種，頁3。郁永河，《裨海紀遊》（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9年），臺灣文獻叢刊第44種，頁1。方豪，〈弁言〉，郁永河，《裨海紀遊》，頁7；張子文、郭啟傳、林偉洲，《臺灣歷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北：國家圖書館，2003年），頁353。吳桭臣，《閩遊偶記》，《臺灣輿地彙鈔》，頁11。.

(22) ‧22‧.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公日攜酒饌，遍歷名山水；如此者數日。將理裝赴臺，而在署諸友畏於航海，先後辭別而去；惟武林李頌將與予二人仍留同在，擇三月十六日起程。7 可見在過程中同行的幾位友人因畏於航海，先後辭別而去，僅武林人李頌將與馮、吳二人同往。由上可知，因為黑水溝橫阻的緣故，使得人們往往視遊歷臺灣為畏途，來臺壯遊者若非好遊之心極為強烈，是不肯親赴此地的。此類心態一直到清代末期仍然存在，光緒十七年(1891)，池志徵來臺的動機與吳桭臣頗為類似，皆是由於好遊心態使然，復以對臺灣懷抱諸多想像，就在友人備營北臺而邀約同行的情況下，至臺遊歷三年，他細述如下：余少時讀藍鹿洲平臺紀略、魏默深戡定臺灣記諸書，謂臺灣土沃產阜，耕一餘三，可富可強，可戰可守，輒慕然作海外之想。比長好遊，周歷數邦，然仍未至臺灣。辛卯客滬，有同州友人備營北臺，邀余同渡。遂自北而南、而東，三載之間，遍跡全臺。山川之扼要、人物之蕃昌、風俗時候之奇異以及寮社險阻、民番雜處、古來方輿所未載、人跡所不及者，類皆記之。8 除了好遊心態之外，另一種至臺遊歷的的動機就未有那般壯烈。清道光二十七年(1847)，江蘇無錫人丁紹儀嘗言其赴臺動機如下：道光丁未秋，余以歸妹至彰化；及冬禮成，省黃浣雲師於臺灣郡廨。時守臺者父執仝磵南太守適兼臺灣道篆，囑余襄理度支，並佐浣雲師稽核臺郡文冊，勾留者八閱月。凡臺事之堪資談助者，入耳經目，輒筆識之，並附綴管窺所及，竟得八卷。9 由於小女兒出嫁的緣故，丁氏赴臺並順道拜見業師，最後入臺灣道仝卜年幕. 7 8. 9. 吳桭臣，《閩遊偶記》，頁12。池志徵，《全臺遊記》，池志徵、吳德功、施景琛、張遵旭，《臺灣遊記》（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0年），臺灣文獻叢刊第89種，頁3。丁紹儀，〈自序〉，《東瀛識略》（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5年），臺灣文獻叢刊第2種，頁2。.

(23) 第二章. 文人的臺灣遊歷及其觀察與認識. ．23．. 下處理文書事宜。類似的情形尚有江蘇上元人蔣師轍，其最著名的事蹟為光緒十八年(1892)，入巡撫邵友濂幕編纂《臺灣通志》而至臺灣，並著有長篇的《臺遊日記》，書中便曾記錄其之所以赴臺，乃是李景卿將蔣氏推薦予素昧平生的臺灣巡撫邵友濂，邵氏聘其主章奏所致：光緒十有八年，歲在元黓執徐，二月甲寅朔，越六日己未，買舟赴津門，將杭海而南，應臺撫邵中丞(友濂)之聘也。中丞與余初不相識，忽介李景卿觀察(慶雲)詒書，延主章奏；虺隤之馬，感伯樂而思奮。觀察來書，敦迫者再，以春寒川渠仍仌，至是始發。夕登舟，攜豫甥偕。10 同在光緒年間來臺的黃逢昶，雖未說明他至臺旅遊的動機為何，然而他同樣是遊幕之客，這是由鄧輔綸為黃氏著作《臺灣紀事略》作跋時，「聞先生現在臺疆勷事戎幕」一語得知：黃君曉墀先生所著「臺灣紀事略」，於全臺形勢、利害、本末，臚考甚備；及所論撫番、禦夷之策，皆切中情，事可施行；又嘗為生番、熟番二歌與東瀛竹枝詞若干首，以達民難言之隱、詳風土之異，可謂有心當世之務者矣。