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方法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論主要以文獻研究材料解讀，佐以目前學界分析，導引出時代、武術家、
武俠精神三者的互動關係。
近代學者以陳寅恪為文史互證方法的代表人物，卞孝萱特別以前輩經驗，結 合自己在研究唐代小說的實踐，整理出個性通性、古典今典、表層深層、實數虛 數、明言隱言、正言反言、言內言外等七個著手點。59再進一步解讀可發現，文 史互證的基礎點，就是對文學的敏感、歸納連結程度，以及對客觀歷史時空的熟 稔，然後整理文獻，或發現文學背後的社會、歷史性，或者解讀出作者的修辭本 意。所謂互證，就有兩相對照之意，也就是以文本比歷史，然後互相溝通、互相 補充，甚至激出全新的視野。
是以本文首先以民初武術發展事件為焦點，勾勒武術家。武術家之相關研究 材料，採用文史互證，包含其個人著作與拳譜，並以門人弟子紀錄，還有民初的 武俠小說、報刊雜誌，此為一手資料的蒐集、爬梳與解讀，佐以二手現今學術論 文與期刊的整理和觀點，由其中選取武俠小說與武術家史料。尤其特以《近代俠 義英雄傳》切入，以霍元甲在報紙、體育會的生平、後人蒐集資料為本，60尋找 向愷然在小說中與正史的相異之處，而這些相異之處，正是小說家所欲「製作
（fabrication）」更完美的民族英雄代言者，卻比歷史更真實，因為文本的廣泛傳 播，讓多數人誤以為真，卻因為這些人的誤以為，大眾內心投射的，其實更接近 了後來製作而出的霍元甲。
製作的概念，源於歷史學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他分析十七世路易 十四時代的「造神運動」，以歷史社會學與傳播史剖析法王路易十四在世時，如 何以意識形態、宣傳廣告、操控民意來包裝君王，不論油畫、版畫、雕刻、文學 等等，都隱含著權力與藝術的互動關係。61 其穿高跟鞋、戴假髮、穿斗篷，是 民眾看到的路易十四，但可能根本不是真正的路易十四。同樣的，我們看到的霍 元甲，也是民初所製造的英雄，不同的是，通俗小說家帶有讀者導向的寫作意識，
59 卞孝萱：〈略談文史互證〉，《東南大學學報》2004 年第 2 期，頁 92-94。
60 參考晨曲：《正說霍元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年）。
61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許綬南譯：《製作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臺 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
所以這樣的製作更為雙向，是彼此都認同的英雄。
研究範疇的界定上，本論文在橫向空間以大陸地區為主，除了個別閃耀的武 術家，依照過往前人研究之庇蔭，可大致以武術團體單位來作區分，即中央國術 館與精武體育會，多數門派與較有影響力的武術家，與二者有所關聯，比如由中 央國術館系著作，可發現今日大致認為之內家拳有《形意摘要》、《八卦掌新義》、
《太極拳學》等，外家者如《搏擊圖說》、《摔角法》、《少林正宗練步拳》，而器 械者如青萍劍、梅花刀、虎尾鞭、刺槍皆有。62 至於在其單位下，於各省市所 教習的拳術，比如李景林在山東主持，館下教有太極、形意、八卦，白崇禧在廣 西國術館，內有連步拳、八極拳、形意拳、梅花刀等等。其分館亦算普遍，北至 綏遠，南到廣西，東有上海，西入四川，甚至青海、甘肅亦設有分館。63 是以 由組織來觀察，具有空間分布的廣度，同時又可以見到政治與民間力量的網絡，
可以理解武術家與環境體系的互動，武術家們藉由主持國術館運作、編書講授、
收學生等方式，來影響後代武人。
而關於縱向的訂定，組織成立各省各地有所先後，精武體育會成會於 1910 年，而中央國術館之雛形生於 1926 年底，先出書，再成立分館，河南、河北成 館較早，而重慶、廣西就成立較晚。若以武人活躍時間而言，年分跨度則由清末 霍元甲，到抗戰期間仍然在重慶中央訓練團任武術總教官的萬籟聲（1903-1992）。 是以本文一方面依武術事件、武術出版物行文，另一方面又企圖觀察這樣的狀況 與民初大環境的互動，大略看來，武術的蓬勃發展與武俠小說的關聯，可劃定於 1911 年起，以革命成功政體轉變為一界線，而 1937 年日本侵華，國家武術推行 相對受到阻礙為止。
至於武俠界定，目前較普遍被接受的是指武術與俠義，前者當然是指具備武 術、技擊能力，後者則於前文已經有所剖析，綜合起來就是具有武力能行俠者。
至於武俠精神這樣的說法，在民初並無，較為後設，目前學界關於武俠作品的分 類討論很多。至於武俠精神，較像從俠義、豪俠等，配以武俠而籠統的稱呼，其 內涵定義為何，尚須考察。然武俠一詞起於《小說大觀》，也被目前用來分判民 初小說與清末豪俠的不同，同時從字面能概括武術與俠義的精神，也隱含定義與
62 許光麃：《近代中國武術文化之變遷（1910-1937）》（臺北：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
2001 年），頁 291-293。
