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遊歷動機與旅途經歷之分析，已知清代赴臺遊歷的特殊性所在。因 此在每趟個別的遊歷中，文人對於臺灣的觀察與心得為何，以及他們所書寫 的見聞又是在何等文化脈絡下作如何的呈現，更成為令人感興趣的問題。
幾乎所有至臺遊歷的文人面對的第一道關卡都是浩瀚的黑水溝，這是在 中國內部遊覽時未曾面對的經驗，因此增添臺灣遊歷的特殊性，只是隨著時 代不同，對渡海的觀察也相異。康熙時期徐懷祖、郁永河與吳桭臣等人，由 於當時臺灣開發的重心位於南部，因此他們赴臺的路線皆為由廈門出發，行 經澎湖再自鹿耳門登陸，然而由於天候、地形的關係，往往不得其門而入，
郁永河曾謂：
嘗聞海舶已抵鹿耳門，為東風所逆，不得入，而門外鐵板沙又不可泊，
勢必仍返澎湖；若遇月黑，莫辨澎湖島澳，又不得不重迴廈門，以待 天明者，往往有之矣。海上不得順風，寸尺為艱。38
可見清領早期至臺的文人往往飽受痛苦。但是對於清領後期的池志徵、蔣師 轍等人來說，由於當時政治中心已經遷至臺北，航行的路線遂轉變為由上海 搭乘輪船前往基隆或淡水，雖然對於航海過程仍有所懼怕，但拜交通技術進 步所賜，驚險程度較之早期實改善許多，運氣好如池志徵者，更可免受顛簸 之苦。不過即使清領後期鹿耳門已非主要渡口，站在其對於臺灣歷史發展具 有特殊意義的角度，今昔的轉變仍是文人的觀察重點之一。池志徵曾謂鹿耳 門在清末雖已經淤淺，然而安平仍是巨浪濤天、西人不敢輕至的天險之地：
郡港無內澳，鹿耳門昔可容巨舟出入，今已淤淺，改泊四草湖。安平 巨浪滔天，夏初南風時尤劇，俗名曰「湧」，排擊掀翻，響聞百里，
天明即作，作時艘舶急駛澎湖或旂後以避之，雖泰西人之善駕駛，語 及安平口無不目震心駭，此可稱天險也。39
38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8。
39 池志徵，《全臺遊記》，頁10。
另外，蔣師轍也曾記載安平與鹿耳門的變遷過程，以及他親眼目擊安平巨湧 的駭人景象：
（閏六月）十四日晨，閱臺灣縣（即今之安平縣）圖及說。…其扼外 海之要者曰三鯤身（洲仔尾即昔之隙仔寮，在鹿耳門北，距縣治十五 里，前可泊巨舟百餘艘，今為平陸。鹿耳門亦淤淺。同治十二年，海 氛不靖，於三鯤身築砲臺）。大略如此。末又述安平巨湧，侈為天險。
余曾目擊，良可駭怖。然惟五月至九月為然，它時無風，亦自平易。40 清末文人之所以仍如此關注鹿耳門，原因在於臺灣南、北重心轉移後，用以 對比在政治、經濟，特別是國防上的情勢。例如蔣氏接續鹿耳門話題論說，
外國勢力侵擾乃視臺灣防務偏重之地而定，清末臺勢偏重在北，其中又以雞 籠一口最為重要，必是外人垂涎的焦點：
法寇之擾，南疆敉寧，敵情所趨，大都視我偏重。今臺勢偏重在北，
可挾為奇貨者，又莫如雞籠，故狡虜並力注之。設令終不得逞，蹈瑕 抵隙，未必不改而圖南。固民心，簡軍實，綢繆未雨，術何可疏？慎 勿藉海若之威，遂謂湯池足恃也。41
其實這個趨勢早在同治年間便有丁紹儀類似之議論：
蓋安平昔為要隘，近年鹿耳、鯤身悉被沙淤，海舶到臺，非泊百里外 之國寨港，即泊鳳山縣之旗後口，似毋庸重兵坐守矣。…且滬尾距福 州海口最近，風利則朝發夕至，信息易通，控制全臺，似無有要於此 者。 臺灣孤峙海東，非舟莫達。初止鹿耳門一口，沙堅如鐵，港道 紆迴。…百餘年來，淤沙擁塞，安平至郡已可陸行。…昔險今阻，不 同如是。42