今臺事日棘，聞先生現在臺疆勷事戎幕，其戰守大計，固日往來於胸中，所建議當必有不止於是者；然即是，已見先生於臺，籌之至熟、至悉，為足資帷幄之折衝也。11 對照明、清兩代的旅遊風氣與習慣，可發現清代官員於宦途中從事旅遊的情形，與晚明一樣頗為普遍；但和明代不同的是，清代官場流行著一股招待旅遊的風氣，此外，幕友的旅遊活動也是明代所未見的。12可見清代此類被延攬入幕辦事以及編修方志的事蹟非屬罕例，在康熙五十五年(1716)接受臺灣知縣周鍾瑄邀請，編修一本《諸羅縣志》而名聞後世的陳夢林，即為明證。陳 10. 蔣師轍，《臺遊日記》（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7年），臺灣文獻叢刊第9種，頁1。 11 黃逢昶、吳光亮、王凱泰，《臺灣生熟番紀事》（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0年），臺灣文獻叢刊第51種，頁37。 12 巫仁恕，〈清代士大夫的旅遊活動與論述－以江南為討論中心〉，《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50(臺北，2005.12)，頁245-247。.

(24) ‧24‧.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夢林生平曾三度至臺，除了接受周鍾瑄的邀請外，在朱一貴事件期間也入閩浙總督覺羅滿保幕下。事件結束返回中國不久，在雍正元年(1723)又再度赴臺遊歷，並著有《臺灣後游草》，藍鼎元特別為此書寫序，13可惜本書已經亡佚，無以一窺陳氏的遊歷的經過與心路歷程。總而言之，這些非清廷派遣來臺任官的中國文人之所以赴臺遊歷，好遊心態是多數人起心動念的最大原因，若適逢友人邀約同行，則毅然成行。另一類曾至臺留下記錄者，是接受在臺官員的聘僱所致，至臺遊幕一番後便將其所見所聞撰寫成書稿。. 第二節. 遊歷的路線與經歷. 臺灣開始被外人納入觀光、旅遊地點的選項之一，需直到1908年日本政府將西部縱貫鐵路開通之後，並隨著舉辦博覽會所引發的效應，才造就制度化或專門性的觀光機制，臺灣遂由名士探險之地轉變為群體旅行的地點。14清末臺灣北部雖已有鐵路開通，但仍然未脫蠻荒之地的形象，因此清代文人至臺遊歷未有如日治時期經過設計且固定的動線，個別間的過程、見聞更是大相逕庭。由是，本節則將分析清代文人在臺的旅遊路線與經歷。如上所述，最早至臺遊歷者乃是時為康熙三十四年(1695)的徐懷祖，只是所著的《臺灣隨筆》多將焦點集中於前所罕見的渡海經驗上：大海之中，波濤洶湧之狀，筆不能盡。惟是四顧無山，水與天際；仰觀重霄，飛翔絕影：蓋鳥亦不能渡海也。…茫茫海道，舟人固不識也；惟東西南北，則以羅經視之。其所往之地，非山不可辨。若宵晝行而. 13 14. 連橫，〈流寓列傳〉，《臺灣通史》卷三十四（臺北：幼獅文化，1977年），頁727。呂紹理，《水螺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北：遠流，1998年），頁148-149、 154；呂紹理，《展示臺灣：權力、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北：麥田，2005年）， 341－390；蘇碩斌，〈觀光∕被觀光：日治時期臺灣旅遊活動的社會學考察〉，《臺灣社會學刊》，36(臺北，2006.06)，頁176-200。.

