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自張大春於七○年代成名以來，各界對他的作品陸陸續續有過極多評論。最早 的評論來自蔡源煌、詹宏志、蔡詩萍、林燿德，而在張大春的作品更多、更成熟後 也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八○年代以後，陸續又有齊邦媛、陳芳明、王德威、楊照、
楊澤、黃錦樹、張誦聖、李奭學、梅家玲、駱以軍、林保淳等對其作品發表評述。
九○年代後，越來越多閱讀張大春長大的年輕學者投入研究，也開始出現以他為研 究主題的學術論文。這些論述大致可歸納為三個方向：一，界定張大春在臺灣文學 史中的地位、二，就其作品的架構與技法進行探究、三，對其作品評價與歸類。
目前關於張大春的各種評論、期刊論文散見於各種媒體，可謂數量眾多、汗牛 充棟。但在學位論文方面，根據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7的查詢結果，若以「張大春」作為關鍵詞，則搜尋到的相關碩博士論文一共 有四十五篇，而其中以張大春作為研究主體的只有十六篇；且若以「城邦暴力團」
作為關鍵詞，則搜尋到的相關碩博士論文就只有四篇，以《城邦暴力團》作為研究 主體的更只剩下三篇；此外，目前更還未見以張大春為主題的專書，更缺乏對張大 春知識分子意識探討的研究。若從張大春在臺灣現代文學的重要性，與《城邦暴力 團》作為張大春承先啟後之作的代表性來看，筆者認為關於張大春與《城邦暴力團》
的研究顯然還有充實的空間。
以上所提的這些資料一來品質不一、呈現的觀點混雜，二則是本研究中必須專 注於研究主題，不能毫無擇選。因此本節對於與《城邦暴力團》無干但有關張大春 創作特色與理念的評論，將擇其要者呈現，而與《城邦暴力團》相關的論述，尤將 予以梳理，以求展現對於張大春研究及關於《城邦暴力團》敘事研究的脈絡及成果。
張大春自己反覆在多個場合裡強調《城邦暴力團》「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逃亡』
的故事」，「現代人空有一身本事，就是為了逃離這個社會、逃離這個體制、逃離種 種一切的媚俗」，「只有這樣，你才能生存，才能『像個人』」。8他以不斷的遁逃來 隱喻現代人與社會的關係，更可以被視為寫的是他對於自身如何在時代家國中自 處的思索，這樣的說法明確反映出他藉小說寫作隱喻自身的身份意圖。
黃錦樹做為最為對張大春著墨最多、剖析最深的批評者之一，對於張大春始終 抱持著否定的角度，主張張大春輕蔑的態度與撒謊的寫作策略使他陷入主體性的
7 網址為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IQqsN/webmge?mode=basic。
8 駱以軍：〈大師的逃亡——訪張大春談他的新作〉，《中華日報》第 16 版（中華副刊），1999 年 3 月4-7 日。
虛無，並因此而成為一個文學特技的表演者、一則冒充後現代的神話。9他認為張 ms)&id=AK0710&p=excerpt&exid=39293。查詢日期 2017 年 1 月 10 日。或有論者會以為倪匡與張 大春同屬時報書系，因此他的評論有廣告推銷的可能性，似乎不能作為論據。但即使如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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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和認為《城邦暴力團》顯現了作者與現實環境的緊張對抗的關係，是張大 春身為知識分子為了尋求安身立命處境的書寫，並非依據知識分子內在的匱乏而 創造出一個虛幻的武俠世界以欺世欺己，而是針對了現實中的歷史譜系而進行重 新認識和書寫，提供了告別二十世紀歷史的另外一種闡釋的空間。也因此，用這樣 一部「江湖即現實」的歷史來重新書寫本世紀以來的中華民族風雨史，讓歷史在廟 堂、民間與知識分子三維視角下呈現出複雜的敘事效果，才能超越新舊武俠小說的 自身局限。16
不論是張大春本人，或是以上其他五位論者，他們的意見都從各方面指向了同 一件事：張大春習慣性地使用小說做為自我辯證、確認自己作為一個人或知識分子 與社會國家的關係。不論是要逃離、繼承、對抗、解構、建構、重新詮釋，張大春 都是透過小說表達他身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焦慮與思考。
楊澤從小說技法切入，認為在《城邦暴力團》中張大春以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
和艾可（Umberto Eco）為榜樣，用「小說造史」這種百科全書式的寫作方式，把 知識系統的建構當作書寫目標和風格。同時也認為，雖然張大春在傳統武俠文類的 套語、意象語言的使用上非常可觀、純熟，對小傳統的挖掘、闡述亦相當精彩，卻 少了些質疑、反叛的內涵。17
