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一、 從民族植物記錄到飲食植物的社會生命史

根據 Hunn（2007）所述，民族生物學過去的研究發展從最早期以資源紀錄方 式延續到今天成為一門學科，從最一開始學門正式確立到 1970 年代的第二階段，

即為認知人類學成為民族生物學所關切的重點，討論人是如何認知、分類和我們 有關的那些生物。爾後第三階段到了民族生態學的層次，包含像是傳統生態知識

（TEK：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原住民生態知識（IK：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等等概念被確立出來（Berkes 2000、2012；Ellen and Harris 2000），針對傳統民族植物知識也被獨立出來討論，如同傳統生態知識，傳統民族 植物知識是一個知識、實踐、信仰的複合體，其內容關於人與植物之間的互動關 係（Ford 1994；Turner 1995；Berkes 2000；Ellen and Harris2000；Nesheim et al. 2006）。 在不同的時間、空間變化之下，民族植物知識也一直處於變動之中。人群為了適 應不同的情境而改變知識。人群與人群之間也互相影響（Lee et al. 2001）。民族生 物知識或者民族植物知識作為維繫社會生態系統的方式。在這個時期像是基石物 種（keystone）的概念就被從生態學界用到民族生物學的領域使用，並提出了文化 基石物種（cultural keystone species）的概念（Garibaldi & Turner 2004），並提出如 何認定一個物種是文化基石物種的數個標誌，詴圖用一種半量化的方式記錄並理 解人群中哪些與他們相關的動植物是更值得被保護的。

而 Hunn（2007）所提到的最後第四階段則是把民族生態學放進原住民的脈絡 下觀看。民族生物學作為一種對於所謂原住民傳統與環境互動的知識系統研究與 紀錄的學科。但 Hunn（ibid.）也認為這樣民族生物學不應該只是作為一種鄉愁式 的研究方式，而是這樣的紀錄要如何挑戰全球化與現代化下的社會。

民族植物學的研究的從過去資源調查式的方式，到前一段所提到民族植物知 識作為一種構成社會生態系統的成分。但 Tilley（2009）、Platten（2013）的研究分 別針對現代化社會中的花園，以及利用市郊空地進行的耕作地做討論。其中很重 要的呈現的就是個人背景的多樣性就呈現了花園或是農園的多樣性，因為在這些 情境之下花園及農園對這些人而言都是經歷過再獲得的過程，並不是一開始就在 他們的生活中，因此個人的偏好或是經歷就更直接的影響的他們耕作與栽培的成 果。但是在這樣隨興的耕作中仍然透過關係網絡會漸漸形成一種秩序。這個角度 如果放在移民社群中更是如此，移民的移動與動態也很難用用穩定的角度去書寫，

但和前述的研究不同的點是對多數移民而言，飲食植物的種植、交換、食用包含

延續、再造、創新等不同的可能，再加上個人的偏好與背景就會更複雜。雖然暫 時無法那麼直接的從植物知識擴展至社會生態系統，但是名錄的紀錄，以及將此 放在全球化、現代化之下非原住民社群的移民社會脈絡中理解，仍為一個值得探 討的課題。

近期 Taylor & Anderson（2014）從民族植物學的角度進行的研究，闡述在美 國東岸康乃狄克州波多黎各移民與波多黎各之間食用植物的異同。這篇研究在時 間和空間上大致的呈現兩地之間不同之處，並且分類分析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不同，

並且找出其中最重要的一類澱粉作物，據以認定為文化基石物種。雖然真的要界 定文化基石物種需要更多物種與文化扣連的部分，而這樣的討論在非原住民社群 中相對困難，但是在名錄的比較與分析之中，還是能形成一定的輪廓，而這些候 選的物種就能再進一步進行後續的討論與研究。

而民族植物研究除了廣泛的名錄式分析之外，也會選定某些重要的物種，仔 細從認知、象徵、生態的層面討論。像 Ellen and Soselisa（2012）關於木薯的研究，

比較了在摩鹿加群島上 20 世紀才開始栽植木薯的兩個島嶼。研究記錄兩個島嶼上 關於木薯的分類模式，並比較為何這兩個島嶼上會有不同的分類模式，不同的分 類模式肇因於兩地本身的歷史影響所造成的環境狀態，導致現今兩地對於木薯有 不同的依賴程度，而後就在造成後續分類、認知、甚至是耕作管理方式上的不同。

在這樣的研究中摩鹿加群島的外來開發歷史也成為影響當地對木薯品種的選擇與 分類，算一種把植物知識用更大的範疇來討論的例子。

上述這些的民族植物學的研究方式，其實與過去人類學物質文化的研究傳統 有可以相接之處。Appadurai（1988）討論到關於物的社會生命史，其中焦點是放 在物作為商品，他是如何成為商品，並且交換的循環是怎麼樣，最後又可能怎麼 樣離開商品的交換循環之中。而在同一本論文集中，即有一個植物商品的例子。

Cassanelli（1986）討論到位於東北非一種名為 Qat 的植物葉子，他有類似於香菸 的功能，用來咀嚼可以有提神或是興奮的功能。無論是傳統生活上，或是現代化