(25) 第二章. 文人的臺灣遊歷及其觀察與認識. ．25．. 不見山，亦莫測其遠近；故有瞻星察氣，緣橦遠望，辨水之色及視泥沙之臭味者。一遇島嶼可以泊舟，則尤兢兢焉；蓋海嶼雖卑而水中尚多巖巒、又有積沙如隄阜，皆能敗舟；且山上迴飆，亦能噓噙其舟而膠之。及已泊之後，猶恐潮汐往來及戕風猝至，故灣中有必不可藏舟之處。15 可以想見這是因為不只清朝，中國歷代文人亦少有渡海的經驗者，特別對象又是險峻的黑水溝，自然值得大書特書。卻也因為前無所見，因此徐氏未解舟人所言計算海程單位的「更」，係指何義。雖然徐氏在臺逗留一年之久，但對於旅遊路線並未多所著墨，僅知其初至福建漳州，嗣有臺灣之行，途經廈門、鹿耳門、金門等地。16 在路線說明方面，郁永河可說詳實不少，然而郁氏赴臺的第一道關卡，仍是浩瀚的黑水溝：臺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北流南，不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窳，故謂之溝。廣約百里，湍流迅駛，時覺腥穢襲人。又有紅黑間道蛇及兩頭蛇繞船游泳，舟師以楮鏹投之，屏息惴惴，懼或順流而南，不知所之耳。紅水溝不甚險，人頗泄視之。然二溝俱在大洋中，風濤鼓盪，而與綠水終古不淆，理亦難明。17 可見航行中不僅有不知源自何處、不時散發腥穢襲人味道的黑水，甚至還遇到海蛇的威脅，在航經不甚險惡的紅水溝後，過了第一重考驗到了澎湖，隔天又馬上登船前往臺灣，卻因鹿耳門航道狹小險惡之故，讓他登陸臺灣後仍似身處於波濤之中，直到兩天後才能正式會客。比徐懷祖更進一步的是，郁永河已知如何用「更」計算海程：海洋無道里可稽，惟計以更，分晝夜為十更，向謂廈門至臺灣，水程十一更半：自大旦門七更至澎湖，自澎湖四更半至鹿耳門。風順則然； 15 16 17. 徐懷祖，《臺灣隨筆》，頁5。徐懷祖，《臺灣隨筆》，頁6-7。郁永河，《裨海紀遊》，頁5-6。.

(26) ‧26‧.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否則，十日行一更，未易期也。18 露出想要確實掌握這段過往每謂重洋阻隔，卻未知多寡的距離。19郁氏遊歷的路線乃是從臺南府城出發至淡水開採硫磺，在正式上路前，他曾閱讀《臺灣府志》、《大清一統志》和《明會典》等文獻，以瞭解臺灣的形勢，和明代至荷蘭、明鄭再至清帝國的簡史：復取臺灣郡志，究其形勢，共相參考。蓋在八閩東南，隔海水千餘里，前代未嘗與中國通，中國人曾不知有此地，即輿圖、一統志諸書，附載外夷甚悉，亦無臺灣之名；惟明會典「太監王三保赴西洋水程」有「赤嵌汲水」一語，又不詳赤嵌何地。獨澎湖於明時屬泉郡同安縣，漳泉人多聚漁於此，歲征漁課若干。…20 花了兩個月的時間涉獵臺灣相關知識及準備開採的裝備之後，郁永河便上路展開採磺之旅。在交通方式的選擇上，他接受同鄉顧敷公的建議，沿陸路而非海路北上，21才得以一路上見識各樣的番族（土番）風情。康熙三十六年(1697) 四月二十七日，郁永河行經八里分社再越過淡水河，到達目的地。郁氏旋即展開採硫磺的工作，一方面商請番人幫忙建造屋舍，另方面以布匹同番人交換硫磺礦土，並親至硫磺礦穴探查。 22然而之後卻發生同行奴僕一個個因為痢疾而病倒的憾事，郁氏認為當地山川風景與中國內地無異，也沒有傳說中. 18 19. 20. 21. 22.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8-9。而從郁永河開始，清代由中國至台灣的旅人，便不時有計算渡海時間的舉措出現，計時工具從傳統中國使用的壺漏與香印，官方遞鋪規定使用的日晷與燭刻，到西洋傳入的沙漏不等。而臺灣最後在自強新政的實施下，也帶入西方新式的時間習慣。參閱呂紹理，《水螺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30－32。郁永河，《裨海紀遊》，頁9。莊雅仲認為，郁永河除了摒棄中國過往將臺灣歷史、神話不分的敘述方式，也成功將臺灣置於大清國的歷史脈絡中，而改承天府為臺灣府、天興州為諸羅縣、萬年州為臺灣與鳳山兩縣的命名權取得，也象徵著權力的開展。見莊雅仲，〈裨海紀遊－徘徊於異己與自我之間〉，盧建榮編，《文化與權力－台灣新文化史》（臺北：麥田，2001年），頁49-50。走陸路之原因為海路多暗礁與沙岸，自府城到雞籠途中若遭遇意外，沒有港口可供停泊，比航行在大海中更危險。參閱郁永河，《裨海紀遊》，頁17。郁永河，《裨海紀遊》，頁22-26。.

