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新加坡方言群建構及華人社會運作

一、新加坡方言群之分類與建構

新馬早期華人與組織的分類方式，以「方言群」觀點最為受到注目。海峽殖民 地的殖民官J. D.Vaughan 在“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海峽殖民地華人的風俗與習慣）中表示，從社群衝突的視角來看，中 國人從出生就帶有地域偏見。作者以其他殖民地的經驗總結，即保持和平相處的秘 訣在於僅限同地域的華人移民。若能讓海峽殖民地僅允許單一方言群華人的移民，

就能保持社會安寧，而當地華人也會依照方言群各自聚集，以保障安全。⁴⁷ 方言群分類總體可分為五類，福建、廣府、潮州、客家、海南（瓊州），詳見 圖2-4 與表 2-2。其他還包括福州、福清（專指來自閩北各縣）興化、廣西、浙江 等地。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方言群的分類與認同也影響華人在文化建構上的差異。

圖2-4：海外華人五大方言群原鄉位置圖

資料來源：Mary F.Somers Heidhus, Southeast Asia's Chinese minorities（Hawthorn,Victoria: Longman, 1974）,p1. 轉引自康斯坦絲‧瑪麗‧藤布爾（著）、歐陽敏（譯），《新加坡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2016），頁 13。

47 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79）p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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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群之下的組織也相應而生，如義山、廟宇、會館與學校，吸引更多人移往此地，

形成方言群紐帶。⁴⁸

在職業方面，J. D.Vaughan 也曾提到華人幾乎無所不能，他們從事的職業幾乎 涵蓋所有領域，⁴⁹方言群也常獨佔某個領域的職業，意味著也就是使用同一種方言 的人，多利用同種方式在異地討生活。在王付兵《馬來亞華人的方言群分佈和職業 結構（1800-1911）》中，認為大致上新馬地區，福建人多從事商業貿易活動，而潮 州人多以種植經濟作物，如甘蔗、胡椒甘蜜園維生；客家人與廣府人多從事開礦與 手藝活動，⁵⁰過往學者認為是方言群在新馬社會的表現形式。然而在麥留芳的研究 中指出，這趨勢僅是一個「歷史的意外」，移民在新馬地區經過長時間磨合，已經 逐漸改變了早期選擇職業的偏好與方式。⁵¹在其他學者的研究中，也對於方言群與 職業之間關聯性提出質疑。

在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中，針對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的方言群政治現 象加以分析與闡釋，建構出十九至二十世紀，乃至於延伸到現代新加坡華人社群的 狀況。「幫是一個方言社群，它帶著濃厚的地緣性和業緣性，偶爾富有血緣性」，⁵² 而「幫權政治」來自於方言群在海峽殖民地社會中明顯的人數差異，導致在英殖民 政府的代表性，以及在華人社會中「話語權」上明顯的差別。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 社會中，福建籍華人在海峽殖民地佔據人數與經濟的優勢地位。在福建幫的強勢下，

大福建幫應運而起，同時次級地緣團體（例如：永春會館、金門會館），也因其經 濟實力而崛起。而這樣的分化現象，並不意味著群體的分裂。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

分化出去的小型團體仍會與大型會館之間保持緊密聯繫以對抗其他團體。這是在

48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85），頁 64、67-68。

49 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p.15.

50 王付兵，《馬來亞華人的方言群分佈和職業結構（1800-1911）》（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2012 年），頁173-203。

51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頁 65-68。

52 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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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集體概念下，小團體尋求生存空間的雙重認同與生存法則。⁵³

與此狀態相對應，其餘方言群也針對福建幫聯合起來，形成超越方言群的聯合 陣線。十九世紀新加坡潮、廣、瓊、客各幫，就由於其少數的原因而結合成聯合陣 線，企圖在原有的架構下尋找出路。而在社會變遷下，為了殖民地華人社會的共同 利益，十九世紀後期超越幫群與突破階級限制成為常態現象。1906 年「新嘉坡中 華商務總會」（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成立，結束了長久以方言群為主的對立性社 會，開始有了對話的契機與機構，華人社群間協同合作的時代就此展開。⁵⁴

方言群認同在實際運用上是具有親疏差異的，越小的群體在連結反而越深。在 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中，透過同一地緣的不同團體，解 釋這樣的概念。原則上作者同意組織具有排他性或封閉性，但是「認同」並非是簡 單分別，而是在強度上有所差異，因此需要注意到「社會階層區分」及「社群利益 鞏固」，因為身分認同通常伴隨著利益出現。以新加坡的金門社群為例，1870-1876 年間曾出現同樣地緣、不同階級的團體，也就是「『一個地緣移民、兩種階層身分』

下商紳階層的金門會館以及勞動階層的浯江公會集團」，⁵⁵這也是當時社會脈絡下 方言群會館的普遍現象。⁵⁶

而方言群的認同，源於人對於認同感的追求，相同的語言易產生的親切感，對 於個人在精神與生活上，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尤其是移民當初大多是隻身前往 當地，很當然依靠相通的語言形成「共同體」。而這樣強而有力的紐帶，隨著1979 年由李光耀發起的「講華語運動」被打破。這項運動的宗旨是為了促進新加坡人的 團結，增加國家認同感，同時扭轉華人在方言使用上的依賴。最終政策也成功削弱 新加坡華人對於方言與原鄉的連結性，對華人方言群團體的存續產生重大的影響。

