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澳的地方社會
第二節 文官系統的建立
一、南澳同知的設立
南澳文官系統的建立，始於雍正年間。雍正十年（1732）五月，從調任廣東 總督郝玉麟（?-1745）請，添設廣東南澳海防軍民同知一員。12 據郝玉麟所奏，
他提出設置同知的主要理由有二：
（一）南澳分為隆、深、雲、靑四澳，其中，隆、深二澳屬粵，雲、青二澳屬閩。
一切民事分由廣東潮州府饒平縣和福建漳州府詔安縣管轄，但南澳與饒平和詔安 均隔海相望，縣令有鞭長莫及之虞。
（二）武官不干預民事，不能遍示恩威、也難達到宣化愚頑的教化作用。
因此，他主張：
南澳應添設粵閩海防軍民同知一員駐劄，照州縣之例，設立民壯五十 名專司督緝。水陸均資查察，申明海洋例禁，盤詰船隻岀入，稽查奸 匪往來，不許夾帶違禁貨物，及窩販子女岀境。凡四澳軍民保甲、編 烙漁船、監放兵餉，一切事宜俱歸該同知管理。13
郝玉麟的奏請獲得同意，除了在南澳地方設立海防同知一員，以管理四澳軍民保 甲、漁船出入、發放兵餉等事之外，後續還針對收稅、兵糧、訴訟、童生應試等 事，有相關的規定，依序列舉討論如下：
（一）規定輸租穀銀兩歸同知徵收，留貯候文充支左右二營兵糧，收支各數 造册上報，具題查核。
（二）往後該鎮營統廵會哨之時，需將配撥官兵姓名、船隻號數及岀洋月日，
經同知一體查明，造册報部查核。防海機宜，與南澳總兵官就近商酌，共相防範。
（三）每逢朔望宣講聖諭，化導兵民。若有爭訟等案，應令該同知就近審理，
各照粤閩定界，由潮漳兩府詳報以專責成。
12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 118，雍正十年五月二十日丙子，頁 568-2。
13 ﹝清﹞齊翀《（乾隆）南澳志》，卷 3，〈建置〉，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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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内生童縣府兩試就近聽同知代考分錄，徑送各學政收考。
（五）因粵屬隆、深二澳地方，較廣于閩省雲、靑二澳，其户口田園租穀等 項，亦多于雲靑二澳；似應統歸粤省主政，由潮州府申詳各該上司考核。每年所 需官俸役食銀兩，亦統于粵省支給報銷。該同知只受兩省各該上司統轄，彼此不 得差委該員到任，大計考核統歸粤省潮州府申詳。各該上司主政考核，如遇丁憂，
亦于粤省呈報，所需俸食銀兩，亦統于粵省留支，存剩銀兩動支，仍將給過銀數 造入奏銷册内具題查核。
上述幾項規定，將南澳一地的軍政、民政規劃的更清楚，在南澳鎮總兵和南 澳海防同知需共同治理的情況下，武官和文官是否有權力爭奪，從現有文獻中，
無法明確論述。但兩方的合作，或可從其他方向窺知一二，將在下一段集中討論。
附帶一提，如文中敘述，南澳海防同知，是按照厦門同知之例，兼理刑名錢穀，
因此並非特例。隸屬於廣東潮州府，大計考核統歸廣東省潮州府申詳。由於南澳 海防同知的設立，繼之又在三年後，於南澳同知下添設了一名巡檢，領有粵閩南 澳巡檢司印信。14南澳社會的秩序受此影響，最顯著的變化，便是文教風氣的興 起。
乾隆元年，同知徐慎請照廣東例，在福建所屬雲、青兩澳，每年科試額進文 武生員各一名，以示鼓勵。這是在康熙二十七年，在生員楊世基的呈請下，總兵 楊嘉瑞奏請每年額外特取澳生一名，進入潮州府學，而沿為定例。但因南澳地分 閩、粵管理，閩屬雲、青兩澳並無呈請，直到乾隆元年，同知徐慎代雲、澳童生 爭取，增加南澳童生科考的機會。15乾隆二十六年，同知趙廷賓在南澳建立第一 間書院。16
14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4，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戊寅，頁 226-1。
15 ﹝清﹞齊翀《（乾隆）南澳志》，卷 6，〈學校〉，頁 14-15。
16 ﹝清﹞齊翀《（乾隆）南澳志》，卷 6，〈學校〉，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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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守備、達濠營守備等，此與先前乾隆年間重修武廟的軍人網絡十分相似。不同 的是，此碑設立宗旨、過程和緣由，皆由同知主導，軍方協助和地方參與。在漫 長的歷史過程中，從一開始南澳鎮設置，南澳鎮總兵主導的社會，隨之，文官設 立，文教風氣漸起，加以過程中不同群體的互動、融合；其各個群體的勢力消長，
雖一一舉證詳論，但透過對廟宇碑記的考察，能從南澳社會為主體的角度，呈現 制度與當地社會互動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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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南澳地處閩、粵之間，與沿海其他島嶼相較更有其獨特性。因為十 五世紀以來的海上貿易船舶，皆航行於南澳周邊，南澳也就成了海上航 路的重要地標之一。而貿易的盛行也引來海盜覬覦，海盜事件影響當地 的治安，有時候甚至於延伸至內陸各區域，造成當地政府的困擾。因此，
明、清政府對南澳的經營在不同時期有著特殊的處理方式，但唯一不變 的是，南澳還是由閩、粵兩省共管。軍事制度與行政區域的劃分也隨著 局勢不同，呈現各種不同的變化。
南澳是個小島，土地貧瘠，物產不豐腴，大部分的資源來自於海洋，
