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將探究梨洲的文學思想。我們知道梨洲對文學頗用心力，曾費了二十年 的心力選編成卷帙煩重的《明文海》一書，以保存有明一代文章之精華，並對入 選的明人文集與篇目作出許多簡釋與批評。《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對此 書之提要說：
明代文章，自何、李盛行，天下相率為沿襲剽竊之學，逮嘉、隆以後，其 弊益甚。宗羲之意，在於掃除模擬，空所倚傍，以情至為宗，又欲使一代 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見大凡，故雖遊戲小說家言，亦為兼收並採，不免失之 泛濫。然其蒐羅極富，所閱明人集幾至二千餘家，如桑悅〈南都〉、〈北都〉
二賦，朱彝尊著《日下舊聞》時搜討未見，而宗羲得之以冠茲選。其他散 失零落賴此以傳者尚復不少，亦可謂一代文章之淵藪，考明人著作者，當 必以是編為極備矣。
當中言及「不免失之泛濫」的缺點，則涉及《明文海》一書所選編之內容是否能 充分呈現明朝文學之特點與流變、個別作家或作品之成就與局限，而不充斥選編 者個人的偏見或淪為文學史料的堆砌。有關這一文學性的局部問題，本文不擬討 論，167改將焦點轉放在「以情至為宗」、「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見大凡」這類 對「文學」這一事物所作的總體思想性之論點上，亦即逐層分析其「詩史」觀念 的義蘊。蓋「詩史」之觀念乃梨洲綰合文學與史學，而為其文學思想的中心所在；
且梨洲關於文學的討論，集中在詩與文兩方面，當中之旨趣相互貫通，嘗說：「巽 子嘗問余作文之法，余曰：『詩文同一機軸，以子之刳心于詩者，求之于文可也』」
168。故以下的討論將詩論、文論逕視為一體而不予細別，且亦可見以「詩史」觀 念來概括梨洲文學的總體主張，其有效性當不致只限於詩歌方面。169
(一)承載歷史情感的「詩史」觀
梨洲論文學，特重感情，他說：
文以理為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 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 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
167 如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集部．總集類．明文授讀》已說：「南雷之文浩瀚可? ，而才情 爛漫，無復持擇，故往往不脫明末習氣，流入小說家言。其論文主於隨地流出，而謂方言語錄皆 可入文……以天池之蕪俗而稱為嘉靖間大作手，勝於震川，殊不可解。故所選頗泛濫駁雜，多非 雅音。以先生學識之高，精力之富，而鑒裁斯事，尚多溷淆，文章正法固非易知者。」李氏所指 出的問題，頗值得注意。案除了若干選文的有待商榷外，梨洲又多有品評作品優缺點及作家整體 成就高下的言論，比如《思舊錄》 (《全集》冊 1 頁 374-375)論錢謙益詩文有五病；比如《明文 海評語彙輯．卷一百一》(《全集》冊 11 頁 112)謂劉基之文潔淨而未精微，尚在趙汸、胡衡之下，
不當居明初文壇之第二位；比如《明文授讀評語彙輯．卷十七》(《全集》冊 11 頁 165)謂趙貞吉 其文雄健，與韓愈、杜牧、姚遂不相上下；又如《南雷雜著稿．胡子藏院本序》 (《全集》冊 11 頁 63)以徐渭為明傳奇之正法眼藏的作家，而將李漁評為蹇乏。由這些例子，當已可見關於梨洲 具體的文學批評，乃是一龐大問題，而必須一一細析始得。
168 語見《南雷文定四集．卷三．董巽子墓誌銘》 (《全集》冊 10 頁 476)。
169 鄔國平、王鎮遠的《清代文學批評史》頁 35-36 已指出梨洲認為散本直接原本於經術，詩歌 則原本於心靈，當我們明白他說的心靈主要取決於儒家經術的陶冶後，這種區別也就不再具有實 質的意義， 其詩論與文論兩者已成內涵一致的命題，彼此原是相通不隔的。另外，如毛佩琦〈梨 洲文論初識〉 (收於吳光主編《黃宗羲論》頁 414-426)亦已將梨洲文論與詩論混合討論。
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 謂刳然無物者也。(〈論文管見〉，《全集》冊 2，頁 271)
其謂文學作品不只須有道理，還須有動人的感情，無情之文則內容終屬空虛。然 而道理也好，感情也罷，內容皆須來自事實，不得作偽，故對明儒曹端之語：「賢 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為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
不若平實簡淡為可尚也」，加以評論說：「見先生之應感之實可法」170，即以「真 實」為首要考量，不可為追求奇巧炫人的藝術效果而虛妄失真。梨洲又舉例說：
今之為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信，先自 其官爵贈諡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某主江西試，以試策犯時忌削籍，
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某不應，遂掠其資以去，某尋 死，崇禎初，昭雪死事者，竄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奄 竊柄，某抗疏糾參，幾至不測，閣臣為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 騎逮訊，某辯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諡文忠。脫空無 一事實，不知文忠之諡誰則為之？且并無賴高守謙授以偽官，真可笑 也……近見修志，有無名子之子孫，以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 入之儒林而止。嗚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廢矣。(〈論文管見〉，
