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章的重點在於家庭外的醫療環境結構如何造成過動兒母親的困境，本章 的主旨則著重於家庭內過動兒母親的壓力來源，以及選擇出走(exit)的母親如何藉 由飲食療法來對抗精神醫學論述。
由於過動症孩童在學校幾乎每天都會在一些小事上與老師或同學發生衝突，
其他諸如親子關係、做功課、手足關係等，也都處處需要加倍的耐心與照護，因 此過動症兒童的母親普遍而言比一般母親要更辛苦。台灣相關文獻也寫到過動兒 家庭的照護困境，例如母親勞心勞力的加倍付出，但是在教育場域卻得不到相應 的正面回饋 (宋維村、侯育銘，1996) ，或是 ADHD 孩童造成了家庭不愉快的環 境與生活，使父母不斷遭遇挫折感，並對自己的親職能力喪失信心（楊坤堂，2000），
而在家庭當中，女性承受了較多的照護壓力，這使得過動孩童的母親不論是憂鬱 指數或是壓力程度，皆比父親要來得高(羅富美，2002；林怡如，2009)，曾凡慈 (2010)以運籌行動的概念來分析進行早期療育的家長如何藉由協商、組織不同專 家、不同場域的資源來發展出最合適的療育方法，然而在過動症的案例裡，運籌 行動卻有著明顯的性別化的現象，不論是蒐集資訊的訊息工作(information work)，
或是與教育、醫療專家交戰的連結工作(articulation work)，還是執行治療，維持 日常生活運作的身體工作(body work)，多半都是由母親來負責，父親則只扮演輔 助的角色，這種分工不均的情況，會讓父母兩人產生不同程度的風險感知，部分 家庭甚至因為性別分工不均，最後家庭僵化甚至失能(林幸君，1997)。除了經濟 資本與文化資本之外，父母二人對於運籌行動投入程度的平均與否，也會影響過 動症的療法決策。
62
(一) 運籌行動與密集母職
前一章已闡述過動兒家長面對的結構性困境，因健保制度導致醫療機構人力 不足、缺乏特教資源的教育場域與醫藥產業的利益結盟，這些問體導致家長必須 對紛雜的專業權威與散落各處的資源進行運籌行動，而不是如精神科醫生所言，
僅靠補充相關知識或是遵循醫囑即可提供過動兒最好的照護。
運籌行動包含了三項工作：訊息工作(information work)、連結工作
(articulation work)與身體工作(body work)，但是這三項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一定 程度上是因為當代社會價值對於母職的要求(Hays 1996)，長久以來，母職被社會 建構成伴隨著生育的義務，這種意識型態迫使母親必須以孩童為中心 (child- centred)，不斷地為小孩進行無償勞動，處理孩子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才能免 於道德汙名。多數女性之所以進入母職，並不是完全出於自願，反而是迫於傳統 性別角色規範的要求。進入母職後，女性也無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照顧與教 養孩子；她們對孩子的照顧與教養方式相當程度是受制於社會既有的期望與規範 (Ruddick, 1989)，且母親還必須為了養育成果擔負全責。在過動症的案例裡，社 會正是將過動兒的道德責任與健康風險歸咎於母親身上，「自己是不是一個好母 親？」正是令媽媽們不斷感到焦慮的根源，若是丈夫或其他家庭成員無法諒解，
並提供媽媽適當的支持，家庭就很可能分崩離析。
「訊息工作泛指行動者從事一切關於搜尋、接收與傳遞訊息的勞動。」(曾 凡慈 2010) 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具備了幾項特點：1. 醫學爭議未決。2. 長期照護。
3.橫跨多個領域卻缺乏完善的資源統合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母親必須不斷地蒐集 資訊，才能進行風險評估，回應複雜交錯的風險資訊並做出最佳決策。訊息工作 可說是運籌行動的原點，三種行動類型的家長都必須進行訊息工作，訊息工作大 致又能分成幾個種類：1.確認症狀。2.就醫資訊。3.教育資源。4.其他醫療資源。
高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確能協助母親獲得更多元、更全面的知識，但是父親若
63
是較少參與訊息工作，就會一直慢半拍，無法配合母親進行連結工作與身體工 作。
「連結工作包括在行動者與意義、任務、時間與空間上的連結，也就是決定
『誰』、『何時』、『在哪裡』與『作什麼」，以及如何將這樣的安排付諸實現(曾凡 慈 2010)。」連結工作可說是考驗母親如何讓療法順利執行，例如採取飲食療法 的母親，必須要求其他家庭成員配合小孩進行飲食療法，或是特製調配的母親以 其他醫療機構提供的服務，填補在大醫院掛號檢查與複診的時間差。此外，斷絕 連結也是一種連結工作，David 媽媽對精神醫學失去信任以後，就將藥物利他能 停掉不再回去複診，也刻意不再帶 David 參與過動症協會舉辦的活動，為的就是 要將精神醫學體系從自己的療癒網絡中斷絕，以避免對於 David 的醫療化與標籤 化。