(27) 第二章. 文人的臺灣遊歷及其觀察與認識. ．27．. 的外島鬼怪作祟，乃因人跡罕至、瘴癘之氣累積所致，加上天候與自然環境惡劣、蚊蟲毒蛇亦多，致使臺灣北部不宜人居。 23是年10月完成採磺工作回到中國後，郁氏再見城市景物兼回想起在臺灣「非人之境」的經歷，竟有恍如隔世之感：余向慕海外遊，謂弱水可掬、三山可即，今既目極蒼茫，足窮幽險，而所謂神仙者，不過裸體文身之類而已！縱有閬苑蓬瀛，不若吾鄉瀲灩空濛處簫鼓畫船、雨奇晴好，足繫吾思也。觀止矣！寄語秦、漢之君，毋事褰裳濡足也！24 清代以前的中國關於外島的相關記載，不僅累世傳抄，更充滿神話與傳說的色彩，認為外島居住之人非奇幻神仙即食人鬼怪，郁永河的親身經歷可說是破除這類想像的開始。25 康熙五十二年(1713)隨臺灣知府馮協一至臺的吳桭臣，在渡海前聽從臺廈道標戰船兵丁的建議，在準備上似乎更為充分：須有南風，纔好開船。登舟候風，不若岸上安逸。先要備牲醴，祭天妃海神。每人預做紅袖香袋，上寫天妃寶號。至進香時取爐內香灰實袋，縫於帽上，以昭頂之誠。再於荷包內裝竈土些微及人參少許佩於身邊，以防暈船時服之；並帶小磁. ，以防嘔吐。26. 即先於開船前準備牲禮祭拜媽祖，並將裝有香灰、寫著媽祖寶號的紅袖香袋縫在帽子上，再將竈土及人參放置行李內，以便在暈船時服用，最後再人手一個防嘔吐的小磁礶。卻仍然不敵黑水溝嚴峻的考驗，即便使用竈土、人參仍然暈船不止，只有磁罐方便嘔吐，還算派得上用途。27吳氏赴臺的路線與郁永河相同，先至澎湖再前進鹿耳門。可惜的是他抵達後的記錄雖有統治情 23 24 25. 26 27.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26。郁永河，《裨海紀遊》，頁42。相關討論參閱拙著，〈清康熙朝臺灣印象的轉變－以四位親歷者的觀察為例〉，《臺灣風物》，56：3(臺北，2006.09)，頁29-33、43-45。吳桭臣，《閩遊偶記》，頁12-13。吳桭臣，《閩遊偶記》，頁13。.

