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促成全球化的力量之一是自由貿易的興盛，各經濟體彼此之間降低或去除貿易 障礙，擴大物流範圍，提升各國產業的相對利益，產生區域內或全球的國際分工，

發揮比較利益，達成總體福利的提升。一般而言，由於市場開放能夠提供更多的消 費選擇、穩定國內物價水準，各國依照比較利益法則進行分工，亦能使生產資源做 最有效的配置，因此咸認貿易可以提高國民的消費福利和生產效率，對國民整體福 利有正面的貢獻。

然而，自由貿易是否對國民的總體福利只有益處沒有壞處？某些學門和學者持 不同的看法。例如一九四○年代末期，經濟上的悲觀主義開始在後進國家出現，後 進國家普遍質疑：若依照現存的國際經濟規則而從事貿易，究竟是否有發展前景？

長期以來後進國家的外貿一直是以出口原料等初級產品為主，而初級產品由於具有 三個特點使得後進國家很難從貿易中獲利。此三個特點為（1）所得彈性低（即所得 增加，但需要量並未成比例增加）。（2）價格彈性低（即價格下降，但需要量並不見 增加）。（3）替代品多。這三個特點使得後進國家即使透過貿易，貿易條件卻趨於惡 化，導致長期貿易赤字與經濟成長停滯。

一九五○年代出身後進國家的學者布雷俾斯（Raul Prebish）在擔任聯合國拉丁 美洲經濟委員會（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ECLA）委員時首先 提出結構主義的發展理論。而經濟學家麥爾德（Gunnar Myrdal）、孫格（H.W. Singer）

等人指出在這種國際經濟結構下的貿易對後進國家是不公平的。根據 Singer 與 Prebish 的統計，19 世紀後半期到 20 世紀，開發中國家之貿易條件有長期惡化趨 勢；Myrdal 也發現透過自由貿易，各國之間的所得不但沒有如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 逐漸縮小，反而有擴大趨勢。Myrdal 認為傳統貿易理論忽略了各國既存的條件並不 對稱，因此自由貿易有利於開發國家，但對開發中國家反而阻礙其經濟成長。

根據上述學者的假設及推導，他們認為這種國際分工結構必須改良。這就是結 構主義（structuralism）名稱的由來。結構主義者主張開發中國家採取進口代替政策

（import substitution），並且先進國家必須給予開發中國家製造品免稅進口等優惠，

以幫助南方國家發展工業，以降低開發中國家和先進國家既存條件的不對稱，

曾任世界資深副總裁的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 （Joseph Stiglitz） 則對全球化提 出反面論證。Stiglitz 認為當前全球貿易的安排讓窮國處於不利地位；當今的關稅結 構讓發展中國家更難上升到附加價值鏈的上層，比如說從生產農產品轉變為生產加

多邊或雙邊、複邊自由貿易協定並未讓保護主義消失，各國政府保護本國生產商和 工人利益的意願也絲毫沒有減退。貿易自由化的經濟意義遠比一般認知的更複雜。

在某些條件之下，貿易自由化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例如市場風險較低、就業充 分、經濟發展已很成熟等。但在發展中國家這些條件無一滿足。在充分就業的情況 下，一個工人受進口商品衝擊而失業後，能很快找到新的工作﹔而且，從生產效率 較低、受保護的行業轉向生產效率較高的出口行業，會促進經濟成長、整體的工資 水準上升。但如果失業率很高，工人失業後可能陷入長期失業，無法促進經濟增長，

只會加劇貧困。因此貿易自由化可能會讓國家面臨巨大的風險，窮國、尤其是下層 階級較無力承擔這些風險。

綜合以上所述，上述學者或學派並未否認貿易自由化的好處，他們只是提出某 些條件必須先成立，貿易自由化才能夠增進國民的總體福利、促進國家發展。他們 提出最重要的觀念是：成功的發展意味著從停滯的、生產效率低的傳統產業轉向生 產效率迅速提高的新產業，但如果沒有保護政策，發展中國家根本無法在新產業的 範疇與先進國家競爭。近三十年來，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東亞國家證實了這樣的推 測，他們的成長主要是由對外貿易所推動，這些國家不信奉完全自由化，政府往往 干預市場、鼓勵出口、並且只有在本國出口增加時，才逐步取消貿易壁壘。他們通 過保持接近充分就業的狀態，避免了前文提到的個人從生產效率低的行業轉移出來 時可能遇到的失業陷阱，也促使整個國家的產業順利升級，提升本身的條件，方能 使自己國家的貿易條件不因貿易而惡化。從提升女性經濟地位的角度觀之，上述研 究對女性經濟地位的意涵，則有兩點啟示：

1. 階段性的保護政策或產業補貼政策是必須的，國內的產業升級必須搭配國家的 貿易政策，方能收到成效，以確保貿易條件不會因為自由貿易而惡化。尤其是 某些女性從業人員比率較高的行業，這些行業的貿易政策及貿易規則若有改 變，會對該產業女性員工的處境習習相關，必須將這些產業確認出來，探討其 生產效率是否需要提升，這些產業政策必須與貿易談判的進程做一搭配。