因此島上居民的生活受限於自然環境。然而，也正因為南澳得天獨厚的 地理位置，隨著海洋貿易的興盛，吸引不同的人群經過、或來到此地。
人群的聚集和流動，帶來貿易的機會、生存的空間，但卻也衍生出秩序 失調的隱憂。對中國官方而言，制定有效防止盜賊的政策，是管理海洋 相關活動的主要目標；對地方而言，各國船隊、商人、漁民和海盜的活 動才是主角。這些活動對中國政府而言不全然是合法的，但在各國的航 海日記和檔案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交易、走私的描述，以及對南 澳周邊海域的記載。這些資料所描繪的，是一個多重力量下的中國沿海 與海上活動的圖景。
明代嘉靖以降，許多海盜集團以南澳為根據地，或頻繁地在此活動，
如許朝光、曾一本等；加以葡萄牙和日本等船隻漸以南澳為其中的停靠 站，引起明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揭開了南澳成為東南沿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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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的序幕。除了位處重要航道之外，在行政區規劃上，南澳位於福建、
廣東兩個東南沿海重要省分的交界，恰是最易產生權責不清的難治之處。
因此，在明代萬曆三年設鎮防守時，採取「兩省共管」的政策，以福建 漳州和廣東潮州為名，設置「漳潮副總兵」駐紮南澳，避免閩、粵兩省 跨省捕盜不易，事後又推諉責任的問題。但隨著明代中後期政權的衰弱，
加以明、清朝代交替，南澳被帶入另一段歷史進程中。
明、清之際，南澳在兩個朝代的拉鋸中，成為鄭芝龍、鄭成功與鄭 家相關勢力的重要據點。與此同時，在周邊海域活動的，還有荷蘭、葡 萄牙、西班牙等國的船隻，使南澳周遭海域屢成為爭奪資源和獲取情報 的要地。隨清軍南下，鄭氏父子先後投降，南澳進入清代，在康熙皇帝 平定臺灣後的東南海防調整中，延續了明代兩省共管的規劃，成為東南 沿海的海防重鎮。清代南澳的水師，更成為清代海防制度中的重要一環，
以北與金門、海壇等鄰近水師鎮關係密切，以南與碣石、廣州等地水師 營相互支援。但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發展，在東南沿海諸多海防據 點中，極具有軍事戰略地位。於此情況下，南澳的地方社會，受不同政 權和制度的影響，也有別於其他區域的發展。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南澳在不同的歷史進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這些角色有其相似之處，但卻一步步將南澳帶向不同的發展。南澳扮演 的角色，來自島嶼的特性，這種孤立又開放的特質，使得南澳既能成為 避風港，又能接納不同的流動人群；既是容易到達的地方，卻也是難以 全面掌控的邊陲之地。在這樣的特性下，南澳獨特的地理位置，將島嶼 特性又更凸顯。
其一，南澳地處貿易的必經航線之上，海洋貿易的開展，與南澳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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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這使得南澳更容易受到航海者的青睞。
其二，因地處福建和廣東兩省之交，為了劃分權責，最後使中國官方不 得不以兩省共管的方式治理，造就了制度上的獨特性。
其三，南澳因海外貿易而發展，吸引各處人員到來，造就了特別的社會 文化之面向。
這樣的重要性與獨特性，往往使得歷代各朝在南澳鎮總兵的人事任 命上與職務的調配上，更具特色。南澳鎮水師十分強調與鄰近地區的合 作，此種情形除了是因應閩、粵一帶，因捕盜、平亂多需跨海而行之故；
也間接地影響人員的調任。由南澳的例子，我們看出在清代，有一批水 師官兵在金門、澎湖、海壇、碣石等地輪調，形成一批同質性相當高的 將領，甚至，在廟宇的碑刻紀錄上，我們還能隱約看到一個軍人網絡的 形成。
從南澳的發展歷程中，明顯看出，地理環境和人力資源，是每個靠 近的人群所仰賴的。官方研擬出的解決方式，是以軍事的力量試圖掌握 之。從中國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南澳在中國歷史地位上的提升，與海 防架構最密切相關。而當我們隨著時序往下推衍，發現到海防制度落實 到地方社會後，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首先，南澳島人群的組合產生變化，至少，我們可以確定，在清代 平臺之後，島上駐軍增加。增加的這群人，很多也許原本就是之前留下 的部將，或來自鄰近地區的昔日的盜賊，清朝吸收了大批的投降部將和 官兵，在攻臺前，就已在鄰近地區做準備，平臺後，經過一番調動和分 配，落腳於地方。官兵屯田於此，帶來新的秩序，也帶來城牆和信仰。
南澳深澳總兵府一帶，至今仍為南澳島最熱鬧的地方，也是南澳島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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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這是官方力量深入地方的顯例，關帝廟信仰的興盛，以及戚繼光成
心。這是官方力量深入地方的顯例，關帝廟信仰的興盛，以及戚繼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