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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水師的目的與規劃

第二章 清代南澳水師的建立與組織

第一節 設置水師的目的與規劃

清順治八年(1651),定廣東官兵經制,設置南澳海防參將一員,下 轄水師一千名、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與把總四員。1然而,當時的清 朝權力中心正在北方,距廣東遙遠,此時定下的官制,並沒有實際統轄 南澳,直到康熙二年,杜輝率眾投誠後,清廷才真正開始統有這個地方。

隔年,杜輝隨即被指派為廣東右路水師總兵,2駐廣海衛。3

康熙十八年(1679),設置南澳總兵官,4南澳總兵官駐劄詔安縣,管 轄本標左、右二營、福建銅山營、廣東海門營,聽閩浙總督、兩廣總督、

福建水師提督、廣東水師提督節制。5南澳右營專管廣東地界,設游擊、

左營守備,千總二人,把總四人,一駐本營、三分防深澳口、祥林灣、

雲澳各汛;經制外委九人,額外外委四人。6右營共有 1,200 名官兵,其 中,戰兵 600 名、守兵 600 名。7左營兼中軍外海水師游擊一人,駐劄詔 安縣深澳汛;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外委六人。8左營共

1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58,順治八年七月十一日丙戌 ,頁 460-2。

2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12,康熙三年閏六月十八日,頁 189-2。

3 ﹝清﹞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554,〈廣東綠營〉,康熙三年,頁 182-1。

4 ﹝清﹞陳昌齊,《道光廣東通志》334 卷,卷 123,〈海防〉1,頁 2371 上。

5 ﹝清﹞明亮、納蘇泰,《欽定中樞政考》72 卷,〈綠營〉,卷 1,〈營制〉,頁 20b-21a。

6 ﹝清﹞穆彰阿,《大清一統志》,卷 424,頁 8337。

7 ﹝清﹞齊翀修,《(乾隆)南澳志》,卷 8,〈海防〉,頁 4。

8 ﹝清﹞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593,〈綠旗營制〉4,〈閩粵南澳鎮 外海水師總兵官〉,頁 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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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200 名官兵,其中,戰兵 600 名、守兵 600 名。9從此時的官兵設置 來看,可知清廷延續了明代的以一位總兵駐劄、下分左、右兩營的架構。

從官兵數量來看,康熙二年時,杜輝率眾投誠的人數記載為將領 102 人,

水陸兵丁共 2,096 人,大小戰船 62 隻;10而清廷在此規畫為左、右兩營 各 1,200 名,合計 2,400 名,數量上是略略多了一些,但兩者差距不遠。

從戰、守兵的分配各半,可看出是在制度草創之初的規劃;日後隨時間 和需要,戰守兵比例又有調整。

康熙十九年(1680),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1691)指出「海澄、

廈門、浯嶼、金門、圍頭、海壇、平海、定海、烽火門、日湖、獺窟、

永寧、銅山、南澳等十四處,或孤懸海上,或濱海要衝。若以兵三萬人 設鎮分防、不時巡緝,則賊不能肆犯,我兵得以乘機滅寇矣」。回應萬正 色的意見,康熙皇帝指派兵部侍郎溫代等官員,會同地方督、撫詳議。

11此番詳議的結果,首先,南澳總兵官轄下多統轄了離他最近的澄海協和 達濠營;其次,加強與碣石的巡防;第三,從南澳到潮陽會經過的水汛,

修造快船 20 隻,照原有路線巡查。這次南澳總兵官防務調整的背景,是 因應康熙年間貿易政策的開放,史料中被稱為「開洋貿易」。提出具體調 整政策的,為廣東廣西總督吳興祚(1632-1698)。12

此時,澎湖、臺灣的海防問題已漸漸隨著三藩的議題浮上檯面。之 後直到平臺後,南澳才又做重新調整。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皇 帝令工部侍郎金世鑒、副都御史阿思哈(?-1669)到江浙地方,工部尚書

