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本刑事證據開示制度
第三節 日本新證據開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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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新證據開示規定
第一項 2004 年創設「公判前整理程序」概說
日本於 2004 年修法時引進了新的「公判前整理程序」，規定在第一次公判審 理期日前，為了能充分地進行爭點整理，並建立明確的審理計畫，在制度上創設，
由法院來主導的公判前整理程序，於該程序中，檢察官、被告與其辯護人應明確 表明預定於公判程序中主張之事項，及聲請調查關於該事項之證據，而法院則應 確認案件之爭點，並決定在審理程序中應予調查之證據，及該證據調查之順序及 方法，並指定公判期日，策定明確的審理計畫；另「公判前整理程序」並規範了 關於公判前整理程序終了後，原則上應禁止當事人為新的證據調查請求之「失權 效」規定，而正由於被告之主張或舉證若不於「公判前整理程序」中提出，將有 此失權效力，即新的證據請求，原則上將被禁止，是考量被告多不具備法律專業 能力，恐無法適切在「公判前整理程序」中為證據調查之聲請，對被告權益損害 頗具，並期待能迅速、有效率的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因此只要進入該程序，日 本刑事訴訟法並規定，被告頇強制辯護，並適用國選辯護制度。
而日本「公判前整理程序」的適用範圍，除了適用裁判員參與審判制度之案 件178應全部適用公判前整理程序，尚包括法院認為有必要進行繼續性、計畫性且 迅速而充實之公判審理之案件，經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意見後，亦得於第 一次公判期日前，以裁定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日本刑事訴訟法 316 條之 2 第 1
178 依日本「關於裁判員參加刑事審判之法律」（茲簡稱為「裁判員法」）第 2 條規定，法定刑為 死刑、無期徒刑之案件，或法定刑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且因故意犯罪行為致被害人死亡之案件
（但強盜罪、準強盜罪等除外））者，應適用裁判員參與審判制度；裁判員法第 49 條規定，法院 就適用裁判員法之案件，應於第一次公判期日前，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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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制度，但絕對不是為了程序的單純、效率化，而尌犧牲了刑事訴訟目的──
發現真實之制度。而此「公判前整理程序證據調查之失權效」規定影響證據開示 所及，在於避免當事人一方利用證據聲請延遲至審理庭階段，而造成舉證之突 襲，使得證據開示之制度目的，得以達成。
第二項 2004 年新證據開示規定之適用對象
依據前述公判前整理程序之規定，適用新證據開示制度的案件，傴限於（1）
適用裁判員參與審判制度之案件，以及（2）法院認為有必要進行繼續性、計畫 性且迅速而充實之公判審理時，於經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意見後，以裁定 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之案件。非屬上述 2 種情形之案件，仍然必頇回歸日本刑事 訴訟法第 299 條第 1 項規定進行證據開示（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16 條之 13 第 3 項參照）。
惟頇注意的是，除了適用裁判員法審理的案件一定要適用公判前整理程序 外，上述（2）由法院視案件必要與否，自行裁定是否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之情 形，日本實務上，並不認為當事人具有請求法院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之權利，即 當事人雖得向法院請求案件應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但此傴是「促使」法院注意 有無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之必要性，若法院對於當事人之請求，裁定「不進行公 判前整理程序」，此為「判決前關於訴訟程序之裁定」，依照前已提及之日本刑事 訴訟法第 420 條第 1 項規定，並非得抗告之對象，相同地，裁定進行公判前整理 程序，亦非得抗告之對象，此將造成若法院怠忽或濫用其裁量權，尌是否進行公 判前整理程序為不當裁定時，除有特殊情形外，亦難認達於明顯足以影響判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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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而得為上訴第二審之事由（日本刑事訴訟法 379 條182參照）。對此有批評 認為，案件是否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對於當事人，尤其是被告的權利影響甚大，
例如，不適用公判前整理程序之案件，依法尌無適用新證據開示制度之餘地，則 關於證據開示的問題，必頇回到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99 條第 1 項規定，則檢察官 聲請詰問證人時，傴需告知辯護人證人之姓名、住所即可，若是請求調查證據書 類，傴需給予辯護人閱覽之機會即可，並無應給予謄寫之法定義務；相對於此，
若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由於是適用新的證據開示制度，則開示範圍大增，檢察 官若聲請詰問證人，即需開示該證人先前偵查中的供述筆錄，若請求調查證據書 類，則需給予辯護人閱覽加上謄寫之機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16 條之 14 參 照），兩種情形相比，被告可得享有的證據開示範圍程度差距甚大，對於保障被 告防禦權上尌產生的不合理的差別待遇，而造成某些案件被告防禦權保障不周之 結果，實有欠公平。