63 許光麃：《近代中國武術文化之變遷（1910-1937）》，頁 425-429。
時代範疇在其中。以此考察武術家思想，同時和小說對話，也相當切題。
所以本文的武俠精神乃由民初習武這群人物出發，首先著力於民初武俠小說 或技擊見聞等之中有紀錄且能查得實績者，以霍元甲等人為觀察對象，梳理其行 本事，對比民初紀錄與小說的渲染，提煉其中塑造的英雄或俠義情懷。首先，尋 當時會武之武俠小說家，鄭證因曾學拳，著有《鷹爪王》，同時也是名武俠小說 家白羽的武術顧問，因此由白羽與鄭氏的互動，二者的小說變化，尋找其在武俠 小說中，更側重於武藝下，武術家或武俠小說家所彰顯與重視的，是否真為傳統 俠義，或者另有內涵。64 其次，在國術精神，強體尚武為前提的大環境下，這 是民初武術家共同在意與成就之事，可以之發現隱含在國術精神下，排外體育的 作風，是一種民族意識的傳統堅持，其實也正是對於行俠的一種念想，而這樣的 念想，其前，連結一點點章太炎儒俠、同盟會刺殺暗殺等觀念的影子；其後，為 日本侵華這些習武者的行動，下了註腳。
榮格認為，人的心靈可以分為四個層次，即個人意識、個人潛意識、集體潛 意識與集體意識。意識即能覺察的，潛意識即未被覺察的，但是在思維行為上，
都會表現出來。榮格發現，遠古神話、宗教、藝術、哲學、文學，都會不斷出現 一些共同形象，即使任兩個民族不曾交流，也可以具備相似的神話、傳說，換言 之，這是某種普遍存在的共通形式，即心理原型的存在，也正因此，潛意識得以 形成。65 本文無意於套用榮格心理分析的原型，而是藉由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概念，可知某些行為、某些選擇，眾人可以不知不覺的被左右，
這樣的情況肇因於時代必然，並且與固有學武者門規、師父傳承、武術練習過程、
交手走江湖的過程等等作用而成，這樣的互動可能使習武者習以為常，不曾自我 覺察，或不曾感覺到需要特別命題，所以未曾在留下的文獻中明寫直說，而後設 研究者，可在各種資訊當中梳理得到。這樣的潛意識亦當可視為一心理內在，即 本文所說的精神。
因此藉由文字圖譜、門規師承等等，觀察一條異於文人的習武人脈絡，其命 令多餘思辨，接受多於懷疑，但是許多傳統思想反而更深刻的影響這些人，也藉 由這些人得以體現。
64 葉洪生：《武俠小說談藝錄：葉洪生論劍》（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 年）。
65 榮格（Carl Gustav Jung）著，鴻鈞譯：《榮格分析心理學──集體無意識》（臺北：結構群，1990 年）。
由內在精神延伸而外，是「能武」的身體，在近年物質文化的研究範疇當中，
67 “Even though we are training in techniques of extraordinary violence, there is no violence in our training, as we amiably practic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dojang.”出自 Barry Allen, Striking Beauty: A Philosophical Look at the Asian Martial Ar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p.2.
68 施密茨（Hermann Schmitz）著，龐學銓譯、馮芳譯：《身體與情感》（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礎的武俠因是而出，武俠精神也就得以被彰顯。這樣的脈絡，也正好更清楚的印 證，「俠」的概念一定是流動的，詮釋時不只要注意到時代，還要注意到群體，
只有從個體到群體，從身體到環境，關注此議題，才不至於盲人摸象，也更能解 放武術家們體現的價值，他們不只是大時代下的螺絲釘，更可能是推動著民初群 體意識的巨輪。
承此可發現：其一，民初武俠、俠義當時他們自己的概念是包容多元的，企 圖從中找出共性有巨大的風險。其二，武術家很可能多數不存在武俠精神這樣的 自我認知。既然如此，究竟研究武俠精神，是否為有意義的觀察？本論文又企圖 尋找出怎樣的答案？
其一，本文首先要言明的，是傳統梳理出的武俠小說與俠義精神和武術家的 關係相對薄弱，而這樣的薄弱處在於過度對「俠」字用俠義、正義、行動有所思 想來詮釋，這樣一來，對於武俠所包含的武術，甚至是真實活躍於歷史當中的習 武者，都太習慣的掠過，而在討論民初功夫片或相關武林記事時，卻又過於理所 當然地認為，他們本當包含於武俠，而未曾疑惑。本文所欲指出的是，「武俠」
一詞，連結小說、思想家、實際活躍的武術家之間的，其實是「武」，而武藝是 武術家自我工夫的實踐，在這實踐的動力當中，有行動力的，動態的，就已經是
「俠」的精神，回到俠以力俠輔人，這些武術家其實正真真切切的表現著這樣一 詞的背後原貌。源於思想，於知識分子，俠是想像的共同體；於民俗鄉黨，俠是 集體的潛意識。武俠精神正是武人獨特的精神內涵與俠義的自我證成。
依此，本論文分為六章，大綱如下：
依此，本論文分為六章，大綱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