9 ﹝清﹞齊翀修,《南澳志》,卷 8,〈海防〉,頁 4。

10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11,康熙二年二月十五日,頁 172-2。

11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89,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戊子,頁 1132-2。

12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125,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九日癸巳,頁 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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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臻(1633-1703)和內閣學士石柱(席柱)到閩粵地方,要求他們會同各 地督、撫詳察開界事宜,他們有四項主要目標:一、清查沿海田地以發 還人民;二、將因遷界內移的佈防外徙;三、開放居民進行捕魚、煮鹽 業;四、參酌是否開放市舶貿易。13他們臨行前皇帝還特別召見杜臻面聖,

叮嚀杜臻凡事與施琅相議,因施琅熟悉海島事務,可見在治理沿海海防 事務上,皇帝很仰賴施琅這批降將。考量到春耕的時間,杜臻訂下的路 線是先到廣東,後到福建,恰好也等福建督撫安插投誠民眾的事情告一 段落,一行人遂在康熙二十二年的年底啟程。

康熙二十三年元月,吳興祚、李士楨、郎廷樞、胡戴仁、蔣伊、汪 兆璋先後率領屬下迎接杜臻。諸臣很快進行了第一次的會議,決定從欽 州防城開始勘界,由西向東行進。直到三月,杜臻一行人才抵達潮州,

從柘林經過雞母嶼到南澳,14在此未停留太久,因為對官員而言,南澳一 地已是廣東極北的邊界。在離開廣東之前,官員們針對廣東的界外土地、

佈防做了調整,但南澳一地因於粵閩接壤之區,須等到與福建官員商議 之後,才能共同決定。15因此,直到巡視了福建後,南澳作為第一個調整 的地方。決議結果是這樣的:

臣等議得南澳一島,係閩粵二省咽喉門戶,應設水師重兵。先在 粵中,原請至閩定議,今查海澄廈門已有水師提標官兵分駐,而 復有專鎮廈門總兵官,領官兵三千員名,可以移調,應將此兵移 駐南澳,聽兩省督提管轄。16

13 ﹝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 1,頁 1-4。

14 ﹝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 3,頁 22。

15 ﹝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 3,頁 49。

16 ﹝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 4,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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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熙十六年復設福建水師提督之後,福建水師提督就駐劄在廈門,17而 上述提到康熙十八年已設置南澳總兵官,此時提出將廈門的官兵調配到 南澳,顯示當時廈門、南澳的防務,有需要重整之處。據筆者考察,應 將康熙二十四年作為南澳鎮設置的時間。換言之,自康熙十八年至康熙 二十四年期間,有南澳總兵官一職,但南澳鎮的設置和規畫並不明確。

清朝首任南澳鎮總兵─楊嘉瑞─的升遷經歷,恰能說明廈門鎮和南澳鎮 設置的前因後果,也顯示直到康熙皇帝平臺後,南澳的海防規置才真正 確定了下來,在《廣東通志》和《大清一統志》中,都留下了「移廈門 鎮總兵官並中、左、右三營駐於南澳」「南澳削去中營,左為福營、右為 廣營」的記載,作為佐證,說明是先有南澳鎮總兵,才有做為海防基地 南澳鎮的成立,而自此才確立了此後南澳鎮總兵駐劄在南澳當地的規定,

此對南澳一地的影響很大,具體與地方社會的互動,將在下一章討論。

杜臻一行的考察,除了將移廈門鎮到南澳,又因南澳的調整,刪減 了銅山的兵力:

銅山已有水師總兵領官兵三千員名,復有水師遊擊領官兵一千員 名,查銅山逼近南澳,南澳既宿重兵,銅山之兵可以減省,應將 水師遊擊 一營全裁,其總兵所領官兵亦裁去三分之一,兼裁總兵 官,止留遊擊二員,守備二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二千名,

