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令的載體──南宋「敕」考
第一節 「敕」的外部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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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令的載體──南宋「敕」考
前兩章分別從「制度」與「案例」兩個層面，論述了「刑事政令」的形成過 程、流通渠道，以及內涵與功能。本章將從「文書」層面，對「刑事政令」的載 體──「敕」進行考察。具體而言，本章一共分為兩部分：第一節在各類文獻中 勾勒「敕」的外部型態，以及文書特徵；第二節則試圖回答，「敕」與「敕、律、
令、格、式」等「法律」的關係，由此確定「刑事政令」在決策體制中的定位。
需要強調的是，由於「政令的外部型態」這一命題不為「刑事政令」所獨享，本 章徵引的史料，以及論證內容，大部份都是廣泛性的，並不會侷限於刑事。
第一節 「敕」的外部型態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概括本節論旨或問題意識，便是：經給舍簽押後的 錄黃，最後會以什麼型態下達頒行？為求嚴謹，本節將稍費篇幅，重新確認「刑 事政令」的載體文書；接著從有限的資料，考察其文書格式；最後檢討「刑事政 令」在後省的形成過程，藉此補充相關程序，與第一章第二節相呼應。
首先，「刑事政令」就是「敕」，若用於斷案，也會被稱為「斷敕」。在官員 授受中，若是需要經後省簽押的告身，屬於「敕授」，其中附有敕書原文；114與此 相應，經給舍簽押的獄案指揮，也同樣是「敕」。紹興二十九年五月，廣州提刑 王孝先建議，各地奏案上報之前，應先由提刑進行審問，避免「往來待報，經隔 年歲」。刑部看詳後，認為「若先申提刑審問訖具奏，竊慮或有失實」，建議在「斷 敕下日，委提刑親行審問」。115在這則史料中，「敕」用於斷案，故被稱為「斷敕」。 以下再舉一個更直接的例子。慶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僚指出：
今州郡重辟，皆令以奏案來上，所以重民命也。然既涉奏聞，必須待報而 後處斷。情罪至重、赦所不原者，固無足恤，所可憫者，干連久繫之人耳。
至於死囚，情有可疑者，必候斷敕。若回降稽遲，以至淹延，或至（瘦）
［瘐］死，此則其情尤可憫也。116
與王孝先所說的問題類似，臣僚所言亦是「斷敕」下達時間過久，容易造成的久 繫。其言論體現出的疑案裁決過程為：「地方奏上重辟案件➠➠（候朝廷處斷）
114 可參照第一章徵引的〈嘉定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授承事郎告〉。
115 《宋會要輯稿》刑法 3 之 83，頁 8438。
116 《宋會要輯稿》職官 4 之 26，頁 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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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斷敕，執行處分」。這裡的「候朝廷處斷」，正是第一章梳理過的「奏案 上行－後省處斷」程序。臣僚此處所言，補充了這段程序的最終結果──「斷敕」
下達州郡。據此，可以肯定斷敕就是本文說的「刑事政令」。
其次，從文書格式來看，「敕」其實是皇帝對各機關意見的批覆。前文確認 了「刑事政令」的載體是「敕」，接下來的問題是：「刑事政令」或者「敕」的內 容表現形式為何？或者換個方式說：其文書形式為何？筆者以為，給舍駁狀能解 答部分問題。陳傅良駁狀保留了「敕」的雛型──錄黃的原本格式，〈繳奏刑部 大理寺鄢大為斷案狀〉載：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黄一道節文，爲刑部、大理寺狀：「吉州奏：『勘到百 姓鄢大爲説合已斷人李一討合游六等，各持杖行劫朱三家穀物，贜滿。』」 按法寺稱其鄢大爲準條爲絞刑，上定斷合决重杖處死。二月十四，三省同 奉聖旨：「鄢大爲依斷。」令臣書行。
前文曾引用過這段原文，筆者當時指出「按」字之後，應是陳傅良對錄黃內容的 簡要陳述。也就是說，在「按」字之前，陳傅良應引用了錄黃的內文，其中包含 刑部、大理寺的申狀，以及吉州的奏文。而在〈繳奏刑部大理寺易大明阿王斷案 狀〉中，陳傅良的引述內容更為簡略，但其中的文書嵌套仍十分明顯：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黄一道節文，爲刑部、大理寺狀：「舒州申：『勘到百 姓易大明并汪清妻阿王斷案事。』」令臣書行。
兩道駁狀都明確指出，其引述的是「錄黃節文」，由此我們能斷定：「刑部、大理 寺狀」以及「吉州奏」或「舒州申」確實載於錄黃中。這樣說來，獄案經歷的所 有審議程序，即：地方法司對案件陳述與意見、大理寺及刑部的擬斷、皇帝旨意、
等等，理當會體現於文書格式中。以下將證明這項推論。
同為陳傅良所作的〈繳奏紫霄宫免科敷等事狀〉值得注意，因為該狀文體現 出的制度程序，與上述截然不同：
準中書門下省錄黄一道，奉聖旨：「紫霄宫五嶽殿係專一崇奉太上皇帝及 御前本命香火去訖，除依條送納二税外，特與蠲免諸般科敷、措借指占安 泊等事。」令臣書行。117
這道蠲免政令並沒有地方的上奏，只有皇帝聖旨內容，可知「奉聖旨」之後的文 字，就是錄黃全文，故駁狀中無「節文」二字。此例亦能表明：陳傅良駁狀保留
117 《止齋先生文集》卷 27〈繳奏紫霄宫免科敷等事狀〉，頁 3b-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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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若干錄黃中的文書嵌套，這樣一來，上文根據兩道刑案駁狀所作之推論，也就 十分可信了。
如進一步參考北宋史料，能發現更多證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北宋元豐時 期的政令文書曰：