(28) ‧28‧.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形、地景和景點的描述、物產∕種的記錄，以及對臺地風俗的觀察，但卻沒有旅遊路線的描述，因此未能得知哪些景點是其親臨，而哪些又是其閱讀、聽聞後書寫的。吳桭臣書寫上的情形，同樣也在丁紹儀的《東瀛識略》與黃逢昶的《臺灣雜記》中發生。丁氏的著作成於道光二十七年(1847)，寫作體例仿擬地方志書的編寫方式，共分八卷，每卷分載兩個子目，總計約六萬餘字，卻未明載其遊歷路線與經歷。同治七年(1868)，其子丁承禧至噶瑪蘭服役，乃出錄數條予之。同治十年，重遊福建，復重加審定，在每目後面再加上議論，少則數百字，多則數千言。至同治十二年，始刻印行世。28至於黃逢昶的著作則是集多篇議論文章以及歌謠、詩作而成，亦未言明他的臺灣經歷，只有在〈臺灣生熟番輿地考略〉一文中，知其曾在光緒八年(1882)到噶瑪蘭遊歷。該文還是當年黃氏奉委至蘭地催收臺北城捐時，當地父老向其告知烏筠林任噶瑪蘭通判時搜捕盜匪的軼事，在聽聞後加以記錄而成，才尚有此脈絡可循。29 相對於上述由於著作體例致使歷程未明，光緒十七年至臺旅遊的池志徵的遊記內容則對旅遊路線詳加描述。是年十月底先由上海搭乘「斯美」輪船渡海至基隆，由於時代推移，此時渡海已有輪船可乘，已不似清領前期往往需要經歷驚濤駭浪的洗禮，因而池氏並未遭遇強勁風浪便順利抵臺。其時臺灣北部也已有鐵路通行，他便由基隆乘坐火車至臺北大稻埕，並查訪臺北附近的艋舺（池氏記為「艋艦」）、滬尾（記為「滬美」）等地，再搭乘火車探訪新竹的友人，續南向遊歷大甲、大嵙崁等地後，復搭火車北上訪友人於基隆內山的金沙局，之後回臺北府便入撫幕四個月，又應臺北商務局總理張經甫之邀，辦理鐵路票房事務約一年。光緒十九年，張經甫推薦池氏至臺東統營刺史胡傳帳下，遂由基隆搭船至澎湖、再至安平，在繞經鳳山縣、林園、東港、. 28. 29. 丁紹儀，〈自序〉，《東瀛識略》，頁2；張子文、郭啟傳、林偉洲，《台灣歷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5。黃逢昶，〈臺灣生熟番輿地考略〉，黃逢昶、吳光亮、王凱泰，《臺灣生熟番紀事》，頁 11。.

(29) 第二章. 文人的臺灣遊歷及其觀察與認識. ．29．. 三條崙、大樹林，最後抵達埤南。池志徵對他這趟臺灣之行總結如下：余此行首尾越三年，計五百六十日，三府歷其二、州一、十二縣過其九，越重谿十二，步高山九重，霧涉奔沙者十數日，計行千二百里，亦平生未歷之崎嶇，然亦壯遊也。遂記之。30 池氏此行幾乎走遍臺灣，「壯遊」二字誠為這趟旅程的最佳註腳。31 光緒十八年(1892)，應邵友濂邀請渡臺編纂《臺灣通志》的蔣師轍之遊歷情景，又與上述有所不同。蔣氏先於該年二月自天津搭船至上海，三月中再搭乘「駕時」輪船至滬尾，雖然交通情況已改善不少，仍免不了暈船之苦：午後，東南風作，微苦顛簸，迻步欲躓，遂僵臥。晚餐粥一盂，蒙首跧伏，夜分始成寐。32 蔣氏抵臺兩天後，旋被約赴至臺南批閱科舉試卷，因此又再搭乘輪船南下。閱卷完畢後又搭船返回臺北，途中曾遠眺澎湖諸島情景，回臺北後又繼續處理試務。此後，蔣師轍便將心力投注於修志上，除了開列修志所需的六十餘種書目外，更條列出採訪條例。對於編志，蔣氏認為「徵文獻」、「繪輿圖」與「錄檔冊」乃最當務之急的三要事。33蔣氏更將其蒐羅的所有自清領以來記錄臺灣的所有文獻加以閱讀，亦將書籍內容與心得書寫於日記中，因此《臺游日記》中除了在臺日常生活的描寫外，絕大部分均為蔣氏的閱讀心得，因此蔣氏認識臺灣的方式與一般旅人並不相同，他雖有遊歷臺灣南北的經驗，但實際上他的臺灣印象與知識乃是透過大量的閱讀獲致。最後，蔣師轍因與身兼志局總調與臺北知府的陳文騄不協，原因為修志之議已經談論超過兩個月，卻遲遲未能開局，考成無日，且索閱官牘私載亦不可得。因此蔣氏萌生去志，託詞省家，於八月底乘「斯美」輪船回中國內地，在臺時間約六個月. 30 31 32 33. 池志徵，《全臺遊記》，16。關於池志徵詳細的旅遊情形，詳見池志徵，《全臺遊記》，頁3-16。蔣師轍，《臺遊日記》，頁12。蔣師轍，《臺遊日記》，頁27-33。關於蔣氏編纂《臺灣通志》的詳細過程，可見毛一波，〈蔣師轍與臺灣通志〉，《方志新論》（臺北：正中書局，1974年），頁179-202。.

