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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語言學對中文分類詞及量詞的研究

許多學者亦援用實驗方法驗證關於中文分類詞和量詞相關的理論。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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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認知語言學的觀點出發,學者們探討的是中文分類詞的使用,是否會影響以 中文為母語的使用者,對世界的萬物分類的觀點(戴浩一, 1994;Kuo and Sera,

2009; Lucy, 1992; Saalbach & Imai, 2005;Schmitt & Zhang, 1998)。此概念 由 Lakoff(1986)認為,分類詞是認知分類的一種形式,且可以反映人類的抽 象思考的概念。由於分類詞突顯出接續名詞的感知特徵(perceptual features),

研究者便探究分類詞語言的使用者,如:中文、日文等,對事物的分類是否在 知覺相似度(perceptual similarities)上,會較複數標記語言的使用者,如:英 文、德文等敏感。因此,學者們以薩皮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

為基礎,探究分類詞的使用是否對人類對事物的分類亦產生影響。其次,一般 而 言 , 就 分 類 詞 語 言 而 言 , 學 者 普 遍 接 受 名 詞 不 可 數 假 說 ( Mass Noun

Hypothesis):所有的名詞都為可數或不可數,但需要分類詞解離出獨立的單位。

在此前提下,亦有許多學者側重於中文中,名詞可數/不可數議題的討論。根 據 Cheng 與 Sybesma(1998), 名詞可數/不可數的差異反映在句法的層面,

而非語意的層面(Chien, Lust & Chiang, 2003;Li, Barner & Huang, 2008);此外,

亦有許多學者自兒童語言習得的方向,探究兒童的分類詞習得與使用的認知發 展歷程(Chien et al., 2003;Erbaugh, 1986;Fang, 1985;Hu, 1993a; Li et al., 2008)。

前述的研究,對分類詞和量詞的探討亦作了很大的貢獻,但在研究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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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分類詞和量詞的區別仍舊不明確;雖然有些學者亦列出了分類詞的列表,

但分類詞列表中還是存有許多量詞(Hu, 1993a);在實驗的材料上欠缺了一致 性的標準和清楚的分類,更容易致使實驗的結果出現分歧且不具客觀性。此外,

前述針對分類詞和量詞的研究大多將重心放在認知結構與認知分類機制,重要 的是,Uchida 與 Imai(1999)自兒童語言習得的觀點,提出分類詞的習得和一 般名詞的習得並不相同;他們認為,兒童在習得分類詞時,需要抽象的思維能 力去想像名詞的部份的概念。因此,我們可以推論,雖然分類詞的產生源自於 名詞,但在語言處理的機制上,和名詞可能有所區別。

依據何萬順與賴慧瑾(2012a)所提出的理論,在中文的名詞短語中,數詞 和 C/M 之間為乘法的關係。其中蘊含了語言和數學兩者之間的關聯性。語言和 數學運算間的相似性在於兩者皆是符號系統(symbolic system),無限性(infinity)

和遞迴性(recursion)。首先,語言和數學,兩者都是以符號表達概念的系統。

就語言而言,語句可以透過增加詞彙,去創造出無限長的句子;而數字可以不 斷地增加,以創造出無限大的數字;也就是說,語言和數學都可以讓個體的單 位和更複雜的單位階層相互結合,以創造出更複雜的結構(Ionin & Matushansky,

2006)。由於語言和數學的相關性,研究者也關注大腦中語言的處理,和數字的 處理是否相關,或是兩者分屬於不同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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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關於大腦中對數字的處理與文字的關聯性,「數量詞」(quantifiers),

如 「一些」(some)和「許多」(many),這些表達概數的數字概念的詞彙,可 將之視為和數字一樣,蘊含計量資訊。因此,許多研究者針對「數量詞」,探討 大腦中對「數量詞」的語意處理和數字的處理,是否運用大腦中相同的區塊,

提供了許多神經心理學的研究成果。Polk、Reed、Keenan、Hogarth 與 Anderson

(2001)以大腦左頂葉受損的病患為研究對象,並以一些象徵性的數字詞彙,

如:「打」(dozen), 「一半」(half)或 「一個」(single),對病患進行測試;

結果顯示患者在象徵性數字知識的處理上受損,但在語意處理上與一般人無異。

同樣地,Cappelletti、 Butterworth 與 Kopelman(2006)研究語意性失智症的 患者發現,患者無法處理語言中語意層面的知識,但大腦中數字處理的系統卻 完好無缺;因此,數字知識和非數字的知識在語意系統中是截然不同的存在。

前述研究可發現,對人類而言,「計算物品」(quantify objects)的能力和計數的 能力是相同的。

但是,也有些神經心理學的研究證實,「數量詞」和數字(numbers)是不 相同的。卫薇等人(2014)提供了腦神經科學的證據,證明數字和「量詞」並 沒有關聯;在他們的實驗中,受試者參與語意距離判斷作業(semantic distance

judgement task)、且受試者接受到六種測試材料:頻率副詞(frequency ad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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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代詞/名詞(quantity pronouns/nouns)、阿拉伯數字(Arabic digits)、動物名 稱(animal names)、 數詞(number words)以及點點序列(dot arrays),用以 觀察測試材料會激發大腦中的哪個區塊;結果顯示,量詞的處理無異於一般語 意的處理。Cipolotti、Butterworth & Denes(1991)以罹患失算症(acalculia)

的病人為研究對象,病患失去4以上的計算能力,但仍舊可以理解量的概念、

亦可以判斷哪個分類詞表達較多的量;此現象並非來自於語意記憶系統的問題,

而是潛藏的數字系統概念的問題;此結果也顯示,分類詞的處理並非仰賴數字 的處理;但是,實驗中所談到的「分類詞」(classifier),如:「公斤」(kilo)、「公 克」(gram)或 「公尺」(meter),應屬於量詞,而非分類詞。綜合以上,量詞 的處理和數字的處理間之關聯性,在研究結果上也眾說紛紜;但前述研究,在 研究材料上也僅限於「量詞」,而非分類詞。

崔佳歆等人(2013)基於 Cipolotti 等人(1991)以及卫薇等人(2014)的 研究,以健康的受試者為對象,以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數字和中 文分類詞的神經關聯性。實驗中,分類詞用以和數字、點點序列和工具名詞相 比;實驗結果顯示,大腦中處理分類詞和工具名詞兩者的區塊無異,且分類詞 的處理和數字的處理(數字以及點點序列)並不相關;然而,當我們再次檢視 實驗的材料時發現,測試用的分類詞列表,實則包含了許多量詞,如「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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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rop of)和「一班」(a class of);也就是說,前述的研究中,所出現的核心 問題,仍舊是將分類詞和量詞混為一談了。因此,將研究的分類詞和量詞做一 個清楚的分野,才能使實驗的結果精確且具說服力。故本文將基於何萬順(2012a)

所提出的理論,以及中文分類詞和量詞的區分標準,證實中文分類詞和量詞所 包孕的數學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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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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