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反思與突破策略

102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把觀念放在人類對於他所處的生活環境的脈絡之 中」的主張，他認為既要關注所有時空內人類環境普遍與特殊的持久特徵，更要在純粹思想運作 之外，納入「情感態度」（emotional attitudes）、「感動力」（pathos）、「感覺傾向」（propensities of feeling）等標的，關注人對所處環境之接受或感動。〔美〕史華慈撰，張永堂譯：〈關於中國思想

讀者了然箇中「得與失」而獲取成長。此三層次類近劉知幾所謂「史才」、「史學」

與「史識」。¹⁰⁶此三者不可能逕渭分明，但在實際研究中確然人人各有所側重，

而有意識地兼顧並貫徹者，其實並不多見。就前節所述，本文命題之所以仍可開 展的原因在於──現有研究偏重「描述」，且不夠周延，「解釋」或可商榷，而「評 價」未臻透闢。究其因由，前修未密者有之，方向不同者亦有之，乃造成現今桐 城詩論三層次未稱協調，有待拋出新的提問再行擘創。以下先就幾點具體問體加 以反思：

（一） 「描述」層為擴充而擴充，缺乏「以問題為中心」的取捨意識 完足材料是多數後出研究的努力方向，且絕對有其必要與價值，然史料貴博，

而歷史敘述卻貴由博返約、各得其所，缺乏「以問題為中心」的取捨意識，反而 使累積淪為龐雜。目前桐城研究的成果不乏以考史為唯一目的的研究，已備受矚 目者如姚鼐、方東樹則踵事增華；較罕經存問者，如梅曾亮、管同、劉開、姚瑩，

乃至桐城前輩人物如方以智、戴名世，甚或桐城方氏家族等群體樣本，則努力挖 掘。為考據而考據，成果看似日益豐盈，認識層次卻提升有限，以致四顧茫然，

不知所向。況且，大多數擴充皆致力強化已掌握的事象，即以「姚範－姚鼐－四 傑」一系為例，姚鼐、方東樹乃繁者彌繁，相形之下其餘四傑人物則闕者仍闕，

四傑骨幹尚不能明晰，更外緣的增訂也失所依附。無論求全或求要，都不免充斥 意義的恍惚。

（二） 忽略「同中求異」，以致錯失轉變的蛻跡

桐城學術透過前輩選本、論著所構成的學派核心經典，形成綿延且穩固的知 識管線，再加上師弟子的孺慕情誼，重以大抵雷同的寥落境遇，非但該派的基本 觀念獲得高度完善的保存，不同桐城學人也展示出頗相似的生命情境，導致桐城 學術差可嚐鼎一臠的錯覺。這或許正是前項提及「繁者彌繁，闕者仍闕」的原因，

106 見［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2 月）本傳，卷 132，列傳 第 57，頁 4522。

然而這種以偏概全的觀念正是阻礙觸撫全象的癥結。再如何穩密的管線，也無法 排除散失與雜入，桐城師弟子雖持一貫的論調，但絕非不增不減。就筆者閱讀發 現，姚鼐受姚範、劉大櫆影響，而發展出前輩沒有的理論體系；四傑雖都蒙姚鼐 傳法，但各自有各自的側重，姚鼐許多的決絕的判斷，要在不同門人的著作裡才 能得到進一步的論證與罅補；而同有一種主張，各人各有其概念術語與推論策略。

107又如桐城雖以「古文法論詩」，然而其論文與論詩有共法亦有不共法；同屬集 部，詩與文的判教位階也不相同，這觀念也影響桐城派之詩人養成與學詩門徑。

唯有真誠面對諸般細微的差異，深入其作用與因由，方得立體化桐城的知識面貌。

過去學者較劬於「異中求同」，而淡化「同中存異」，是以難免將生氣勃勃的桐城 看成「超穩定結構」，甚或視為陳陳相因。

（三） 「解釋」重外部研究，而輕內在理路，壓抑「歷史多因性」

任何歷史現象背後都有錯綜複雜的原因，而在現今的研究書寫模式下，責以 面面俱到不啻苛刻，但縱容極度傾斜的現狀而不思平衡，同樣無可原諒。目前中 國對桐城派研究雖用力甚劬，然其學術養成更重視外部研究的觀點，因此「交遊 考索」與「歷史現場恢復」成為主流的解釋模式。「環境」（situation）的問題不 斷向前，然而詩學的「內在理路」（inner logic）則慨其念之太寡、即之過淺，而 這卻是回答其「所以然」的重要憑藉。桐城詩學不僅是乾嘉道咸時代的產物，其 觀念、選擇也受源遠流長的中國詩學、經學、致用觀所左右，它非但是當下的偶 然，更存在歷史的必然。桐城對山谷的重視，乃雜揉著前輩的個人愛好、清代宋 詩潮的興起、明代以唐宋詩學的整合，乃至宗經意識與詩歌流變所匯聚的詩用觀 等因素，這些都必須逐步探入。當此之際，桐城詩學應在外部研究為主的成果上 轉向內部研究為主的範式，從詩學史的梳理邁入詩學理論的觀照，最終達到整合 互見、再上一層的發展。