只是丁氏認為在鹿耳、鯤身悉被沙淤後，北部的滬尾距離福州最近，在朝發
40 蔣師轍，《臺遊日記》，頁97。
41 蔣師轍，《臺遊日記》，頁97。
42 丁紹儀，《東瀛識略》，頁5－6、51。
夕至的情況下，應作為防務的重點。43無論如何，清末文人的觀點已與清領 早期「則澎湖乃臺之門戶而鹿耳門又臺灣咽喉也」44的論調有極大的差異。
除了防衛重點轉變之外，遊歷文人對於內在統治上的隱憂之認知也有所 不同。清帝國甫領有臺灣時，由於島上的原住民是他們未曾接觸過的群體，
因此早期遂將觀察的目光聚焦在番人身上，也對其野蠻未開化的一面深感驚 奇與懼怕，例如郁永河《裨海紀遊》的內容多為對番人的觀察。透過閱讀，
郁氏對臺灣外部的地理認識和內部族群有了大致的瞭解，除了漢人外，尚有
「土番」與「野番」(少數傀儡番)兩類，其中野番位居深山之中，外人難知其梗 概。45在北上採磺的過程中，郁氏更目睹了土番風情，如經過新港、目加溜 灣、麻豆三社時，他驚訝發現番社的房屋整齊清潔，不亞於中土的村落，才 發現過往許多出自中國中心視野的描述不可盡信。同行的顧敷公解釋曰：
新港、嘉溜灣、毆王、麻豆，於偽鄭時為四大社，令其子弟能就鄉塾 讀書者，蠲其徭役，以漸化之。四社番亦知勤稼穡，務蓄積，比戶殷 富；又近郡治，習見城市居處禮讓，故其俗於諸社為優。毆王近海，
不當孔道，尤富庶，惜不得見，過此恐日遠日陋矣。46
郁氏接受顧氏之解讀，認為此乃番社子弟入鄉塾就讀，沾染帝國文化所致，
因此遠較他地諸番為優。因此郁氏雖一度感驚訝，最後卻反而更加深其文化
43 「蓋安平昔為要隘，近年鹿耳、鯤身悉被沙淤，海舶到臺，非泊百里外之國寨港，即泊鳳 山縣之旗後口，似毋庸重兵坐守矣。…且滬尾距福州海口最近，風利則朝發夕至，信息易 通，控制全臺，似無有要於此者。」丁紹儀，《東瀛識略》，頁5-6。
44 吳桭臣，《閩遊偶記》，頁25。徐懷祖亦認為「鹿耳門為臺灣門戶，其水中沙石纍纍環瀠，
出入危險；舟行畏之。」，見徐懷祖，《臺灣隨筆》，頁7。另外諸如郁永河等康熙年間 來臺者亦都持此論，可算是康熙年間相當強烈的臺灣印象之一，詳見拙著，〈清康熙朝臺 灣印象的轉變－以四位親歷者的觀察為例〉，頁37、43、50、53。
45 「三縣所隸，不過山外沿海平地，其深山野番，不與外通，外人不能入，無由知其概。總 論臺郡平地形勢，東阻高山，西臨大海，自海至山，廣四五十里；自鳳山縣南沙馬磯至諸 羅縣北雞籠山，袤二千八百四十五里，此其大略也。」除了族群的觀察，也記錄了對臺灣 外部的地理認識。郁永河，《裨海紀遊》，頁11。
46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17－18。
位階的想法。所以他鄙視番社男女披頭散髮的形象，認為此乃未開化的表 徵。愈往北行，郁氏對於番人紋身、裝飾以及大耳的形象更加深刻。47經過 諸羅山來到半線社，郁永河認為這些番社婦女中不乏面容姣好者，然而一過 啞束社至大肚社，便覺番人樣貌轉趨醜陋，再渡過大甲等溪之後所遇到的番 社，番人的面貌又更加醜陋、刺青與裝飾更加顯眼，48意味著番人相貌美醜 與否，與離統治∕文化核心的遠近有關。行至南崁，鞋、帽皆為荊棘樹叢所 刮破，郁永河更認為這不是常人該來的地方。49