生活後的各種的職業都很熟悉 Qat 這樣的東西。文中很細緻的討論 Qat 的生產、交 換以及在國與國之間的交換關係為何，同時從殖民時期開始，因為貿易關係、作 物選擇、進出口取向種種因素如何影響 Qat 的生產。最後人們共同食用 Qat 而聚集，

如何來回影響政府如何看待 Qat 的政治性與禁用的原因。雖然這此篇的研究中沒 有民族植物學常會有的處理方式，討論關於 Qat 在當地社群中的知識、分類、認 知等等，但另一方面所補足的就是這樣的植物做為一個物或是商品怎麼影響人群 之間甚至是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型態。當然這樣的討論某種程度上還是沒有將植 物生物性的部分處理得那麼清楚，像是在 Ellen and Platten 在（2013）運用了 Appadurai 等人進行了種子社會生命史的研究中，討論到園藝盆栽的種子交換，他 把盆栽植物本身是否容易移植做為一個考量的要素，並認為某些被認為貴重的盆 栽植物很有可能一部份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相對而言難取得。若將這樣的概念運用 在 Qat 上，就更能構成整個植物從其生物性的生命到社會生命的完整歷程。

而直接以越南移民作為主題的 Nguyen（2003；2006）則是透過傳統民族植物 調查與問卷式的研究方法搭配訪問，詴圖理解這些遠離家鄉而住在夏威夷的越南 族裔，他們生活所食用的植物與知識如何改變。在比較兩個地方的食用植物之後，

Nguyen 用 substitution （取代）、deletion（消除）、insertion （增加），這幾個生物 學常用的詞彙來形容這些食用植物在使用上的變化。Nguyen（2005）也針對這些 植物中的其中一項 bạc hà 如何在夏威夷的越南移民社群中被重新種植，進而發展 成一個小產業做簡單的描述。Nguyen 的另一篇研究（ 2007）則從另一個面向來討 論，他把焦點集中在酸湯這一個料理中，在越南和美國兩地的食譜中紀錄酸湯有 哪些植物成分。並透過生態學的分析方法兩地酸湯的組成有何不同，而哪些植物 是酸湯的指標物種（indicator species）。沒有透過直接植物紀錄的模式反而從文本 的分析去探討植物的成分，同樣可惜的是針對文本（食譜）本身的脈絡也沒有論 述討論，但還是呈現了另外一種討論何種植物在移民的情境重要的方式。

而在本篇研究中，也詴圖更深化移民情境的討論。Appadurai（1996）所提到，

隨著全球化移民在原先的來源之外於另一處在聚集，而在聚集的過程中重現建構 出的地方性和原先他們的家鄉並不相同，而這樣所形成的族裔地景透過移民的想 像而被建構出來。在族裔地景的背景之下，回頭重新看民族植物和飲食的物質文 化的研究，讓我們有更清楚的討論與研究的可能。如同 Nguyen（2003、2006、2007）

從單純的知識與物種選擇的改變的描述。接著從這些植物的社會生命史出發，理 解他們被攜帶與再現的模式，討論對移民而言這些植物有怎麼樣原有會是被再賦 予的意義。最後甚至包含跨族裔的影響，或是移民個人即興的改變進而影響了呈 現的成果。如同 Cassanelli 研究的 Qat 的生產與消費是跨越國界的，現在幾乎所有 植物都能成為商品，而這樣的商品就會受到跨族裔的理解與重現。相似的研究如 同 Volpato（2009）所討論，古巴海地移民所使用的一種複合材料製作出來的飲料 Tifey。作者記錄分析了 tifey 中的複合植物材料，並針對其多元的來做了詳細的書 寫，集結了海地非洲的文化與信仰基礎，美洲所產的在地植物，古巴傳統的草藥 和歐洲的草藥酒製作工序。並且將這樣的飲料放在歷史脈絡上來談，講述關於這 種飲料知識的變化，以及從大規模製造到沒落最後形成一種文化認同的象徵。

二、 台灣的越南移民研究

越南移民的研究在台灣的開展大約在二十一世紀初期開始，此時的研究多半 從大尺度的政治經濟情境來討論婚姻移民的現象，所謂的外籍新娘從早期的東南 亞華僑婚嫁（林開忠，2006，轉引自夏曉鵑，2002），到二十世紀末時越南的婚姻 移民人數漸漸上升。許多研究學者詴圖理解其背景和當時這樣跨國婚姻的模式。

此時的研究多半以社會學者為主，研究大致專注在婚姻商品化，以及背後複雜的 跨國結構以及這些移民與移民身處的台灣家庭的現況。王宏仁（2001）透過問卷 的方式理解這些移民女性和其台灣配偶的的社會階層，並詴著用勞動力的方式理

此時的研究多半以社會學者為主，研究大致專注在婚姻商品化，以及背後複雜的 跨國結構以及這些移民與移民身處的台灣家庭的現況。王宏仁（2001）透過問卷 的方式理解這些移民女性和其台灣配偶的的社會階層，並詴著用勞動力的方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