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0 年代海德格一個「政治」問題的探討 ─
I. 「我們」 / 「人民」
早在 1923 年夏,海德格以《存有學》(Ontologie) 課名講授的《事實性之詮 釋學》(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開宗明義指出:『事實性 (Faktizität) 是對「我 們的」「本真的」此有 (Dasein) 之存有特性的標示。』(GA63:7)52 毫無疑問,這 正是後來《存有與時間》透過「此有分析」(Daseinsanalyse) 探討「存有」(Sein) 意義的前奏。然而,何以要說是「我們的」?又如何才能成就「本真的」、「真正 的」、或「屬己的」(eigentlich)「存有於此」(Da-Sein)?那兩個一開始就有待釐清 的形容用語,後來受處理的先後、輕重卻很不相同。
很明顯的,1927 年《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 寫出發表的內容裡,偏重 的是「此有」為「在世存有」(In-der-Welt-sein),以「掛念」(Sorge) 為核心而時 時進行「存有理解」,經「發現」、「開啟」去照料、經營世間一切存有,也透過
「決定分判」、「決斷」而預先面對只專屬於自己的死亡,開出本真存有可能。雖 然「此有」也是和其他人同處一個世界上的「共同存有」(Mitsein),但每個人自 己或說本人存有 (Selbstsein),他的「本真性」(Eigentlichkeit) 及「總是我所屬」
(Jemeinigkeit),這些才是講述分析人的「存在」(Existenz) 的關注焦點。至於平 淡無奇、身份不明的「人們」(Man),無聊而拖累,反而成了自我理解的絆腳石,
任何「本真存有」都始終無法完全避免的沉淪狀態 (Verfallensein)。
不過《存有與時間》全書撰述畢竟終未完成。況且,該書 44 節 c 段,亦曾 特別提到「我們」(wir / uns) (SZ 227~8);更重要第 74 / 75 兩節論歷史性「命運」,
更強調除了發生於一己的命運 (Schicksal) 外,與他人在共同存有、因相互通告 且共同奮鬥所發生者,才是真正包括己身在內的共同命運 (Geschick),屬於「共 同體」(Gemeinschaft)、「民族」(Volk)、或「世代」(Generation) 的完整命運 (SZ 384~5)。至少從這兩個段落,已發現到那和 30 年代勢必轉變,還是有非常清楚 的連繫在的。況且,海德格常言思想本身就是一行動、一態度或應對上的準備 (handelnd und verhaltend),要能夠確實知道、而又意願貫徹的投身實現 (wissend und wollend)。故一旦時局驟變,風起雲湧,他也很難不為所動。
1933 年納粹初掌政權,海德格 5 月 1 日加入為 NSDAP 黨員,且一度晉身大 學領導核心,校長演說裡,他就是依此觀點,期勉大家犧牲奉獻,報效國家。當 然,他並未預見此一政權穩定崛起後,卻以高度紀律和效率整軍治國,排外反猶,
大規模發動擴張戰爭,而終遭失敗,舉國蒙受慘重損失,聯軍佔領分治 …。這 些無疑是 30 至 40 年代最牽動世局的大事。而《存有與時間》後,「我們」與「我 們的」存有,也就又回到他思考焦注,所謂「我們的」存有於此,可直說就是「人 民」和「國家」,當然是以德意志人民為主。
52 以下引用海德格著作都依據 975 年起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出版的 Gesamtausgabe 為主,縮寫為 GA 冊數:頁數。SZ 則是照一般通例標示原始頁碼。
1933 年 5 月稍後他接任 Freiburg 大學校長,就職發表演說〈德國大學的自
我主張〉(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從領導和行政的觀點,
以全體大學師生為呼籲對象,提出一些很具有哲學思考特色,但是很不幸,都被 認為是他擁護納粹政權意識形態的斷然主張。雖然他次年即主動請辭,姑且不論 真正原因何在,他曾入黨且任職大學校長,言行上支持國家社會主義領導,直到 戰後仍無深切悔意,未提出足夠合理解釋,從此爭議不休。53
