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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第四章從旁觀者與後來者的立場,就其理論與作為的不足與缺失提出反饋,從歷 史當中提取有益於今的教訓;第五章則以前述各章為討論對象,作為研究者的自 我省察,扼要地敘明個人的目標、斬獲,並不揣淺陋,將現階段尚未及深入但有 開發價值的標的獻曝於方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章 桐城的詩學理想

過去討論桐城宗尚山谷,多僅著眼於姚範、姚鼐乃至曾國藩等人的個人閱讀 愛好,然若止步於此,只能觸及非理性的偶然成因,而無法上升到學派理論與詩 學傳統的高度。簡言之,應在「桐城人宗尚山谷」的事實基礎上,進一步追問「為 何桐城人宗尚山谷?」張健以姚鼐、方東樹為例,認為「反俗」是其主因,包含 人格精神的追求,以及藉「兀傲奇崛之響」矯正「求創新而陷入俗化」的時弊1; 郭前孔也指出「克服詩歌脆骨孱弱」為其理論原因。2張、郭所見誠然中的,值 得繼續深入,但桐城對於山谷詩學乃有所去取轉化,絕非照章全收,因此若要更 深入探究山谷詩學以何種具體型態、如何進入桐城,自當先釐清桐城詩學的體質 與趨向(即「固有淵源、變化與狀況」),它是「桐城派山谷觀」所以成立的前提,

之後繼續推進「如何接受」與「形成新型態」的對話過程,是以「桐城的詩學理 想」固有其討論的必要。

除了策略上的必要外,現有的「桐城的詩學理想」相關論述也存在觀看深度 不足的缺陷,這是過去從《昭昧詹言》的評點建構「以古文法論詩」3一旨所帶 來的副作用。評點固然是桐城講論文藝的重要手段,桐城論山谷也多由此徑,然 而僅從桐城如何「評點」山谷入手,難以洞徹「山谷觀」的全象,這與「細部批 評」的見與不見有關。龔鵬程認為:

它(評點)致力於挖掘一篇文章的美感要素,用圈、點、批、注、劃線等 方法,詳論文章的各種優缺點;詩話則通常無此耐心,只以寥寥數語總結 全文大旨及整體審美判斷便罷,而且,這種批評往往關心到文章的細 部……而也正因為如此,它便很難注意大的原理原則問題,如詩話中經常

1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1 月),頁 648-650、659-664。

2 見王志英主編:《清代唐宋詩之爭流變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年 3 月),頁 480。

3 論者多將「古文法論詩」作為桐城詩學最主要、最鮮明的特徵,前章回顧時已有提及。

討論的什麼「詩言志」、「正變」、「作詩文宜讀書養氣」等等,而比較偏重 實際批評及較屬於技術性的問題。善於識小--雖然由小亦可見大。4

龔氏以「評點」、「詩話」之名相標誌「較屬於技術性問題」和「原理原則問題」

2 種文論趨向,然實際上「評點」、「詩話」往往共在一著,未免混淆,以下改以

「詩論」指稱「原理原則問題」的論述,以「評說」指稱「較屬於技術性問題」

的論述。若論桐城派「評說」,《昭昧詹言》自有其集大成意義,但由此而燦亮的

「以古文法論詩」命題,卻也遮蔽了桐城派的真追求──人們為「評說」所吸引,

減卻甚至遺忘了「詩論」的追尋。要全面理解桐城,「詩論」與「評說」都不可 或缺。假使不以前者為基礎,便很難掌握那些技術性問題真正的語境,乃至無法 辯證性地認識那些技術性問題內在的衝突矛盾;最終,遂把這些不可解的疑惑盡 歸諸「枝節末流」、「印象批評」,做出草率的負面判斷,認為桐城不過是一個玩 弄細部批評的學派,將它從明代以降的復古主義及清代詩派話語競勝的脈絡徹底 剝離。事實上,《昭昧詹言》除了「技術」的「評說」,更不乏「原理原則」的「詩 論」,這些「詩論」外與歷代桐城名家的經學觀與文學觀連成一氣,發揮凡例、

總則的指導功能,同時體現了該派「對既有詩學問題的思索」以及「對當代詩壇 的糾偏」2 大面向。因此,「評說」與「詩論」若不能依其理論位階而相輔為用,

那麼再多的論述都只能重建有體無魂的桐城,得到桐城對山谷的細部批評,而非 具有詩學意義的「山谷觀」。

正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所說:「一個偉大的批評家能使 別人在理解其批評分析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觀點。」5這句話很能註解消納山谷 詩學而更趨成熟的桐城派;但也因此緣故,今日所見的桐城派詩論乃是雜揉山谷

4 龔鵬程:〈細部批評導論〉,《文學批評的視野》(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 4 月初版 2 刷), 頁 408-409。

5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Critic’, in SelectedWritings:Volume 2 , 1927-1934

(Cambridge, MA:Belknap Press, 1999), p.548. 譯文版本見〔英〕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英〕

博蒙特(Matthew Beaumony)著,王杰、賈潔譯:《批評家的任務:與特里•伊格爾頓的對話》(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 11 月),頁 2。

以及無數該派所賞心之歷代名家詩學所形成的樣貌,桐城「自己的觀點」都已是 對話後的共識,本非純粹,如何獲取桐城詩學其體質與趨向的固有狀態?溯行討 源以追索桐城早期的原初詩學觀念是一種方法,但本章將更側重共識的使用與延 續、變化,也就是將那些眾口同聲、津津不已的觀念視為桐城人的自我標誌。所 據材料除了桐城人的學術論著外,另參考其書信序跋中對近人同儕的批評意見,

