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背景分析
第三節 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發展與變遷
一、新加坡國家認同建構下之社會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族主義（或譯作民族主義；Nationalism）92興起，
伴隨著人民自決（Self-Determination），東南亞各國紛紛脫離殖民狀態，訴求獨立
92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書中表 示，民族主義很容易被認為是一個「空無一物的地方」 （there is no ‘there there’），人們容易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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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之後，傳統的華人社群也能夠部分實現其身分轉化」，97並帶領華人隨著政治 現狀而改變，由傳統地域認同轉向國族認同。
在身分認同上，戰後海外華人的在身分上遭遇眾多挑戰。隨著1949 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建國，再到馬來亞聯邦，最後新加坡走向獨立建國，當地華人在身分認 同上面臨了多重選擇。1955 年在印尼召開的亞非萬隆會議更是一個重要轉捩點，
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在會議上宣布中國將不承認「雙重國籍」以及鼓勵海外華人融 入當地，並著手與有關國家簽定相關條約，使「華僑」成為了「華人」。98
1957 年新加坡頒布《公民身分法》，採取屬人與屬地主義雙重並行的機制，解 決社會上長久以來對於公民身分的爭論，賦予了所有出生在新加坡，以及在殖民地 居住超過 10 年以上，願意宣誓對新加坡效忠的人公民身分。99許多華人移民藉此 取得新加坡公民身分，並在認同上發生轉換。新加坡公民權的解決，使華人成為真 正的新加坡人，為國家認同轉變跨越一步，華人不再只是將新加坡是為謀生發財的 異邦，而是家園。而中國放棄「雙重國籍」的政策，並鼓勵海外華人取得居留國國 籍，成為當地公民，促使華人完成在當地社會的政治轉向，但在文化與族群意識上，
仍與當地社會存在差異。100
1959 年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取得政權，組織自治政府，李光耀當上總理，
1963 年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聯合邦，但李光耀對於國家的構想與馬來西亞領導者 東姑‧阿布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意見相左，最終雙方破局。1965 年新加 坡獨立建國。李光耀認為共同體的建立，必須要追求全體國人的共識，馬來西亞不 能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而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但在政策施行下，這 樣的「多元包容」，反而導致華人文化被淡化。101
97 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頁 99。
98 曾玲，《越洋再建家園：新加坡華人社會文化研究》（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頁 17。
99 康斯坦絲‧瑪麗‧藤布爾，《新加坡史》，頁 737。
100 莊國土，《二戰以後東南亞華族社會地位的變化》，頁 163、27-29。
101 孔飛力，《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頁 32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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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講方言，華語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同時也不利於華人群體的團結。
以表2-6 來看，講華語運動以十年為一期，進行階段性任務。在第一個十年內，
新加坡的講華語階段幾近完成，成功的扭轉新加坡華人語言使用習慣，隨之而來英 語的迅速普及，甚至已經超過了華語的使用，帶來年輕一代對於母語、對文化上的 陌生感。在第二個十年開始，政府開始提倡文化價值，在第三個十年講華語運動的 關注對象由方言使用者轉為受英文教育者，希望在英語的使用下，可以重拾華語，
不要忘記其文化根源，並開始推廣華族文化與傳統儒家價值。
但在講華語運動與社會各項政策實施的過程中，新加坡的文化危機也逐漸顯 現。不僅是華人群體，在過於西化的狀態下，三大種族都表示出對於自身文化在逐 漸從新加坡文化景觀中消失的憂慮。105「人們越來越擔心我們可能創造了一個嶄新 的新加坡，它閃閃發光，但舊日痕跡無蹤可循，形同泡沫」，106「新加坡的問題是，
如何一方面實現現代都市化，但又不會變得找不到根基……我們的問題是要留住 我們的根，保留我們的文化認同」，107「（1965 年以前）那個時候的華人社會是比 較親切的，雖然比較貧窮，但是比較有文化」。108為了振興傳統文化，新加坡改變 政策方針，允許各種族保留自身語言、文化與傳統習俗，進一步要求華人社團善盡 文化保存與傳承之責任，109同時也在1986 年成立的宗鄉總會用以保存與提倡宗鄉 文化。
105 Chua Beng Huat,“Being Chinese under official multiculturalism in Singapore” Asian Ethnicity no. 3 ( 2009),pp. 239-250.