(30) ‧30‧.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當年閏六月）。34. 清末遊記類的記錄中，尚有一篇作者不詳的特殊之作《臺游筆記》，此篇並未描述其渡海至臺的情景，而是從描寫臺北省城的風情寫起，並以作者與其友人盧鴻昌搭「斯美」輪船由滬尾至安平的旅程作結。35此文雖然簡短，卻有許多臺北民風的描述，留待後述。總而言之，徐懷祖、郁永河等清初渡臺遊歷的人士，由於未有前人經驗可依循，且交通工具亦不甚進步，因而不時面臨黑水溝的挑戰，但仍一步步去掌握與克服渡海時的知識與難處。時至池志徵、蔣師轍及不知名遊記作者的時代，已可見他們在交通工具的選擇與搭乘上，有了不少的進步，所看到的景觀以及激發的記憶也都隨之轉變。36池志徵雖說到東部胡傳帳下服務時，過程仍倍感艱辛，但渡海來臺與在西部遊歷時，透過輪船與火車等先進交通工具，較之郁永河只有簡陋船隻、牛車或步行之情形，在旅行日程與安危程度上已有相當程度的改善，遊歷時的心境自然有所差異。37再如池志徵與蔣師轍雖非具有帝國奉派的官方身分，卻仍是入官員幕下處理政事的文員，與一般旅人與民眾相比，地位仍有所不同，特別是蔣氏由於公務所需，不僅搭船往來兩岸，在臺地為試務南北奔波時也都搭乘輪船，這是前人所無法想像的情景。. 34. 35 36. 37. 蔣師轍，《臺遊日記》，頁129-133；張子文、郭啟傳、林偉洲，《台灣歷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696-697。闕名，《臺游筆記》，《臺灣輿地彙鈔》，頁101－105。在旅行中，交通工具(means of transportation)的選擇牽涉的範圍極廣，包括路線、階級、特權、地位等問題，火車與輪船中各種等級的區分也影響社交活動、情感教育和生命安全等問題。更因為交通工具選擇的不同，所看到的景觀以及激發的記憶也都會有所轉變。詳見廖炳惠，〈旅行、記憶與認同〉，《當代》，175(臺北，2002.03)，頁86。特別是火車旅行所帶動的文化衝擊和「知覺的震撼」，值得研究者注意，參閱強納森．柯拉瑞（Johnathan Crary）著，蔡佩君譯，《觀察者的技術—論十九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臺北：行人， 2007年），頁179。林淑慧，〈臺灣清治前期旅遊書寫的文化義蘊〉，頁275。.

