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0 年代開始，隨著世界經濟、金融的不斷發展，如何有效的確定金融資 產的價格，即資產定價問題，日益成為金融領域的重點關注問題。Markowitz（1952）
首次提出投資組合理論，將收益、風險分別定義為均值和方差，具體而言就是將 單只證券的期望收益率的加權平均定義為投資組合的期望收益率，用投資組合收 益率的方差來描述風險。在此基礎之上，CAPM 模型被提出,CAPM 模型將投資 的收益與其目標的風險掛鉤，應用十分廣泛，但還是存在著很多局限性。首先，
它假設投資人是完全理性的，嚴格按照最佳投資組合理論進行投資，並且市場完 全效率，這些假設就很難實現；其次，CAPM 中的 β 難以確定；最後，與 CAPM 相關的實證研究結果也不令人滿意。因此，金融學家不斷尋找和建立比CAPM 更 有效的定價理論。目前，學界大致從三個方面進行改進：第一，將單因子的CAPM 拓展為多因子模型，例如APT 套利定價理論，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四因子、
五因子模型等；第二，提出基於消費的CCAPM，將資產報酬率與宏觀經濟變數 聯繫起來；第三，從行為金融學理論對資產定價問題進行解釋。
多因子模型有套利定價理論和其他多因子模型，其中套利定價模型由Stephen Ross（1976）提出。與 CAPM 模型相比，APT 套利定價模型最大的特點是利用 套利的概念定義均衡，並且其假設相對于 CAPM 更加寬鬆。套利定價理論的基 本機制是：在均衡市場中，兩種相同的商品必定以相同價格出售，即無套利空間。
套利定價理論假設證券的收益是由一系列特定行業因素、市場因素共同決定，如 果當兩證券的收益受到相同因素影響，那麼這兩種證券收益之間就存在相關關係。
套利定價模型與CAPM 一樣，是證券價格的均衡模型，APT 比 CAPM 需要更少
的假設條件，可用於資本預算、證券估價或投資業績評估。套利定價理論以收益 率形成過程的多個因素為基礎，是 CAPM 模型的拓展，為投資者理解市場中的 風險與收益率間的均衡關係提供了新的思路。多因子模型的代表是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Fama 和 French（1992）使用美國市場資料，對收益進行了多變數 迴歸，發現市值和帳面市值比這兩個因素表現出了很強的解釋能力，而β 的解釋 能力相對較弱。由此，Fama 和 French 建立了三因子模型來解釋股票報酬率。該 模型認為，資產的超額報酬率主要由三個因素決定：市場資產組合、市值因數、
帳面市值比因數。該模型取得很大成功，在許多實證檢驗中得以證實。
消費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由Fama 和 MacBeth（1973）提出，該模型建立在消 費基礎之上。CCAPM 的中心思想在於：當期消費與未來消費之間是替代關係，
每個居民都會進行金融資源的配置，通過選擇一定量的消費和資產實現總期望效 用的最大化，消費者在邊際效用作用下驅動資產價格的變化，從而影響資本市場 價格。CCAPM 最大特點是側重長期動態分析，投資者不僅需要考慮金融資產的 收益和風險，也要考慮金融資產以外的其他因素。用投資者的相對風險趨避係數 來刻畫投資者行為，使得在消費和投資決策中，同時考慮產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上 的各種變數，最終得到資產組合一般均衡。CCAPM 模型的提出是金融學的有一 大飛躍，使在金融學中使用一般均衡成為可能。
行為資產定價始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八九十年代行為金融學逐步走向成熟，
近年也迅速發展，在投資實踐中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行為金融理論最大的 特點是：指出人類存在的許多非理性行為，對理性人假設提出了質疑，從而利用 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工具來解釋金融市場現象。心理學實驗表明，人類在風險 狀態下的行為特徵具有非理性。如在面對收益時人們普遍表現為風險厭惡，在面
對損失時又表現為風險尋求；人們在處理概率問題時，常常存在系統性的錯誤估 計等等。面對這些非理性的心理，傳統的資產定價模型很難進行解釋，所以行為 金融學的理論直接從投資者的心理基礎出發，研究投資者心理對資產價格的決定，
對金融市場均衡的影響。行為金融模型中最為經典的模型有DHS 模型與 BSV 模 型。
針對 CCAPM 的基本假設，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修正與探索。例如 Santos 與 Veronesi（2005）提出了代理人的稟賦來源包含工資收入與股息收入的 情況，發現股票報酬率與勞工工資收入和消費水準有著顯著的關係。Acharya 與 Pederson（2005）指出證券的預期流動性與自身報酬率和流動性的協方差可以預 測證券的報酬率。Li, Vassalou 與 Xing（2006）發現投資部門的增長率也有助於 解釋橫截面的股票報酬率。Boguth 與 Kuehn（2013）指出宏觀經濟的波動性可以 影響到資產的價格。這些嘗試都是在CCAPM 的基礎之上進行假設和調整，將原 有的理想化的模型予以改變，再進行數學推導，比對歷史資料和理論結果之間的 關係，這也為本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方法論的參考。
本研究主要是從消費入手，將單一的消費予以拆解細分。在過往的研究中，
Yogo（2006）考慮耐久品與非耐久品消費不可分離，但互相之間有較高的替代彈 性的情況，解釋了橫截面上大公司股票與小公司股票報酬率的差異和時間序列上 股票超額報酬率的變動。Piazzesi，Schneider 和 Tuzel（2007）則將耐久品消費中 的房屋居住消費提列出來，發現房屋居住消費的比例可以預測股票的額超額報酬 率。在這些研究者的啟發下，本文將把消費中的房屋居住消費和非耐久品消費視 為重要的總體經濟參數，同時預測股票資料和不動產資料。
房屋等不動產作為一項重要的投資目標，也吸引了很多研究者進行研究。除
了Piazzesi 等（2007），Lustig 和 Nieuwerburgh（2005）也證明了不動產作為抵押 品，其價格對其他金融資產的影響。更有例如Green（2002），Case，Quigley 和 Shiller（2005）從財富效應的角度解釋房價與股價之間的關係。
此外 ，也 有學 者發 現不 動 產的 價 格可能 反過來 影響家 庭的消費，例 如 Campbell 和 Cocco（2007）使用英國微觀資料研究了家庭消費對房價的反應，發 現區域房價會影響區域消費增長。這些研究也可能暗示了消費和價格之間存在的 某種聯繫。
中國大陸也有學者進行CCAPM 相關的研究，例如王立平（2010）和吳梓越，
吳熙(2013)分別對中國股市報酬率和居民消費之間的關係做出實證研究，其結果 是關係並不顯著，這可能是當時觀察年期太短或者中國股市亦有其他重大影響因 素導致的。Yang，Fan 和 Zhao（2018）研究了住房價格與家庭消費之間的相關性，
發現中國家庭財富和住房擁有率的持續增長伴隨著消費率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