身體工作則包括了：「生病軌跡與疾病路徑的診斷與治療，身體的維持，以 及心理健康的維護(曾凡慈 2010)。」除了在家裡執行療法之外，女性同時還得 進行大量的身體工作來維持家庭的日常運作與再生產。我訪問到的個案都是小家 庭形式，因此家務活動與養育孩子主要是由母親負責，對母親而言，她必須為了 孩子的需要全天候待命，不能有一絲懈怠，而父親則擁有選擇時間點的自由，「育 兒」在父親的價值序列裡，通常不會是第一位，因此父親多半只是作為一個「選 擇性育兒的腳色」。(王舒芸，2003)
時間總是不夠用啊，煮飯、洗衣服、擦地、收玩具、買菜、帶小 星 (接送)、陪他寫功課、帶他看醫生…幾乎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他 爸爸喔….以前小星小的時候，他也會晚上起來泡奶哄小星，但是他隔 天還要上班啊，所以有時真得太晚還是我起來弄啦，現在小星比較大了 ，但爸爸他平時都要上班，真要他分擔家務也沒什麼辦法，他最常做的
也就是假日帶小星去逛動物園，上街買玩具這樣。【會不會覺得不公平？】
64
不公平喔，當然會啊，怎麼好像輕鬆的玩樂的事都你在帶，那平常寫功 課寫到半夜，或是去跟老師道歉這種事就是我….也是吵過幾次，但也 沒什麼辦法，他就拿工作出來當擋箭牌，你總不能叫他辭掉在家帶小孩吧。
(星辰媽媽)
如果只是單純的家務分工不問意願，那母親或許還能忍耐，可是很多父親無 法體會母親的無償勞動有多寶貴，反而視其為理所當然，甚至認為家務勞動缺乏 經濟價值，連帶貶低母親在家庭的地位。這種偏狹的觀點導致女性地位處在整個 家庭的最底層，很多母親的意見因此不被採納，明明在過動兒議題上，母親是最 明瞭所有狀況的直接關聯人，但是她的意見卻未必會被家庭成員看重。
寶貝媽是一個全職母親，上小一的時候就因為寶貝在學校打同學，而被請去 學校，再加上寶貝經常不交作業，成績也不甚理想，去了學校幾次以後，寶貝媽 就想帶他去看醫生，然而丈夫極力反對寶貝媽帶孩子去看精神科，覺得根本沒必 要。「他又不在家顧小孩，當然覺得沒必要。」偷偷帶寶貝去了以後，醫生覺得 需要使用藥物控制，但是又再一次遭遇公婆，還有老公的激烈反對，寶貝媽自己 對於用藥也有所遲疑，因此這件事就被延宕。
醫師沒有解釋為什麼他診斷寶貝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他只解釋了 為什麼要服藥。我回家告訴家人，沒有一個人不罵我，他們嚷嚷的說：
「孩子只是調皮一點，沒是吃什麼藥?不要到時沒病，反被你弄出病來！」
後來我就一直在逃避孩子的用藥問題，我不知道該怎麼跟家人溝通，告 訴他們為什麼要用藥。我真的帶寶貝帶的很累，寶貝是我一個人在帶，
沒人幫手，他的狀況我會不清楚嗎？若不是有必要，誰會想讓自己的孩 子吃藥？ (寶貝媽媽)
65
小飛媽媽也是全職家庭主婦，她結婚以後就沒有再出去工作過，小飛媽媽是 在上幼稚園的時候，被老師告知小飛有不聽指示跟無法安靜的傾向，不管事排隊 或是跳健康操，小飛都沒辦法遵守規則，媽媽鑑於這可能會對以後上小學有些不 良影響，因此才帶小飛去醫院檢查。但是小飛的父親反對帶去看精神科，他覺得 小孩自然發展就好了，活潑一點也沒什麼關係，兩人因此發生爭執。
其實，要說服我先生實在是很麻煩，但是家裡的經濟是他在主導的 ，所以有很多事情不跟他商量也不行，有時甚至要去求他。像是之前要 帶弟弟(小飛)去檢查，我好說歹說吵了一個月他才勉強點頭。他就沒辦 法接受要看精神科…，我解釋很久他才知道不是他想得那樣。…他既不 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也不太願意投入，不是說他不關心……只是他有點 大男人，像我去上課叫他一起來，他看了那邊都是女生，他就不太願意 ，他就說「你看人家老公也沒有陪啊。」 (小飛媽媽)
母親獨力為過動的小孩付出了最多的辛勞，在外要面對教育場域的責難與醫 療制度的不友善，回到家裡卻還不一定能獲得家庭成員的諒解與支持，即便如此，
母親也不只是受父權架構壓迫的客體，很多母親積極進行訊息工作，在這過程中 獲得了對抗父權結構的資源，小飛媽媽就藉由參與治療以及不斷向過動兒團體諮 詢，累積了足夠的相關知識，因此得以逐漸在「如何管教小孩」上取得主導權，
例如，小飛父親不願意一起進行行為治療課程，或是參加增進親職教育技巧的訓 練課程，因此小飛媽媽規範父親如何教養小飛時，父親多半是無從反駁只能遵守。
父權體系下的「母職論述」不光是壓迫女性，同時也剝奪了父親與孩子相處的機
父權體系下的「母職論述」不光是壓迫女性，同時也剝奪了父親與孩子相處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