53 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頁 38-40。

54 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頁 47、54、58-60。

55 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頁 52。

56 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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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峽華人及華人之社會角色

柯木林與吳振強主編之《新加坡華族史論叢集》⁵⁷中，收入了南洋大學歷史系 對新加坡華族研究的成果。在楊進發（Young Ching Fatt）〈十九世紀新加坡華族領 導層〉一文中，提及到新加坡華人社會與中國傳統華人社會之差異，同時對華人領

十九世紀的新加坡華人社會由「海峽華人」（Straits-born Chinese）與「新客」

（China-born Chinese）⁵⁹所組成。1819 年至 1900 年間出現過許多重要領導，文章 列舉了15 位（表 2-4）。基本出自商人階層，大多是海峽華人，他們透過熱心公益、 會，1972），頁 36、41-47。

圖2-5：崇文閣（2019.10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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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819 年至 1900 年間 15 位新加坡華人社會領袖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轉引自楊進發，〈十九世紀新加坡華族領導層〉，

《新加坡華族史論叢集》（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頁 36。

姓名 生卒年 出生地 方言群 職業

陳志生 1763-1836 廣東 廣東 商人 蔡滄浪 1788-1838 馬六甲 福建 商人 陳篤生 1798-1850 馬六甲 福建 商人 佘有進 1805-1883 廣東 潮州 商人 陳金聲 1805-1864 馬六甲 福建 商人 胡亞基 1816-1880 廣東 廣東 商人 章芳琳 1825-1893 新加坡 福建 商人 陳明水 1828-1884 新加坡 福建 商人 陳金鐘 1829-1892 新加坡 福建 商人 陳成寶 1830-1879 廣東 潮州 商人 顏永成 1844-1899 馬六甲 福建 商人 佘連城 1850-1925 新加坡 潮州 商人 陳若錦 1857-1917 新加坡 福建 商人 林文慶 1869-1957 新加坡 福建 醫生 宋旺相 1871-1941 新加坡 福建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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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華人」，又稱「海峽僑生華人」（Straits-born Chinese）或是「峇峇(Baba) 娘惹(Nyonya)」，是海峽一帶較為特殊的族群。⁶¹由於其祖先遷徙較早，很多都與在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SCBA），以確保海峽華人在大英帝國與海峽殖民地的 權益，並展現出忠心，因而取得政府信任，大多擔任會立法、行政及市政會委員等 職務，從而成為新馬華人社會上的特殊階層。⁶³

在楊進發“A Preliminary Study of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1900-1941”

（1900-1941 年新加坡華人領導階層地位初探）中，討論了 20 世紀早期新加坡華 人社會的領袖。華人領袖基本上皆是華人社團領導者。此時期的華人社會也被分為 英式教育以及中式教育兩種，由於立場上的差異衍生出「海峽英籍華人公會」（圖 2-6）⁶⁴與「新嘉坡中華商務總會」（新加坡中華總商會；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SCCC）（圖2-7）兩派。SCBA 的領導者基本出生於新馬一帶，大多

61 海峽華人的認定方式：1.認為自己本身是峇峇或是娘惹；家庭成員要有一名以上習慣穿馬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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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專業能力的知識份子，除表 2-4 提及之佘連城已降的人外，還有像是李浚 源、黃瑞朝、許山興、陳祀仁、黃兆珪、林漢河、王長輝等人。而SCCC 的領導者，

表2-5 所列，早期大多是新客，且多是有錢的商賈，接受傳統中式教育，因此對於 中國事務也更為關心。這群領導受過正規教育者非常少數，但在早期新華社會中學 歷並不影響華社領導的地位。⁶⁵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華人領袖的差異，可以體現在經濟、教育與政治上。在經 濟上，十九世紀是華人快速累積資本的年代，但在政治上，除了英殖民政府的體系 剝奪華人參政的機會外，標榜反清復明的祕密會社往往會淪為社會紛亂的來源。在 教育上，華人也多以私塾教育為主。但進入20 世紀初，整體社會與國際局勢更為 複雜。在經濟上許多華人領袖繼承了父執輩的商業，成長為巨擘，或是被冠上「家」

的稱號，這是十九世紀的華人領袖們所沒有，這也意味新加坡在此時期對於東南亞 社會與經濟上的影響力顯著的提高。在教育上，辛亥革命後以華語為媒介的中學相 繼出現，而「土生」領袖們（海峽華人）極力贊助英校發展與改善。對於慈善與社 會救助事業也越發蓬勃，富有「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之精神。在政治上，相較19 世紀，華人對於政治的參與度提高。「土生」領袖們，對於大英帝國表現出忠誠，

在政治上建立親英的傳統。此外他們也為華人進入公務體系做出努力。而以中華總 商會為主之領袖們則對中國事務表達出關切，從辛亥則革命到1930 年代的抗日運 動，都可以見到華人出錢出力的身影，他們在政治上樹立了親華之傳統。⁶⁶

在政治上建立親英的傳統。此外他們也為華人進入公務體系做出努力。而以中華總 商會為主之領袖們則對中國事務表達出關切，從辛亥則革命到1930 年代的抗日運 動，都可以見到華人出錢出力的身影，他們在政治上樹立了親華之傳統。⁶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