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張大春的《城邦暴力團》雖然一樣使用了平行時空的概念，但卻不刻意強調時 光旅行，而是透過描述建構出一個令讀者無比熟悉但卻又能明顯感覺實際上並不 相同的世界，需要讀者深入閱讀、仔細思索後方才發覺小說所敘寫的，乃是一平行 時空，而非讀者所認知與生存於此時此地的這個時空。而這樣的平行時空，乃是對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隱喻，連帶的，也隱喻著作者張大春自己，以及所以為的人對 於這個世界應有的認知態度。也因此，《城邦暴力團》獨特的武俠敘事角度所表現 的，乃是作者以知識分子角度思辨後所展現的對己身與環境間所採取之獨特關係 的認知。
藉由研究《城邦暴力團》，除了是試圖替為數尚且不豐的張大春研究貢獻一些 心力，協助界定張大春在當代文學中之地位。由於張大春作為台灣文學現象中不可 忽視的重要一員，這份研究更希望藉著關心張大春在小說中所展現的知識分子自 覺與企圖，引起後續關於臺灣當代作家知識分子意識的研究、建構當代作家的群像，
並以此探索台灣文學的方向。又或者，當錯綜複雜的謎面築成的高牆經由研究被拆 解、辨識之後，這份來自學術研究者的挑戰狀，還能激起向來高傲的作家不服氣地 給出更優越的作品。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透過對《城邦暴力團》所使用的特殊敘事策略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得知這樣的 敘事策略將造成什麼效果，進而追究作者何以使用這種敘事策略。而筆者相信，當 透過這份研究理解了作者的目的與原因，將有助於揭露作者一直以來將其隱藏於 繁複的寫作技藝與題材翻騰之後的寫作意識。
由於以張大春《城邦暴力團》的敘事策略為研究主題，因此本研究以一九九九 至二〇〇〇年間時報文化出版的《城邦暴力團》四冊版本出版為主，並以二〇〇九 年時報文化出版的《城邦暴力團》十週年紀念版上下兩冊版本為參考輔助。而二〇 一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城邦暴力團》簡體版雖然版本更新、內容也有更動，
但細究其變動之部分則多為政治避諱，難以確定是作者本意或是遭出版社編輯「依
慣例」逕行更動，而在講求作者之寫作意識展現的本研究中較易導致分析偏誤3， 因此雖然簡體版有最新版本的優勢，但在本研究中還是只略做參考，而以最初始、
理論上最能反映創作者意識的《城邦暴力團》四冊版本為主要文本。
除了文本之外，由於作者是文本的來源，而文本既然是作者的關懷所鍾，但作 者的養成背景又勢必影響他的視野與思考方式，因此張大春的學經歷與養成亦將 在研究中予以分析探討。又，每一本創作都是作者思想的反映，可能好幾本不同的 著作懷抱的是同樣的問題意識，而寫作一本書所激發的問題在另一本書得到解答，
作者的創作自然形成一個系譜，迭起互相激發，張大春所寫作的其他小說、散文、
評論文字，只要有助於論點形成，都將納入研究範圍——尤其是在寫作脈絡上與
《城邦暴力團》有血統關連的張大春其他小說，以及張大春關於文學理論的專文，
都將提供研究重要的依據與方向。
除此之外，張大春作為文學版圖中的一員，不可能自外於文學傳統，張大春所 有的創作，必然是站在前人奠立的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除了張大春的創作有自己 的系譜，張大春的創作又是歸屬於更大的文學系譜之中，為了釐清《城邦暴力團》
的價值與意義，凡是在文學系譜上與《城邦暴力團》有先後關係的其他作家著作，
本研究亦將論及。
本研究認為透過創作所展現的作者意識經常是作者自身對於所處的環境的回 應態度，而這種意識必然經由交互作用方能確定，乃至作者所投射、反應的社會本 來就是由無數的個體與價值觀所組成的。欲界定《城邦暴力團》的價值與意義不可 能不與歷來眾多張大春的研究者交鋒，故本研究也會涉及所有對於《城邦暴力團》
乃至張大春的創作與創作意識批評的座談記錄、書評，以及學術論文。
二、知識—權力理論
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事物的秩序》（Les Mots et les Choses）
