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苦惱者維繫婚姻的保護因子

新婚夫妻的婚姻苦惱是動態而非靜態的結構（Kurdek, 2003），可能逐漸惡化，也可 能逐漸好轉。Elder（1995，1997）認為個體係透過在歷史與社會環境之限制與機會中所 做的選擇及行動來建構其生命歷程，不過人們的自我效能感及對生活方向的控制變異仍 非常大。亦即個體的生命歷程被許多力量與事件所形塑，但個體在生理、歷史、社會結 構、好壞運氣及其它我們可能覺察、可能未覺察的因素所強加的限制中，仍試圖藉著發 揮意志力、追求其的目標，以及影響其環境，來控制其生活方向（Gecas, 2003）。換言 之，個體並非被動地受社會影響和結構限制，相反地，他們會基於他們先前知覺到的可 能選擇方案來做抉擇和妥協。在特定受限的世界中，個人的計畫和決策對未來的軌跡會 有重要的影響，意即個體是其生活建構的主動行動者，並且在社會結構與歷史情境的限 制中作出選擇。因此，個體的計畫與意圖會影響其生命歷程的結果，而家庭也有其行動 力的層面，這行動力反映在家人協商過程中（Putney & Bengtson, 2003）。在新婚時，

夫妻互動模式仍在形成的過程中，因此在婚姻初期階段的夫妻可能比在稍後階段時更具 有延展性及可鍛鍊性（Hawley & Olson, 1995）。而在婚姻中經驗到婚姻苦惱的個體或夫 妻，並非都選擇以分居或離婚為其面對困境的方法，有許多個體或夫妻雖曾經歷過或正 面臨著婚姻苦惱，但仍能繼續維繫其婚姻，而其所以能夠因應，與其所運用的資源有關。

壹、 個人資源 一、 認知改變

當丈夫對妻子的衝突溝通行為有較多的善意觀點，夫和妻都會對婚姻較滿意；換言 之，不論何種衝突形態，當夫或妻對彼此所用的正向或負向衝突形態採取較寬大的觀點 時，他們是較快樂的夫妻 （Segrin, Hanzal & Domschke, 2009）。而范嵐欣（2009）的研 究指出，新婚夫妻關係衝突協調的主要促成因素包括了「增進對自我的覺察與瞭解」、

「核對訊息，以帶來對實際現況的瞭解與思考」以及「增進對夫妻關係的覺察與瞭解」、

「增加對配偶之信任感」。

二、 婚姻承諾

Tallman（2003）曾針對 198 對新婚夫妻進行為期 5 年共三波的研究，探究新婚夫妻 對其原生家庭父母之認同，對其在婚姻的承諾以及問題解決能力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 發現在承諾過程的每一階段，夫妻會更彼此依賴。如果婚姻解組的話，漸增的相互依賴 會增加失落感，因此想要去解決婚姻不一致的渴望就會很高，而且在意見不合時朝向關 係損害之陳述的傾向就會被減弱。因此，即使貢獻於婚姻承諾的因素沒有增加，隨著相 互依賴的增加，婚姻關係的穩定性應該也會增加（Tallman, 2003）。亦即夫妻的個人經驗

（父母的婚姻狀況、對父母的認同、受配偶吸引的程度以及婚姻滿意度）催化了夫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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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的產生，而承諾與有效的問題解決是有關聯（Tallman, 2003）。

蘇奕勳（2003）的新婚研究發現：新婚四年內的夫妻雙方結婚後的婚姻承諾愈高，

其婚姻穩定度愈高。丈夫自我犧牲承諾愈高，丈夫、夫妻婚姻穩定度愈高。而且新婚四 年內的丈夫整體婚姻承諾高於妻子，且在自我犧牲承諾、努力程度承諾皆高於妻子。丈 夫努力承諾愈高，丈夫婚姻穩定度亦愈高，而妻子努力承諾不只和其自身婚姻穩定度相 關，和夫妻婚姻穩定度亦達顯著相關（蘇奕勳，2003）。此外，新婚夫妻在努力解決其 差異時，練習控制其負向情緒表達的能力或意願，被證實是在婚姻關係中有效問題解決 的必要成分（Tallman, 2003）。在范嵐欣（2009）針對新婚夫妻婚姻衝突所進行的研究中 也發現夫妻關係衝突協調的促進因素包括了「願意在關係中釋出善意」、「對改變願意承 諾」、「期待建立新的溝通模式」、「期待持續成長並有努力意願」。

三、 知覺配偶調整改變

新婚階段係婚姻角色調適之黃金時期；婚姻角色扮演受互動之影響而變化（楊淑 君，2004）。對其配偶之特質維持最正向知覺的夫妻較可能對婚姻關係持續承諾，且最 能夠有效處理其婚姻問題。夫妻對關係愈承諾，愈不可能會使用敵意與控訴言詞來面 對夫妻的意見不合（Tallman, 2003）。范嵐欣（2009）的研究指出，新婚夫妻關係衝突 協調的主要促成因素包括了「感受到配偶所釋出的善意」。

四、 正向的問題解決行為

Cohan & Bradbury（1997）針對60對新婚夫妻進行為期18個月的貫時性研究，結果 發現新婚者的問題解決行為可以調節生活事件與婚姻適應之間的關係，有些行為使得新 婚者對生活事件更具韌性。

張思嘉、周玉慧、黃宗堅（2008）指出在婚姻調適的過程中，面對妻子的要求，新 婚丈夫的回應方式對適應的結果有重要的影響。若丈夫能扮演調解者的角色，則夫妻可 從失調狀況轉至積極轉化的狀態。夫比妻更常使用「個人內積極」的方式來處理適應問 題，亦即主動地改變自己的想法或行為，以因應對方的期待，或主動尋求問題解決的方 式（張思嘉、周玉慧、黃宗堅，2008）。