受批降若覆請得旨，及入熟狀得畫事，別以黃紙亦書，宣奉行訖，錄送門 下省為錄黃。……門下省被受錄黃、畫黃、錄白、畫旨，皆留為底，詳校 無舛，繳奏得畫，以黃紙書，侍中、侍郎、給事中省審讀訖，錄送尚書省 施行。118
引文中的三省分工，已不符合南宋「三省合一」的政務程序，可略過不論。需要 注意的是：「受批降若覆請得旨，及入熟狀得畫事……為錄黃」。透過這段文字，
可知批覆確實會被製作為錄黃，進而成為「敕」。
還有許多個案能證明朝廷的批覆會成為「敕」。李彌遜討論劉光世能否依張 浚例免差科時，曾引一道敕節文為據，其體例頗值注意，現將內容徵引如下：
今檢坐紹興二年二月十四日敕節文：「戶部狀：『臣寮上言，本部今勘當，
欲依臣寮上言，權令應官戶除依條免差役外，所有其他科配，不以限田多 少，並同編戶一例均敷科配。候將來邊事寧息日，卻依舊制施行。貴得稍 寬民力，以副朝廷恤民之意。伏候指揮。』」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戶部勘當到事理施行，仍令本部鏤板行下。」119
如以這道敕節文，比對陳傅良的〈繳奏刑部大理寺鄢大為斷案狀〉所引錄黃，可 以發現兩者結構極為相近：開頭都是有司狀文，其後是「三省同奉聖旨」，即朝 廷的批覆，基本能肯定兩種文書依循同一種決策機制產生。不過，「鄢大為斷案 狀」為陳傅良所駁，只停留在「入熟狀得畫……為錄黃」的階段；而李彌遜所引 的戶部狀未被繳駁，因而成為「敕」。
這裡可以留意李彌遜所引「敕」的命名結構，為：「年號＋月＋日＋敕」。如 果我們依循著這一名稱結構，進一步查找資料，能在《慶元條法事類》等典制史 料找到許多用例。以下試舉一例，應足以證明「年號＋月＋日」的「敕」，確實 會來自批覆。《宋會要輯稿》刑法 1 之 57 載：
慶元二年（1196）十一月十八日，刑部言：「臣僚劄子：『乞將彊盜除貸命
11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23，頁 7775「元豐五年二月癸丑」條。
119 《筠溪集》卷 3〈繳劉光世免差科狀〉，頁 4a-4b。原文無「不以限田多少，並同編戶一例均 敷科配」兩句，此處從《全宋文》校改，見：曾棗莊等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 社，2006），冊 180，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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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犯依元項指揮處斷外，並彊盜已經斷配，再犯兩次以上，照淳熙十三年 二月六日已降指揮施行；餘並照元項指揮擬斷。』本部措置，除曾犯彊盜 斷配，［注：謂非貸命者。］再犯行劫兩次以上，自依已降指揮處斷外，
其初犯百姓行劫，欲增作四次以上，［注：謂未曾事發者。］方許照應淳 熙十三年指揮施行。如不及今來所增次數，即聽依乾道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指揮施行。」從之。120
「乾道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指揮」與「淳熙十三年指揮」，都是用來辨別強盜能否 貸命的規則，俱見於《宋會要輯稿》，本文的重點並非強盜貸命，此不俱引。筆 者引用這段史料，所欲強調的是底線部分，即刑部的結論。這段結論獲皇帝採納 後，成為了「敕」，收錄於南宋的法書彙編：
慶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敕：「刑部今措置，除曾犯強盜斷配，［注：謂非貸 命者。］再犯行劫兩次以上，合依已降指揮處斷外，其初犯百姓行劫，欲 增作四次以上，［注：謂未曾事發者。］方許照應淳熙十三年指揮施行。
如不及今來所增次數，即聽依乾道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指揮施行。奉聖旨：
『依』。」121
慶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敕」文，與《宋會要輯稿》引文的底線部分幾乎一致，
只是開頭處多了「年號＋月＋日＋敕」的命名方式，以及結尾處的皇帝處斷：「奉 聖旨依」。表明：「敕」的體裁是以有司意見，以及朝廷批覆為主，具有非常明顯 的文書嵌套。
值得注意的是，錄黃雖有明顯的文書嵌套，但在內容上，很可能受到相當程 度的刪潤。本文第一章第二節曾提及，當給舍對奏狀所述感到懷疑時，會另外取 索案狀輔助判斷。由此而言，錄黃記載的並非各級機關的完整奏狀，而是刑部、
大理寺濃縮各機關意見後，載入其申狀，而這份申狀，最後又為錄黃轉錄。不過，
以上推論僅僅是基於給舍封駁時，需要取索相關文案以為判斷而發，錄黃是否會 記載各級文書的完整內容，還有待驗證。
儘管如此，既然錄黃保留文書嵌套，那麼上文的推論──即審案程序會反映 在文書格式中──理當是能夠成立的。以下繼續對「敕」進行解析。
「敕」除了來自皇帝的批覆，亦源於皇帝親自頒降的聖旨，這在各類典制文
120 《宋會要輯稿》刑法 1 之 57，頁 8270。
121 《慶元條法事類》卷 73〈刑獄門三‧決遣‧隨敕申明〉，《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冊 1，
頁 748。引文中的「謂未曾事發者」在原文中是正文，今參照前後體例以及《宋會要輯稿》的 記載遽改為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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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有許多例子，前文引據的《止齋先生文集》卷 27〈繳奏紫霄宫免科敷等事
書中，有許多例子，前文引據的《止齋先生文集》卷 27〈繳奏紫霄宫免科敷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