中指出近代的知識起源於文藝復興時代，而這又與人們重新認識了語言的功能有 著極為緊密的關係。由此而起，他將知識視為一個整體檔案（archive）、一個可供 考掘（archaeology）的客體（object），認為知識意義的建立與轉變形成了並不連續 而離散的系譜（genealogy），而之所以呈現這樣的狀態，又是由於整個權力結構所 導致。這樣的觀點提供了我們在觀察張大春的創作時很好的角度。
張大春一直以來以操弄文字語言之技藝精湛受到注目，近年更是陸續出版了
《認得幾個字》和《送給孩子的字》兩本關於文字的書。但為何他會如此在意語言 和文字？筆者認為這即是反映了他對於與語言文字緊密結合的知識之焦慮。他曾 在接受《天下雜誌》訪問時表示：「一個人有多少語彙分析、描述自己，才可能觀
3 如廖姿婷與陳建忠均在他們的研究中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城邦暴力團》簡體版中法輪功 遭改為泥丸功一事此作為張大春為了迎合中國市場而妥協的證據。但若以中國的編輯往往逕行更 動內文或用詞而不一定告知作家的現況來看，單以此點斷定作者的妥協甚或迎合未免有些武斷。
察、反省自己，對自己考察得愈縝密，愈能了解自己的顧慮、動機、眼光，才可能 把人我、群己的種種關係都放進參考架構裡去思惟。」4
張大春認為只有精確地掌握語彙才能確認自己的身份、在群體社會中清楚自 己的定位，這種姿態正與傅柯對於知識的態度相當一致——一段語言即是一段聲 明、一個能指（signifier）能對應無數個所指（signified），而能指與所指的實際位 置又與陳述者與訊息接收者的關係、權力位置有關。因此在研究中引入傅柯的知識 理論，能夠幫助研究者知覺張大春透過寫作中對於語言的講究，展現出的是一個知 識分子的焦慮，以及嘗試藉著與整個系譜對抗以確立自身位置的意圖。
三、平行時空
此外，平行宇宙（Parallel Universes）的觀念雖然在近代才由量子物理學家休‧
艾弗雷特三世（Hugh Everett III，1930－1982）於一九五七年提出，但相近於平行 時空的觀念早已藉由宗教或神話傳說流布於東西方。
原本的平行時空概念或是用來完備宗教對於教義裡的仙境或地獄的設定，或 是作為神話故事的背景鋪陳好讓英雄神怪活動。後世的文學創作常接受並借用這 些設定，作為文學作品中人物與情節發生的場域，但並不會特別去關注平行時空的 設定具有的特殊意義。
但在《城邦暴力團》裡，作者特地將主角設定為與自己同名同姓、具備相同背 景與條件，讓他在讀者最熟悉的現下臺灣活動，卻又在閱讀小說中讓讀者逐漸發現 原本以為熟悉的時空環境成了異常陌生的「看不見的城市」5，不僅滿足了平行時 空最標準的定義，也顯然是刻意為之。這樣的平行時空設定，已經擺脫了過去那種 為情節而服務的角色，而成為了小說本身主要的目的。透過小說中的平行時空設定，
讀者將受到誘導，開始去質疑所有的知識，以及承載這些知識訊息的語言文字，進 而成為作家的理想讀者。唯有在成為理想讀者後，方能接收到作家透過這種謎面、
障礙想傳遞的真正訊息，同時成為「看得到」的「知情者」6。
職此，分析《城邦暴力團》中的平行時空設定，對於破解作者設下的重重字謎、
4 馬岳琳：〈張大春：品格教育，從說話開始〉（原刊於 2009 年《天下雜誌》第 435 期），2016 年 8 月 8 日。見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729。查詢日期 2017 年 12 月 12 日。
5 《城邦暴力團》第一章標題即為「看不見的城市」，筆者認為這就是在暗示在讀者日常所認知的 熟悉時空之外，存在著另一座看不見的城市。其實兩座城市當然是同一個，城市的環境之所以可 以是熟悉又能夠是陌生的，在於透過知識的獲得，造成了認知的改變，讀者才能發現原本看不到 的那座城市，且那才是城市真實的樣貌。這樣的隱喻關係，當然也是極為傅柯式的。此外，這樣 的標題又與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看不見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
同名，或許也在提示讀者多重解讀、多所思辨真實之含意。
6 如小說中的張大春、彭子越、紅蓮、李綬武、高陽、張逵、萬硯方、萬熙、洪達展，乃至老頭 子蔣介石。每個知情者所知都不盡完備，都因為自己的所知而更加逼近現實，有時也因此而遭受 壓迫。
理解作者身為知識分子如何企圖透過創作尋找並培育理想讀者，是極為關鍵的部 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