楊照則持相反的意見。他認為張大春在《城邦暴力團》中刻意使用了連懷舊都 不是的、陌生的異國情調的語言，雖然陳舊、熟練，卻完完全全不是這個時代的語 言。而這樣對現代人極端陌生的語言，他也還不確定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此外，
他更肯定張大春絕對是承繼高陽以「歷史民族志」的概念來進行小說造史，而且又 把考據的概念再向外推展，形成了一個連考證的證據都是作者自己捏造出來的、跟 考據精神完全相反的東西。關於楊澤所提到的卡爾維諾和艾可，楊照認為張大春受 到艾可的影響更甚於卡爾維諾，而艾可同時又受到傅柯（Michel Foucault）很大的 影響。也因此他認為張大春雖承襲了筆記小說的某種精神，卻勇於編造學問，不再 信守任何文本都應在事實上被尊重的觀點，因此這種顛覆的概念在小說寫作上產 生的作用將來會有什麼結果，也是值得觀察的。18
李奭學指出在小說創作技法上《城邦暴力團》真正師承的是曲白與《水滸》以 來的通俗走勢，在這講究創新的時代，張大春卻走回書場梨園裡。而小說雖看似復 古，其實卻有張大春一貫「語言的變色龍」的特色，寫幫會歷史和寫「我」的語言
15 林保淳：〈「鼠國」的寓言 ──讀張大春《城邦暴力團》〉，《光華》，2000 年 8 月，頁 116-119。
16 陳思和：〈武俠在現代的意義──讀《城邦暴力團》的一點聯想〉，《聯合報•讀書人週報》，
2006 年 4 月 16 日。
17 楊照、張大春對談，楊澤主持：〈打造一個城邦暴力團——張大春《城邦暴力團》座談會記 錄〉，李慧敏記錄整理，《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第37 版，2000 年 2 月 20 日。
18 楊照、張大春對談，楊澤主持：〈打造一個城邦暴力團——張大春《城邦暴力團》座談會記 錄〉，李慧敏記錄整理，《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第37 版，2000 年 2 月 20 日。
風格往往精確地不同。此外各種謎題、線索此起彼落貫串全書，是帶著魔幻筆法的 後設性小說。19
高嘉謙認為《城邦暴力團》的創作是在處理武俠類型背後的意識型態與發生意 義。作為擬武俠小說的重要著作，在敘事法上標榜了傳統中國敘事技藝的回歸，而 內容則透過虛實真假難分的擬知識的堆砌，意圖創作貼近於近代史與當代史的江 湖性歷史。20
以上四位論者雖然各自從小說語言或技法的角度評論，但這些知識的堆砌與 訕笑、體系的傳承與突破、語言的仿舊與立異，筆者認為也都是來自張大春深受他 知識分子訓練與意識影響，汲汲於追求一套完整俱足的知識體系以求貢獻社會、改 善家國，卻在理想實現顯然無望後以其獨立無畏、求真求善的精神方生出這一套懷 疑與反叛。
楊清惠認為《城邦暴力團》成功地跨越武俠古時空「程式化」的格套限制，小 說中以第一人稱同名敘述者三重身分（解謎者、研究生、小說家）講述故事貌似重 疊經驗作者張大春的身分履歷，這種與經驗作者的高度重合形成的「擬說書人」敘 事效果，雖打破虛實、時空與文類風格，令讀者陷入文史互涉的弔詭中，但其實只 是文本敘事策略，而這種策略則透顯出作者外省第二代文化身分。21
陳建忠認為一向標榜寫實與歷史不可全信的張大春，卻在《城邦暴力團》中開 始建構起屬於他的文學與文化系譜。張大春繼承高陽「跑野馬」、「考據癖」等敘述 特點，以挑戰統治者權力、解構大歷史敘事、帶有強烈族裔與野史意識的書寫進行 了帶有強烈的文化中國性表徵書寫工程。22
雖然楊清惠的重點在於分析文本，對族群意識的探討並非焦點，但這兩位學者 都注意到了張大春的寫作中展現出來的族群特徵，而陳建忠的研究則可說是補足 了楊清惠未說清楚的部分，對於張大春繼承自高陽的對建構歷史的熱衷與這種書 寫的內部意識作了詳盡的分析。不過本研究則持與兩人稍異的角度：楊清惠認為
《城邦暴力團》在「真實與虛幻」、「古典與現代」、「批評與創作」三方面「越界」
的部分，本研究則認為乃是因張大春所採用「平行時空」的寫作策略所導致的看似 混同，本質上其實是成立於另一平行宇宙的情事；陳建忠認為《城邦暴力團》繼承 了高陽的歷史書寫，是因張大春認同所隸屬的族群而呈現的文化中國性質，展現了 儒家文人經世致用的歷史意識、是一種對中國文化的永恆信仰，本研究則認為張大 春所認同的並非族群或國家，而是出自於身為知識分子獨立思考後擇其善者而從
19 李奭學：〈評張大春完整版暴力拼圖〉，《中國時報•開卷周報》，2000 年 10 月 12 日。
20 高嘉謙：〈回歸江湖：《城邦暴力團》的「歷史」〉，《中極學刊》第四輯，2004 年 12 月，頁 192-201。
21 楊清惠：〈大書場——《城邦暴力團》的敘事修辭〉，《東華人文學報》19 期，2011 年 7 月，頁 185-208。
22 陳建忠：〈以小說造史：論高陽與張大春小說中的敘史情結與文化想像〉，《淡江中文學報》27 期，2012 年 12 月，頁 155-188。
之的結果，即使恰巧與文化中國的概念符合，亦不可一概論之，《城邦暴力團》中
之的結果，即使恰巧與文化中國的概念符合，亦不可一概論之，《城邦暴力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