2. 結構性失業不容忽視，尤其是那些由於生產效率較低、外國產品進口因而受到 負面衝擊的產業，需注意產業規模縮小之後解雇的勞工是否陷入長期失業、落 入貧困；產品市場的開放終將衝擊到勞動力市場，過去某些因貿易開放而萎縮 的傳統產業，女性從業人員是否順利轉業，需培養其再就業的能力，以避免女 性貧窮化的現象。這些都是在貿易政策制定時必須連帶考慮的，以減緩貿易政 策制定對女性的衝擊。

二、 性別與貿易

過去貿易被認為是「無性別」的議題，然而近年來許多研究已顯示，貿易、發 展和社會性別平等之間的有諸多關聯。首先，毫無疑問的，貿易確實給窮國的婦女 們帶來了好處，尤其是它促成了許多新的就業機會。然而，深入研究貿易政策對於 性別的影響，揭露出許多令人擔憂的狀況：研究顯示，貿易對於男人和女人有著不 同的影響，而且當女性身為勞動者、消費者、生產者或家庭照料時，各有不同的負 面影響，例如像失業問題、家庭內消費決策的改變、所得分配、家務勞動等的影響 等。此外，另一個不利衝擊是關稅撤除往往會立即衝擊到國家的財政收入，而影響 對女性的社會福利支出。綜上所述，主要原因皆是女性承擔太多「市場前的」

（pre-market）的各種社會性因素，使得許多並非透過市場機制解決的資源分配對女 性不利，女性因而承擔了更多貿易帶來的負面後果。

然而，貿易開放不見得只為女性帶來負面效應，更多研究積極探討如何使婦女 獲得國際貿易的正面利益，制定宏觀及微觀層次的發展政策以解決社會性別不平等 的問題；性別不平等的社會問題往往阻礙著婦女獲得國際貿易帶來的潛在利益，具 體來說，政策重點為幫助貧困婦女獲得更廣闊的市場空間而開展的培訓項目，促進 和支援婦女創業（尤其是中小企業）。

Ç agatay（2001）在＂Trade, Gender and Poverty: Listening to the Needs of Women in Trade Negotiations＂（貿易、社會性別和貧困：在貿易談判中傾聽婦女的需求）

認為貿易利益的假定大都是基於那些忽視社會性別的主流貿易理論，這些理論忽視 了影響貿易政策的落實的社會關係。Ç agatay 首先審視了社會性別與貧困之間的關 聯，而後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對於社會性別不平等現象的影響（側重於就業、薪金和 照料服務），以及社會性別不平等問題的加重反過來對於貿易政策的落實的負面影 響。本文進而探討了考慮到社會性別的國際貿易分析方法和當前世界貿易制度的政 策影響。Ç agatay 的結論是：貿易政策對於男人和女人的影響是不同的；社會性別 不平等對於貿易政策的影響隨經濟和行業類別而不同；制定貿易政策時應當進行社 會性別分析，以促進而不是阻礙社會性別平等和人類發展。最後，文章建議在不同 的國家進一步研究貿易政策對於男女兩性的不同影響，以及社會性別關係和不平等 現象如何影響貿易的運作。

Farah Nageer（2003）探討了性別與發展的關係，並進一步將婦女對於發展的 貢獻與貿易層面連結。婦女被視為是影響永續發展的重要角色因素始於 1992 年「里 約熱內盧的宣言」（Rí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該宣言揭示的 21 項議程（21 Agenda）中明示婦女是達成永續發展的要角之ㄧ。1995 年「人力發

將危及人類的發展”（ “human development, if not engendered, is endangered”）。延續 上述的論點，婦女是支撐永續發展構成要素的基礎，而探討婦女對於永續發展的重 要性，則包含婦女在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經濟福祉（economic well-being）、社會均衡（social equity）等方面的積極貢獻。這樣的看法主要是從傳 統勞動分工、性別角色期待與女性特質的角度加以分析。更確切地說，婦女是家庭 照顧經濟（care economy）的支持者，她們擔負著提供食物、健康、養育與環境維 護等角色，這些非正式經濟型態卻是支持家庭與社區發展的社會經濟運作的基礎。

這種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的照顧涉及面向廣及生態、經濟、社會各層 面的永續發展。

Farah Nageer 從健康（health）角度來看，維持人力資源的健康，才能確保社會 的永續發展。而婦女在傳統勞動分工中，則是扮演家庭成員健康把關者的角色。一 但貿易自由化衝擊健保制度，維持健保費用的增加，將致使發展中國家或貧窮者在

Farah Nageer 從健康（health）角度來看，維持人力資源的健康，才能確保社會 的永續發展。而婦女在傳統勞動分工中，則是扮演家庭成員健康把關者的角色。一 但貿易自由化衝擊健保制度，維持健保費用的增加，將致使發展中國家或貧窮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