107 諸如「詩之用」、「詩之神」、「不自命為詩人」以及桐城學詩理論對於「才－法－性」的討論，

詳見本文第2 章。

（四） 沒有多元的「評價」，毀譽皆失其當

研究的完成最終要面對「評價」的問題，而「評價」包含多元面向與高度交 織而成的判準，其選擇出於研究者的意圖與識見，並反過頭制導其觀看視野。訓 練有素的研究者必須兼具「判斷」與「自省」的能力，才能盡量降低無可消除的 意識形態干擾，做出有意義批評。回顧近代的桐城派研究，學者已從自脫時代風 氣所拘，從惡意詆毀轉而熱烈擁抱，乃形成「時期愈早則毀越深，時期越後則譽 益隆」的情況。但當前桐城需要的並非冤誣的平反，而是價值的創造，我們不但 要承認、釐清其存在，更要為存在找到再利用的可能，如此不管是毀是譽，都能 煥發正面的價值。其中已有學者關切的「學古」命題，尤可戮力。數代桐城人對 山谷的批評除了作為一個特殊而明確的清代（唐）宋詩學議題，更旁通普遍的「古 典與當代」之論爭思辯，只要能找到合適的討論位置，它便可產生現實的意義，

發揮「立足清代宋詩學，又跨出清代宋詩學」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此 亦屬過去較少被思想的層次。

二、突破策略

本文擬以桐城對山谷的討論為對象，嘗試提出更理想的「描述－解釋－評價」

藍圖，策略的制定主要落實在「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上，在 此依序陳述。

（一） 研究範圍

更遑論劉聲木（1876－1959）之人物羅取不無邊緣發散的傾向，細大不捐，更非 所宜。本文問題意識來自錢鍾書「桐城亦有詩派」說，故先取「姚範－姚鼐－姚 鼐弟子」一系為主幹¹⁰⁸，再考慮縱向源流與橫向派枝，並以《昭昧詹言》作為具

108 關於「姚門四傑」，存在 2 種說法，黃霖：「根據當時流行的看法，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劉 開為『姚門四傑』。後來王先謙在編《續古文辭類纂》時，也堅持：『姬傳之徒，伯言、異之、孟

現「山谷觀」的討論材料。《昭昧詹言》雖成於方東樹之手，然卻不能完全等同

與超越》（1989）均持此說。¹¹² 2. 「三期說」

由王凱符〈桐城派簡論〉（《文學遺產》，1982）首揭之：以康熙至乾 隆年間之戴名世、方苞、劉大櫆為前；最具影響力的姚鼐及其弟子門 人為中；鴉片戰爭到 20 世紀初為末，曾國藩為其領袖。新編《桐城 縣誌》襲其說，定名「初創－興盛－末流」。

「三期說」支持者最眾。如：時萌〈論桐城派〉（《中國近代文學論稿》， 1986）便以三祖四傑為第一期，曾國藩及門下四子（按：即張裕釗、

黎庶昌、吳汝綸、薛福成）為第二期，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為第三期。

3. 「四期說」

為徐文博、石鐘揚據前二說而擴充。「萌發期」自錢澄之到方苞前期，

以《南山集》案為界；「建設期」以《南山集》案為始，包含方苞後 期到姚鼐，以方苞為領袖；「壯大期」以姚門弟子為代表，隊伍雖大 有發展，但創作漸趨式微；「終結期」以曾氏及其幕僚為代表，體現 桐城一度中興，終衰歇於新文化運動衝擊的末路。

另外尚有關愛和《古典主義的終結──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學》（1998）

所謂「初創－承守－中興－復歸」的「四期」模式。

諸說雖莫衷一是，但大抵可見下述共相：「姚鼐與姚門四傑」、「曾國藩與曾門四 子」為 2 個重要分水嶺；姚鼐之前為桐城理論蘊釀胎息的階段，至姚鼐則水到渠 成，再交由四傑繼續傳承，並逐步走疲，之後則由輩分略低於梅曾亮的曾國藩及 其弟子再開道咸以降新局，一直延續至號稱「桐城殿軍」的「一馬二姚」推動桐

112 郭延禮〈近代桐城派散文新論〉（《東嶽論叢》，1989）則區姚門四傑為一期，曾國藩及其門人 為一期，賀濤、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人為一期。本當屬「三期說」，然其第三期已下及活 躍於近代大學中的桐城人物，就本文關注之時段而論，反與「二期說」無異。

城學術進入近代大學，然後又被逐出北大為止。¹¹³簡單地說，姚鼐與姚門四傑代 表著桐城古典時期的成熟與臨界，曾國藩及曾門四子則開啟桐城歧出、轉變的近 現代時期。加上曾氏後來另起湘鄉一脈，且從其本人與梅曾亮的離合關係及對桐 城先賢的評價來看¹¹⁴，曾氏主觀上並無意入桐城之列。因此，本文選定「姚範－

姚鼐－四傑（包含方、管、劉、姚、梅）」為本，縱向納入姚鼐前的方、劉二祖，

橫向兼採前述諸人師友交遊知識社群相關的意見，展開桐城古典時期山谷觀之討 論。

（二） 研究方法

本文最大的企圖在於──以桐城派山谷觀為研究對象，藉由建構桐城詩學圖 像，論其成敗得失，上升至「復古詩學」層次，以逼近如何面對「經典／古典」

的文學理論命題。所謂「古典」當兼具「歷史性」與「評價性」，它不僅被用來 標註某一段特定的既往，同時指稱歷經充分辯證而產生的「理想型」。二者缺一 不可。單就歷史性來說，古典只是一種「殘迹」，與當下毫無瓜葛，更遑論發揮 指導功能；但自評價性來說，古典是「永恆作用的篩羅」，藉著不斷地去取以指

的文學理論命題。所謂「古典」當兼具「歷史性」與「評價性」，它不僅被用來 標註某一段特定的既往，同時指稱歷經充分辯證而產生的「理想型」。二者缺一 不可。單就歷史性來說，古典只是一種「殘迹」，與當下毫無瓜葛，更遑論發揮 指導功能；但自評價性來說，古典是「永恆作用的篩羅」，藉著不斷地去取以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