106 Ong Pang Boon, “It is necessary to preserve our history”, August 1981, Speeches, V, 3 (September 1981), pp. 47–48.轉引自康斯坦絲‧瑪麗‧藤布爾（著）、歐陽敏（譯），《新加坡史》（上海，東方出 版中心，2016，頁 3。
107 Lee Hsien Loong, “The National Identity-a direction and identity for Singapore”, 11 January 1989,Speeches,XIII,1 （January—February 1989),p.159. 轉引自康斯坦絲‧瑪麗‧藤布爾，《新加坡 史》，頁474。
108 歐雅麗，〈師生三人行──談新華社會發展趨勢〉，《源》第 132 期（2018，新加坡），頁 6。
109 曾玲，《新加坡華人宗鄉文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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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華語cool（2004-2006）、講華語，
你肯嗎？（2007）、華文？誰怕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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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人社團發展及宗鄉聯合總會作用
二戰後，華人社團影響力在衰退。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在追求國家整體 化的狀態下，華人社團、教育與文化被漠視，固有的方言群與華人社團則被認為 是多元融合的阻礙，110「獨立後10 年，血緣性公會和地緣性會館數目沒有再增 加，而且多數很少活動」，111直到新加坡宗鄉總會的出現，才逐漸挽回這樣的頹 勢。
吳華在《新嘉坡華族會館志》將新加坡華人社團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分別為：
草創期（1819 年至 1890 年）；發展期（1891 年至 1941 年）；停頓期（1942 年至 1945 年）；復興期（1946 年至 1959 年）；以及蛻變期（1960 年起），詳見表 2-7。
112從社團發展的統整中，可看出新加坡社團組織在百多年發展的變遷過程。1966 年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皆施行新的《社團法令》對於會員身分加以規定與限制，會員就 僅限於「當地公民」為主，彼此之間分家的態勢十分明顯，也由此開始兩地華人社 團有了分頭的發展。
若從該作者的視角來看，針對1970 年代中期他對於社團發展的預測，目前華 人社團處在蛻變階段。而筆者認為自1960 以來又經歷半世紀的發展，期間經歷了 講華語運動的實施、新加坡宗鄉總會的成立與中國崛起後，華人社團在發展層面上 又經歷多次的變革，隨著華人社團對於中新雙方關係的促進、宗鄉文化被保存，華 族文化被推廣，顯示華人社團已經邁過了蛻變期，進入新的發展軌道，這部分留待 後續章節中討論。
110 呂雙，《社會空間下怡和軒俱樂部的功能與轉型》（新加坡：怡和軒俱樂部，2015），頁 90。
111 李元瑾，〈新加坡華人身分認同意識的轉變〉，頁 71。
112 吳華，《新嘉坡華族會館志》第一冊，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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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簡稱宗鄉總會）於1986 年成立。在 1984 年 12 月，集合 185 個宗鄉團體代表，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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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優良傳統與文化方面扮演積極角色，盡力推廣華語和華文。並加強與社區聯繫，
更重要的是要能夠配合國家利益。118於 1986 年 1 月 27 日經各會館之同意成立宗 鄉總會，主要宗旨為「加強華人宗鄉會館的密切合作，主辦或資助有關教育、文化、
社會等方面的活動，提高公眾對華族語文、文化和傳統的認識」。119
新加坡宗鄉總會的建立，可以視為新加坡政府在對待華人社團與華人宗鄉文 化上態度轉換的一項指標。
從1980 年代中期開始，新加坡政府領導層開始根據本身多元文化的特點，
建立新加坡的自身文化。在這個「文化建構」的過程當中，政府也意識到 新加坡眾多的華族會館是個潛在的社會資源，如果善加輔導，將成為國家 多元文化的一大支柱。……宗鄉會館的成立標誌著會館終於走過低迷的 冬眠期，以新的角色和使命重新走上歷史舞臺。120
某種程度而言，宗鄉會館的出現，確實為會館的出路帶來希望，但未必能真正的使 他們脫離低迷的狀態。而宗鄉總會重要的作用在於輔佐與實行國家政策規劃，新加 坡政府曾於 1991 年提出《共同價值觀白皮書》，其中深刻的指出西方文化大舉入 侵，新加坡的急速的改變現狀，容易喪失自我價值。為此政府提出新加坡的共同價 值，包含「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跟，社會為本；關懷扶助，尊重個人；求 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121意旨「強調恢復民族的根源和民族 語言，發揚東方優良傳統精神，以確保東方社會的特色，避免成為『偽西方社 會』……」，122其中的最後兩項「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可
118 潘國駒，《新加坡華社 50 年》（新加坡：八方出版社，2016），頁 31；李威宜，《新加坡華人游 移變異的自我觀》（臺北：唐山出版社，1999），頁 162。
119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https://www.sfcca.sg（2019 年 10 月 30 日檢索）。
120 黃賢強，〈新加坡永定會館：從會議紀錄和會刊看會館演變〉，收入自蕭新煌《東南亞客家的變 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11)，頁 36。
121 張青、郭繼光，《新加坡：小國繁榮之道》（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0），頁 68。
122 程堯，〈新加坡華人的國家意識和宗鄉會館〉，《八桂僑史》第 14 期（1992，廣西），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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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囊括了新加坡由始至終的基本建國核心。為了能夠在新加坡求同存異，保存文 化，宗鄉總會也響應政府的政策提出了振興中華文化的建議。
在實際行動方面，除了舉辦各項藝文活動與競賽，像是每年舉辦適用全體華人 的春節活動──「春到河畔迎新年」之外，更
與中華總商會密切的合作，分別在1992 年與 2004 年聯合創立「華社自助理事會」與「中 華語言文化基金」。此外 2012 年為了推動新 加坡華族文化發展、促進族群融合與文化認 同，決議成立「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圖：
2-13）。123這一連串的措施皆是以振興華人文 化作為方針，並建構屬於新加坡的華族文化，
可以顯見傳統文化在嚴重西化下的危機。
可以顯見傳統文化在嚴重西化下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