並在尊重語境的前提下離析出具有普遍性的觀點。儘管這些材料帶有濃厚的應酬 性質或勸勉作用,不免近諛趨浮,甚而常有貶盡天下名賢而獨許一隅之士的不合 理情況,故贓否未必可信,但所以稱賞的判準(基於甚麼理由而給出如此評價)

卻還算客觀穩定,這部分便有助於描繪出桐城派「詩之用」與「詩之神」的形貌。

也因為他們對於「詩之用」與「詩之神」的主張,才會標榜「不自命為詩人」的 創作主體;為了達到「不自命為詩人」的學習目標,才又提出相應的門徑與工夫,

指示如何學、學什麼以及由小而大、由大而化的歷程。倘若拆散來看,清代所有 詩派的話語(譬如才、德、學、悟、構句、謀篇等)高度雷同,唯有洞悉這些話 語的組合形式與規則,方得照見各派獨有的面貌。為回應這個提問,本章擬從概 念上辨析桐城派的2個詩學理想:首先是桐城派「理想詩歌」的樣態,包含「詩 之用」(詩歌的主要功能)與「詩之神」(詩歌的理想境界與風格);其次則是桐 城派的「理想詩人」及如何成為「理想詩人」的學詩方法。

第一節 桐城論「詩之用」 言志與永言的諧和

對文學功能的觀點往往是標誌一個論家或流派的重要項目,其風格與技巧論 述亦緣之以賦形。在中國文學的範疇中,抒情傳統學派所揭之「美學性格」或「美 典」是一個有意義的參照系統。柯慶明將中國古典詩的美學性格劃分為「言志詩

-神韻詩-格律詩-格調詩」4 種類型,而後2者「主要是基於一種『形式』畫 分的規範」,「只是為了對於某類作品的美學性質之說明上的方便」而已;因此,

就「內容」來說,「側重和現實情境的關係」的「言志詩」和「偏向美感的形象

觀照」的「神韻詩」可說是中國古典詩中 2 種主要的功能論傳統。6柯氏認為「言 志詩」的美學性格濫觴於《尚書•堯典》所論之詩樂關係,而指明於〈詩大序〉, 乃形成一鮮明的意向內容:

必須包含主體投入的情感反應,因此一方面不能只是純屬「無關心」

(entirely disinterested)的美感觀照與判斷;另一方面同時要求其必須蘊 含著一種倫理性的關懷,甚至這種關懷成為作品的主題……它要求詩歌必 須表現詩人的個人的人生理想與性情修養,必須表現對於政治現實或社會 現象的倫理關懷,必須有關風化甚至有所諷諫。它要求詩人必須在政治社 會的政教體系,透過詩歌發揮參與政治、移風易俗的功能。7

簡言之,強調詩歌的倫理關懷與現世參與為「言志詩」的主要趨向。然而從「意 向性的心理歷程」理解「志之所之」時,乃開出了另一種美感化的「神韻詩」, 經由鍾嶸(468?-518?)《詩品》所謂「文已盡而意有餘」、司空圖(837-908)

《二十四詩品》所謂「韻外之致」,到嚴羽(?-?)《滄浪詩話》所謂「羚羊掛 角,無迹可求」的賡續,而成為另一個影響深遠的美學典範。8「神韻詩」則以 排除倫理判斷、回歸個人內在情感歷程體驗、與現世保持距離為要求:

當詩人把注意力由現實情境與行動的投注而轉移到在情境與行動中心理 歷程的體驗與品質,無形中就給我們一種面對現實情境與行動的「優游不 迫」的美感距離,使我們不但免除了現實情境與行動成敗的壓迫,以及因 此必須採取的倫理關懷與立場,甚至超越了這種利害成敗與倫理關懷所引 起的情感反應之籠罩與羈絆,因而充分的體驗到「肆行無礙憑來去」,我

6 柯慶明:〈中國古典詩的美學性格──一些類型的探討〉,《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麥田出版 社,2002 年 10 月初版 2 刷),頁 117。

7 柯慶明:〈中國古典詩的美學性格──一些類型的探討〉,《中國文學的美感》,頁 92。

8 此後還有王漁洋「神韻」說、王靜安「境界」說兩個重要的里程碑,方完足「神韻詩」的系統。

們精神之自由本質的充量發揮,帶給我們的正是完全的美感觀照的無窮喜

一、三祖的基調

方苞〈徐司空詩集序〉藉《詩經》對文學功能加以討源,提出「詩本義」的 說法:

詩之用,主於吟詠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倫、美教化。蓋古之忠臣、孝子、

勞人、思婦,其境足以發其言,其言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先王著為教焉。

魏、晉以降,其作者窮極工麗,清揚幽眇,而昌黎韓子一以為亂雜而無章。

蓋發之非性情之正,導欲增悲,而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也。唐之作者眾 矣,獨杜甫氏為之宗,其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流連悱 惻,有讀之使人氣厚者。其于詩之本義,蓋合矣乎?15

方氏以「吟詠性情」與「厚人倫、美教化」作為詩的效用,性情與人倫教化看似 有小我、大我之殊、「神韻-言志」之別,但觀其從《詩經》之寫作到詩教之形

方氏以「吟詠性情」與「厚人倫、美教化」作為詩的效用,性情與人倫教化看似 有小我、大我之殊、「神韻-言志」之別,但觀其從《詩經》之寫作到詩教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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