五、 婚姻中的忍

在一項對新婚夫妻的訪談研究中，利翠珊（1995）歸納出夫妻常用的五種婚姻調適 策略，分別是忍耐克己、大事化小、迂迴繞道、直言不諱與公平互換。利翠珊（1995）

進一步指出，如果妻子是以忍耐服從的方式調適婚姻困境，長久下來很容易感到既苦且 怨；但如果她以隔離或逃避的方式來調適，雖然生活中仍會有處處受限的「苦」，對婚 姻卻不致有太多的「怨」。可見不同型態的忍，有可能使個體在婚姻中產生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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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夫妻資源

一、 彼此的支持與信任感

新婚夫妻之間的社會支持交換有助於避免新婚夫妻落入婚姻苦惱中（Pasch &

Bradbury, 1998）。Brock 與 Lawrence（2008）以 101 對新婚夫妻為研究對象，所進行之 三年四波測量的研究發現：丈夫提供適當的支持對妻子在長期壓力和婚姻滿意之間的相 關性上有調節力，當丈夫提供足夠支持時，妻子呈現出壓力增加但較滿意的婚姻軌跡。

Lawrence 等人（2008）對 275 對新婚夫妻互相提供支持的數量及適當性與其婚姻滿意之 關聯性的研究亦發現：相較於丈夫知覺到配偶提供之支持的數量，丈夫知覺到配偶提供 之支持的適當性，對其婚姻滿意更具預測力。而妻子的部分則剛好相反，亦即妻子知覺 到配偶提供之支持的數量，而非支持的適當性，對其婚姻滿意較具預測力。

Quinn & Odell（1998）以 93 對新婚夫妻所進行的調查研究發現：在新婚第一個月，

雙方的年齡、收入與教育程度對婚姻的調適有影響，教育程度較高者情緒成熟度較佳。

但這些背景文化迷思的影響力隨時間而遞減，雙方對人際經驗的期許將逐漸取代最初對 婚姻期待的重要性；夫妻信任感，及對配偶改變的期待與新婚調適有顯著的相關。新婚 期的夫妻在前幾個月所建立的人際信任感之良窳，能預測往後兩年婚姻調適的好壞。

Schramm 等人（2005）的研究也指出：婚姻中的保護因子，包括尊重、讚賞、承諾、相 互表達情感以及信賴，是新婚夫妻之婚姻滿意與婚姻適應的強力預測因子。

二、 夫妻具相容性

相容性（compatibility）指的可能是社會相似性，例如宗教、社會階級、種族或教 育程度的相似性。而相容性與夫妻個人的特質有關，夫妻之間有些特質的組合會比其他 特質更容易增進婚姻和諧（Crawford,et al.,2002）。此外，在夫妻意見之一致性方面，范 嵐欣（2009）的研究指出，新婚夫妻關係衝突協調的主要促成因素包括了「雙方有共識」。

參、 社會資源

一、 社交網絡的支持

新婚夫妻在婚後的朋友與親屬網絡變得愈來愈相互依賴（Kearns & Leonard, 2005），更且，雙方朋友親屬網絡的相互依賴可預測妻子在新婚一週年的婚姻品質，而 妻子在新婚一週年的婚姻品質可預測新婚第二年夫妻之朋友與親屬網絡的相互依賴。在 丈夫的部分則無顯著關係（Kearns & Leonard, 2005）。美國黑人新婚夫妻亦是藉著延遲 婚姻、節省開支以達到結婚目標、發展相互依賴感及更為親密的關係，以及尋求並接受 家人的協助來顯出其面對經濟困境時的婚姻韌性（Chadiha, 1992）。國內部分，張思嘉

（2001a）在其以新婚夫妻為對象的研究中發現台灣華人的擇偶歷程仍舊處處受到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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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的影響。在台灣適婚男女的擇偶歷程中，其他社交網絡中成員的看法仍有重要的影 響力（張思嘉、李雅雯，2009）。

二、 與原生家庭的連結

Chadiha 等人（1998）的研究發現：對美國的非裔新婚夫妻來說，婚姻生活初期的 婚姻主題即包括夫妻如何在其生活中整合、考慮和商量雙方原生家庭之影響，儘管與原 生家庭的連結是有壓力的。家庭的特質，如配偶的家人是否適合於發展親近的連結（凝 聚力），以及配偶本身與家人的連結等，都會在決定個人與配偶家人之關係方面，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Timmer & Veroff, 2000）。

Orbuch 的研究團隊（2013）針對新婚夫妻進行 16 年的貫時性研究發現：新婚者與 家庭的情緒連結（emotional ties），尤其是與配偶家庭的情緒連結與其婚姻結果有關聯 性。婚姻初期的家庭連結，尤其是與姻親家庭成員的情緒連結，對夫妻的婚姻穩定性有 長期的影響效果。對新婚男性來說，與家庭的緊密情感，尤其是與配偶家人的緊密情感，

會降低其後來的離婚機率。男性與配偶家人的情感緊密有助於強化其與配偶的情感連 結，也會使配偶重視此種行為的價值。對新婚女性來說，非裔新婚夫妻中的女性在婚姻

會降低其後來的離婚機率。男性與配偶家人的情感緊密有助於強化其與配偶的情感連 結，也會使配偶重視此種行為的價值。對新婚女性來說，非裔新婚夫妻中的女性在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