1934 年脫離校長職位,夏季原本要以「國家與科學」為課程名稱,臨時卻 改為《作為語言本質問題之邏輯》(Logik als die Frage nach dem Wesen der Sprache)。書中正好有一幅關鍵圖表,標示出一個有趣的轉折,用以說明其論述 要旨 (GA38:97)。﹝圖表一﹞ 我們看到附圖軸線正中以『誰是我們自己?』(Wer sind wir selbst?) 這一問題,造成一強力扭轉,硬是把一個開始時是探問邏輯的問 題,透過共同語言、也透過共同決定與決斷,翻轉成『何為歷史?』(Was ist Geschichte?) 的問題。邏輯學出發,竟然從此進入歷史考察,可謂寓意深遠。
撰寫於 1936 至 38 年的《哲學文稿》(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近年來常被 推崇為海德格第二部最重要著作,內容則是非正式講課的編號、段落式書寫。其 中第 19 節標題為「哲學」(GA65:48ff),其實正隱藏著『誰是我們?』的提問在 括號內。但他強調,這非關政治「主體」或「主權」,卻有點像他擱置「自我主 張」(Selbstbehauptung),而改以哲學家關注現實世局的思想的方式,催促那個時 代所迫切需要的「自我思索」(Selbstbesinnung)。因而「我們」與「人民」兩者,
都再度成為他的重要話題,是結束校長任命後,轉向關於「家園」、「城邦」思考,
刻畫「技術」躍居主宰人類命運地位的深思和警告。那麼什麼是「人民」?或誰 是人民?1934 年授課有這麼一段文字:
弗列特列希大帝稱人民為一種有很多舌頭和很少眼睛的動物。1933 年 11 月 12 日進行了人民的意見調查。警政總署下令:『動用警棍驅散人 民。』1914 年 8 月 1 日人民決定武裝抵抗。德意志人民當中有 1 千 8 百萬人居住在國界之外。卡爾馬克思稱所有的勞動工作者為『人民』
以別於遊手好閒者和剝削者。民族精神 (Volksgeist) 是浪漫主義時期 信仰、詩作與哲學的共同根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GA38:61)
上述這些表面看來互不相干的說法,是否指稱同一批對象?例如,弗列特列 希大帝的話,顯然語帶輕蔑;1933 民意公投﹝指退出國聯之事﹞,應該僅限於 有投票權的公民;而遭到警棍驅趕的,則是不聽勸阻的民眾 …。海德格 30 年代 起一再強調「思索」(Besinnung),要求的是追問出一個意義來,是探究本源的本
53 那篇 1934 年短短的文本,其中有「勞動服務」、「兵役服務」和「知識服務」三項目說;現如 大家所知,已成為評議「海德格事件」的最重要的,但絕非唯一的文獻。(H. Ott, R. Wolin)
質性思考,而非決定研究對象的表象性思考。所以校長演說稿已聲調高昂:『但 是我們究竟知道嗎,我們自己是誰,這個德意志民族最高學校的教師與學生們全 體?我們根本上能夠知道這點,而不進行最持久也最堅定而困難的自我思索 (Selbstbesinnung) 嗎?』(GA 16:107)
「人民」顯然不能夠只當作有待處理的對象而已。但海德格許多文本證實,
他並未就此採取「主體性」,或集體「人格」的觀點,因為從「我」到「我們」,
或從「你」到「你們」,都不會單純是人稱複數的問題。上述呼籲,主要是一適 時呼籲,要求大家一起思考的提問,至少哲學家要替大家、從與眾同在的立場去 及時思考的問題,因而校長卸職後,一躍成為最根本的哲學問題。換言之,他牽 掛的原本不是一「政治」問題,而是「我們」與「共同存有」的歷史命運問題,
反映在當時大家的「存有理解」究竟變成怎麼回事上。
提問不同,答案自當大幅改變,也很直接反映於思考轉折,連期待存有真理 開顯的方向都徹底倒轉過來。無怪乎,海德格從此將會站在「人民」或「國族」
的非個人立場,不可避免的,但事實上每個人也無從逃離地,捲入政治領域,從 此一處所進一步深入探問歷史與命運,尋求「存有本真」。這是他投入「政治」
的方式。從這個時候起,他的思想顯然不再走回前有基礎,無意續完《存有與時 間》。後來甚至以整個西方哲學的存有開顯史為檢討對象,說要尋求更原初、更 本真的「開端」。這些,都是他那短暫的「政治」作為,以及之後漫長辛苦的「政 治」思索,很深刻要去追究的課題,一路造成實質轉變。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