另設副將一員以總之。18

平臺後,除了確立南澳鎮的設置,也因南澳鎮設置減少銅山的兵員數目。

17 福建水師下面管轄金門、海壇、臺灣、南澳、福寧五鎮,兼轄銅山水師營、湄州水 師營。有關福建水師制度,參見李其霖,《見風轉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 船》。

18 ﹝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 4,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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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在清廷平台後,對南澳一地的海防仍是重視的,官兵 3,000 名的規 劃,比起康熙十八年的 2,400 名,不減反增。

平臺之後的調整,可視為清朝從入關以來,統整東南沿海的重要階 段;在此階段中,清朝克服了處理海防問題的重要關鍵─可能危及統治 的南明和鄭家勢力,而能實際掌握沿海地區的秩序。海洋貿易政策的開 放,背後除了海上收益的考量,也代表經過長時間的整編,清朝擁有一 群能為他所用的海防官兵。在殲滅了鄭氏勢力後,來自海上的威脅可說 是漸趨緩和。

康熙四十五年以後,浙江、福建海面陸續有海盜滋擾事件。其中影 響最巨者為海盜鄭盡心事件。鄭盡心可能是福建福州人,也有一說是浙 江寧波府人。19康熙四十七年間,鄭盡心海盜集團騷擾山東渤海灣;浙江 花鳥、盡山一帶;福建魚山及臺灣一帶,20使得浙江、福建北部海面不得 平靜,康熙皇帝得知後對此事非常關注。此時期的浙江、福建、臺灣等 地水師皆以殲滅鄭盡心為主要工作,各地水師也加強了沿海防務,直到 康熙五十年三月為福建浙江總督范時崇(1663-1720)逮獲解京。21康熙 皇帝認為,鄭盡心海盜集團成員熟悉水性,可為朝廷所用,所以免除他 們死刑,只將主謀者發往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其餘人等可充當水手。

22因為鄭盡心事件,使得沿海地區的防務又受到重視與規劃,但這段時間 的防務重點主要以臺灣北部海域至浙江花鳥、盡山海域之間為主。如臺

19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43,康熙四十九年九月辛亥,頁 417-2。

20 《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三)》,〈江南提督師懿德奏報前赴沿海查緝鄭盡心黨夥 摺〉,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頁 161-163。《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三)》,〈福建巡 撫黃秉中奏報親赴廈門出洋搜捕鄭盡心摺〉,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頁 220-223。

21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45,康熙五十年三月丙申,頁 435-2。

22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45,康熙五十年四月己酉,頁 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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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北部的防務在閩浙總督覺羅滿保(1673-1725)等人的規劃下增設滬尾 水師營。23

鄭盡心事件結束之後,康熙皇帝與相關大臣廷議有關海防之問題。

但這段時間,南澳地區並沒有太多的海盜劫掠事件發生,因此在這一波 的海防建置中,南澳水師防務並沒有受到影響。如康熙五十一年的上諭 中,皇帝即提及「朕思臺灣澎湖之地,關係甚大。海壇、南澳二處,不 甚緊要。」24由此可見,明代的海防政策是海禁或限制性開放之貿易。清 代在康熙五十六年以前是全面性開放貿易,因此,海防的考慮不同。也 就是說,南澳的重要性,若從全國性和地方性兩方面去考量,會得出不 同的結果。若從全國性的海防觀點來看,在康熙五十一年上諭討論的背

但這段時間,南澳地區並沒有太多的海盜劫掠事件發生,因此在這一波 的海防建置中,南澳水師防務並沒有受到影響。如康熙五十一年的上諭 中,皇帝即提及「朕思臺灣澎湖之地,關係甚大。海壇、南澳二處,不 甚緊要。」24由此可見,明代的海防政策是海禁或限制性開放之貿易。清 代在康熙五十六年以前是全面性開放貿易,因此,海防的考慮不同。也 就是說,南澳的重要性,若從全國性和地方性兩方面去考量,會得出不 同的結果。若從全國性的海防觀點來看,在康熙五十一年上諭討論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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