(31) 第二章. 文人的臺灣遊歷及其觀察與認識. 第三節. ．31．. 遊歷文人對臺灣的觀察. 經過遊歷動機與旅途經歷之分析，已知清代赴臺遊歷的特殊性所在。因此在每趟個別的遊歷中，文人對於臺灣的觀察與心得為何，以及他們所書寫的見聞又是在何等文化脈絡下作如何的呈現，更成為令人感興趣的問題。幾乎所有至臺遊歷的文人面對的第一道關卡都是浩瀚的黑水溝，這是在中國內部遊覽時未曾面對的經驗，因此增添臺灣遊歷的特殊性，只是隨著時代不同，對渡海的觀察也相異。康熙時期徐懷祖、郁永河與吳桭臣等人，由於當時臺灣開發的重心位於南部，因此他們赴臺的路線皆為由廈門出發，行經澎湖再自鹿耳門登陸，然而由於天候、地形的關係，往往不得其門而入，郁永河曾謂：嘗聞海舶已抵鹿耳門，為東風所逆，不得入，而門外鐵板沙又不可泊，勢必仍返澎湖；若遇月黑，莫辨澎湖島澳，又不得不重迴廈門，以待天明者，往往有之矣。海上不得順風，寸尺為艱。38 可見清領早期至臺的文人往往飽受痛苦。但是對於清領後期的池志徵、蔣師轍等人來說，由於當時政治中心已經遷至臺北，航行的路線遂轉變為由上海搭乘輪船前往基隆或淡水，雖然對於航海過程仍有所懼怕，但拜交通技術進步所賜，驚險程度較之早期實改善許多，運氣好如池志徵者，更可免受顛簸之苦。不過即使清領後期鹿耳門已非主要渡口，站在其對於臺灣歷史發展具有特殊意義的角度，今昔的轉變仍是文人的觀察重點之一。池志徵曾謂鹿耳門在清末雖已經淤淺，然而安平仍是巨浪濤天、西人不敢輕至的天險之地：郡港無內澳，鹿耳門昔可容巨舟出入，今已淤淺，改泊四草湖。安平巨浪滔天，夏初南風時尤劇，俗名曰「湧」，排擊掀翻，響聞百里，天明即作，作時艘舶急駛澎湖或旂後以避之，雖泰西人之善駕駛，語及安平口無不目震心駭，此可稱天險也。39 38 39.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8。池志徵，《全臺遊記》，頁10。.

(32) ‧32‧.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識. 另外，蔣師轍也曾記載安平與鹿耳門的變遷過程，以及他親眼目擊安平巨湧的駭人景象：（閏六月）十四日晨，閱臺灣縣（即今之安平縣）圖及說。…其扼外海之要者曰三鯤身（洲仔尾即昔之隙仔寮，在鹿耳門北，距縣治十五里，前可泊巨舟百餘艘，今為平陸。鹿耳門亦淤淺。同治十二年，海氛不靖，於三鯤身築砲臺）。大略如此。末又述安平巨湧，侈為天險。余曾目擊，良可駭怖。然惟五月至九月為然，它時無風，亦自平易。40 清末文人之所以仍如此關注鹿耳門，原因在於臺灣南、北重心轉移後，用以對比在政治、經濟，特別是國防上的情勢。例如蔣氏接續鹿耳門話題論說，外國勢力侵擾乃視臺灣防務偏重之地而定，清末臺勢偏重在北，其中又以雞籠一口最為重要，必是外人垂涎的焦點：法寇之擾，南疆敉寧，敵情所趨，大都視我偏重。今臺勢偏重在北，可挾為奇貨者，又莫如雞籠，故狡虜並力注之。設令終不得逞，蹈瑕抵隙，未必不改而圖南。固民心，簡軍實，綢繆未雨，術何可疏？慎勿藉海若之威，遂謂湯池足恃也。41 其實這個趨勢早在同治年間便有丁紹儀類似之議論：蓋安平昔為要隘，近年鹿耳、鯤身悉被沙淤，海舶到臺，非泊百里外之國寨港，即泊鳳山縣之旗後口，似毋庸重兵坐守矣。…且滬尾距福州海口最近，風利則朝發夕至，信息易通，控制全臺，似無有要於此者。臺灣孤峙海東，非舟莫達。初止鹿耳門一口，沙堅如鐵，港道紆迴。…百餘年來，淤沙擁塞，安平至郡已可陸行。…昔險今阻，不同如是。42 只是丁氏認為在鹿耳、鯤身悉被沙淤後，北部的滬尾距離福州最近，在朝發. 40 41 42. 蔣師轍，《臺遊日記》，頁97。蔣師轍，《臺遊日記》，頁97。丁紹儀，《東瀛識略》，頁5－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