然而隨著漢人移民漸多，分類械鬥、民變不斷，帝國才驚覺真正足以動 搖統治根本的，是人數驟增、惡習纏身的漢人。朱一貴事件之爆發，可說是 此認識的關鍵轉折。50時至清代中、後期，隨著外國勢力不斷與帝國發生衝 突，遊歷的文人也開始認為物產豐富的臺灣，未來必為外夷覬覦之地，像是 道光末年丁紹儀便認為認為，番人在統治上已不足掛慮，臺灣在邊防的威脅 必定來自外夷：
雍正十年以後，臺地屢經變亂，從未有生番為害調兵征剿之舉，番情 衰弱可知。亂民之遁入番社者，且生縛以獻，必不致並歸於賊；獨外 寇誠為可慮，然非蔡牽、朱濆輩也。自西國通商以來，其船多行山後，
設遇風礁登陸，番眾見其形貌衣飾之殊，而又言語不通，未必全其生 命。將來邊釁，恐不免啟自諸番！51
抱持相同看法者還有光緒時期的黃逢昶：
自泰西諸國通商後，商船往來不絕，臺中物產豐饒，皆外夷所窺伺；
47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19。
48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18－20。
49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22。
50 拙著，〈清康熙朝臺灣印象的轉變－以四位親歷者的觀察為例〉，頁58。另外如「分類械 鬥」的名詞也是起源於朱一貴事件後，藍鼎元對島上閩粵各分氣類的觀察，到嘉慶年間，
此名詞已成為普遍的用法。見林偉盛，〈清代台灣分類械鬥發生的原因〉，張炎憲、李筱 峯、戴寶村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上）》（臺北：玉山社，1996年），頁263－264。
51 丁紹儀，《東瀛識略》，頁72－73。
為夷人第一緊要者，基隆之煤、全臺之樟腦木料耳。地方官因現敦和 好，借輪船飛渡為便捷。凡漳、泉人飄海之舟，幾置為無用；番社屯 丁、團勇並不時加訓練，又未能撫恤招徠為固結人心之本。一旦海疆 有事，將鞭長莫及，其為患有甚於從前者矣。52
由於臺地物產豐饒，因此外夷不停窺伺基隆之煤和全臺之樟腦木料，而番社 屯丁及團勇並未加以訓練，且未能撫恤招徠，一旦出事將鞭長莫及，因而臺 灣所隱藏的憂患更甚於從前。至於蔣師轍於光緒末年離臺時，將其在臺見聞 歸納成治臺八要，其中「防外侮」更成要點之一，文中亦言及西夷覬覦樟堖 之利之影響：
一曰防外侮。東 西亄；交伺於側。日本懲琅嶠之役，地雖迫逼，艱 為戎首；泰西互市，據我險要，專樟 之利，因以制權，番眾灶丁，
釁耑易搆，他日逞狡，必以此為口實。而傳教之徒，浸淫四境，虐燄 日扇，實又厲階。方今為患，西辣於東。防患何術，亦弭之於未事而 已（說別詳日記）。苟且鹵莽，皆謂無算，既事而懲，智者亦困。53 文人的認識不僅止於臺灣在統治與國防上如何改變，更欲深入島上住民
釁耑易搆，他日逞狡，必以此為口實。而傳教之徒，浸淫四境，虐燄 日扇，實又厲階。方今為患，西辣於東。防患何術，亦弭之於未事而 已（說別詳日記）。苟且鹵莽，皆謂無算，既事而懲，智者亦困。53 文人的認識不僅止於臺灣在統治與國防上如何改變，更欲深入島上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