《全集》冊 2，頁 272)
此以碑銘傳記為例，強調文章須真實可信，不得為圖聲名私利而造假偽言，否則 文章之道廢，不足以成為文學矣。梨洲既看重所寫的內容真實與否，所以曾提出 作文須戒干要當道、捉刀代筆、應酬敷衍，171進而又說：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茍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
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 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 之波瀾；柳州而? 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強者哉。(〈論文管 見〉，《全集》冊 2，頁 272-273)
余嘗定有明一代之文，其真正作家，不滿十人。將謂此十人之外，更無一 篇文字乎？不可也。故有平昔不以文名，而偶見之一二篇者，其文即作家 亦不能過。蓋其身之所閱歷，心目之所開明，各有所至焉，而文遂不可掩 也。然則學文者，亦學其所至而已矣，不能得其所至，雖專心致志于作家，
亦終成其為流俗之文耳。(《南雷文案外集．錢屺軒先生七十壽序》，《全集》冊 10，
頁 654)
他認為文章須有親證身歷、真知實感，任何人凡能敘述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寫出 心中真有所得的見解、真有所觸的感情，便是大作家亦不能勝出的至文。關於此 點，梨洲曾舉例說，明末追隨魯王從亡海上的諸臣因身遭亡國之慟而報國無方，
「雖未嘗為詩者，愁苦之極，景物相觸，信筆成什」，「即起杜甫為之，亦未有以 相過也」。172此外，梨洲又以「真實」為標準去品評作品，如稱讚陳以忠〈華山 遊記〉「寫得真至如見」；173如以明代文壇的主流復古派標榜文必秦漢的擬古作 風，乃「枉天下之才」，「靡然而為黃茅白葦之習」，使得「明代之文，自明而晦」， 蓋「自偽《史》《漢》起，人始不安於本色，此文之所以愈下也」。174而對唐代詩
170 見《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上二》 (《全集》冊 8 頁 360)。
171 詳見《南雷文案．卷十．作文三戒》 (《全集》冊 10 頁 637-638)。
172 詳見《海外慟哭記》(《全集》冊 2 頁 209)。
173 見《明文海評語彙輯．卷三百五十七》 (《全集》冊 11 頁 141)。
174 引語詳見《南雷文案．卷一．明文案序下》、《明文授讀評語彙輯．卷三十》 (《全集》冊 10 頁 19-20、冊 11 頁 179)。
人陸龜蒙與皮日休僅據隱士謝遺塵的一席話即憑空想像而作詩歌詠四明山的九 項景物時，便謂「環岡笑魯望，詩句豈真誠」，175更加以批判說：
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倡和〉，分為九題……余創《四明山志》，與 山君木客爭道於二百八十峰之間，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身至，止 憑遺塵之言，鑿空擬議……是故文生於情，情生於身之所歷，文章變衰，
徒恃其聲采，經緯恍惚，而江淹之雜體作矣。承虛接響，寧獨此九題哉！
(《四明山志．卷四》，《全集》冊 2，頁 376-377)
此處強調主體的真情必須是社會環境與生活經歷的反映，唯有親身經驗後所生的 感情才會真實，而有真情才會有佳文，至於虛構與模擬之作，則捕風捉影、憑添 附會，只靠聲韻詞藻來裝飾外貌，並不足取。然而我們知道，作品的文學價值與 意義未必全繫於內容是否真實，對虛擬之人事所生發的感情亦可以是人性之深層 活動的顯現，比如作者與讀者對《水滸傳》裏並非歷史實錄之英雄事跡所賦予的 感情，不得不謂之真情至性，而《聊齋誌異》則又是一個更明顯的例子。因此梨 洲這個觀點未免太忽視虛構與想像乃亦文學世界中不可缺席的事實，從而在某些 文類(比如小說)的實際創作及欣賞中並不可行。176但是我們是否可據此而斷定梨 洲文論的毫無可取呢？其實，梨洲此種強調「實錄」的文學思想，正與其史學之 揭示真情實感是一貫相通的。亦即其要求作者須秉持真誠的創作態度，去描寫真 實生活情境中的事件、感情與思想，在此一前提下的事件、感情與思想實際上只 能是帶有歷史性質(已為過往歷史或將為未來歷史)的事件、感情與思想，這就暗示梨 洲的文學乃是「歷史性質之文學」，也就是其文學之本質乃一歷史精神所凝鑄而 成。關於此層深義，我們先看梨洲對他自己的文學創作所提的說明。
梨洲在〈南雷文定凡例四則〉中說：
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 刻，一時脫稿，未經持擇。今耄又及之，東岱不奢，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 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 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凈，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為功力。」竊 取此意，名曰「文定」。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 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間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 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間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