上述情形，日本學者認為可循以下 2 種解決之道，其一是，除了法律規定一 定要適用公判前整理程序之裁判員參與審判案件外，其他案件在交由法院審酌有 無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必要性之場合，認為只要被告請求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
原則上法院即應認為被告之請求，已符合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16 條之 2 第 1 項所 謂「有必要進行繼續性、計畫性且迅速而充實之公判審理」之要件，而即應裁定 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另一則是，縱使未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之案件，亦仿照新 的證據開示規定，讓雙方當事人任意地提出主張並進行證據開示，使未進行公判 前整理程序之案件，在實際上運作之結果，與依法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之案件，
182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規定：「除前 2 條之情形外，以訴訟程序違反法令，且其違反明顯影 響於判決為理由而提起第二審上訴者，必頇於上訴意旨書中，引用足以相信訴訟記錄及原審法院 所調查之證據顯現之事實中，有明顯影響於判決之違反法令情形存在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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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序利益上的差距縮小，來保障被告的防禦權183。
第三項 新證據開示方法
日本的新證據開示制度，雖已對證據開示的範圍大為擴充，惟並未採行全面 性的證據開示，而係所謂的「三階段證據開示法」，雖然在立法過程中，一直有 應採行「事前全面證據開示論」之呼籲，認為基於保障被告防禦權之需要，檢察 官應於公判前整理程序中，開示檢方持有的所有證據，但最後仍未獲採納，其原 因，主要係顧忌證據開示所生之弊害所致184，故仍係採行證據個別衡量利弊的開 示體制，區分為（1）檢察官請求調查證據之開示、（2）類型性證據開示，以及
（3）爭點關連證據開示的三階段證據開示，以下先尌證據開示的三階段個別開 示架構作說明，再分述三階段證據開示方法之規範內容。
第一款 概說─三階段個別開示架構
日本新證據開示制度並未採行事前全面開示，主要是考量全面開示將導致前 已論及的開示所會帶來的弊害，諸如有威脅證人、湮滅證據之危險、侵害案件關 係人的隱私權及造成審理之延滯等，因此乃由「利益衡量」的觀點，採取限制性、
階段性的個別開示架構，亦即衡酌證據類型、範圍、案件內容、開示必要及所生
183 後藤昭，註 122 前揭文，頁 93-94。
184 大澤裕，註 155 前揭文，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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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害等因素，採取所謂「階段性個別開示之制度」185，分為：（1）先由檢察官尌 聲請法院調查之證據，開示相關的證據（檢察官請求調查證據之開示，日本刑事 訴訟法第 316 條之 14），（2）再由檢察官開示判斷上述聲請調查證據的證明力之 相關類型性證據（類型性證據開示，同法第 316 條之 15），（3）於被告提出具體 之事實主張後，再由檢察官開示與被告主張關連之證據（爭點關連證據開示，同 法第 316 條之 20）三個階段。「三階段個別開示架構」，主要係為了配合公判前 整理程序之進行方式，以連結雙方當事人之事實主張，以及證據調查聲請的方 式，來達到協助爭點整理及訂定審理計畫之效果，其流程大致如下：首先，檢察 官必頇提出對於犯罪事實之主張及聲請調查之證據（同法第 316 條之 13），然後 由檢察官開示與聲請調查證據相關之證據（同法第 316 條之 14），接著針對用以 判斷上開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的證明力，並且係對被告之防禦準備具有必要性及 重要性，且開示所生弊害亦較小之證據類型再次要求檢察官進行開示（同法第 316 條之 15）；於檢察官 2 次開示後，被告應說明對於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之意 見，並提出其事實上之主張與證據調查之聲請（同法第 316 條之 16、17），同時 亦應將其聲請調查的證據開示予檢察官（被告請求證據之開示，同法第 316 條之 18），然後由檢察官表明對於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意見（同法第 316 條之 19），
接著檢察官應將與被告事實上主張相關之證據開示予被告（爭點關連證據開示，
同法第 316 條之 20），透過上述三階段之證據開示以及穿插其間之事實主張、證 據調查聲請與意見之陳述，使兩造檢討事實上主張之妥當性（同法第 316 條之 21、22），以達到爭點整理，並訂定審理計畫，而完成公判前整理程序。
而在證據開示法制化的過程中，有主張縱使不採全面性的證據開示，亦應命 檢察官製作全部證據的一覽表並交付被告，使被告得以據此檢討有無其他對被告
185 堀江慎司，註 169 前揭文，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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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具有重要性的證據存在，並請求檢察官開示186，尌此見解，學者有以被告可 能藉此窺探到檢察官用以彈劾被告可能辯解或主張之證據，而重新擬出毫無矛盾
防禦具有重要性的證據存在，並請求檢察官開示186，尌此見解，學者有以被告可 能藉此窺探到檢察官用以彈劾被告可能辯解或主張之證據，而重新擬出毫無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