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固守傳統延續漢文化

一、清代「傳統」的書房

相較於儒化社會的標誌「書院」，清代臺灣各地普遍設置的書房，與民間大 眾的關係更密切，對民間大眾知識的啟蒙作用也更大。清代臺灣教育的設施，有 官學和鄉學之分。府、縣儒學、書院、義學（或稱義塾）等，稱為官學；社學和 民學（通稱書房）則稱為鄉學。府、縣儒學是地方最高學府及行政教育機構，主 要負責指導及監督生員，舉行士子月課，並且掌管文廟釋奠之禮。書院則是主持 地方文運的中心，主要在補充府、縣學所不及之處。義學大多由官方設立，也有 富紳捐資倡建的，主要目的在教育貧童。社學則是由文士結合所設立，是敬業樂 群之所。民學（通稱書房）則是由私家延聘教師設帳授徒，以作為將來應試的準 備。因此，從教學的性質看來，義學、社學、民學（通稱書房）的體制則大抵相 當於今日的初等教育，可說是民間初等教育主要的實施場所。¹

書房教育主要是培養讀書、識字的基本能力，並且為日後的應試科舉作準 備，因此，書房教育除了注重人倫道德的陶冶，其課程是從容易誦讀的三字經開 始教授，然後學習不加句讀的四書和幼學群芳，再進一步研讀五經、四書集註，

1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第 16 卷第 3 期，頁 264。

以及古文詩賦之類的文章。²因此，從書房教育的內容來看，它是民間傳遞儒家 精神與文化的場所。

關於清代苗栗書房的資料、記載並不多，但根據前文（參見第二章，表 2）

的資料顯示，清代曾在苗栗設館課徒者包括：陳尹、謝謙、謝廷楨、吳子光、謝 光琛、謝錫朋、羅葆元、湯日生、吳紹箕、黃文哲等，然而，苗栗遲至 1889 年 才有英才書院的出現，在此之前，苗栗地方考取科舉功名者不在少數（參見第二 章，表 3），以此推論，清末苗栗地區的書房、私塾教育應當是頗為興盛的。

書房扮演民間啟蒙教育實施場所的角色，在官方教育設施建立之前，漢人移 民便是透過書房教育傳承、延續民族文化與思想價值。對民間多數人而言，書房 是讀書、習字、陶冶倫理道德的場所；對有志於科舉考試的人而言，書房是鑽研 學識、準備應試的地方；對於已步入科舉仕進之途，卻不甚如意者而言，書房提 供他們得以維持生計的職業。書房的普遍存在於地方社會，並且充分發揮功能，

使得清末臺灣地方社會，發展成為漢文化意識普遍存在的地方，這也對日後臺灣 進入日治時期的教育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二、日治初期「改良」的書房教育

進入日治時期後，地方社會的傳統教育設施如：府縣儒學、書院、義塾等全 被廢除，總督府也另外設置國語傳習所以及其後的公學校，然而，民間的書房這 時卻依然存在。日治之初，由於軍事的動亂，有一段時間，書房幾乎完全消失，

1897 年以後，書房復活並且數目增加，甚至一度呈現蓬勃發展的現象；³其後，

書房雖逐漸衰落，但直到日治末期，仍可見未經官方認可的書房設帳授徒。因此，

從清末過渡到日治時期，在傳統與新式教育體制遞嬗的過程中，書房的存在說明 了代表官方教育的場所、體制雖然被取代，但是傳統儒家的教育對多數民間大眾

2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第 16 卷第 3 期，頁 264。

3林茂生，《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臺北：新自然 主義，2000），頁 139-140。

而言，仍是主要認同的對象。⁴

基於書房在地方社會的普遍性，加上統治者對新領地的陌生，以及經費不足 的現實考量，總督府一開始對於傳統書房即不擬加以剷除，反而是帶有加以改 良、運用的想法，⁵更有人認為可利用書房教育將國家意識灌輸給臺灣人，使其 具有日本的國民精神。⁶由此可見，殖民統治者充分體認，書房的存在對於同化、

教化臺灣民眾的重要性，因此，書房得以在進入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繼續存在，

並擔負起延續民族文化的作用。

公學校設立初期，由於地方社會實際生活中主要仍使用漢文，加上對公學校 的教育內容的誤解甚至排斥，使得公學校的就學率並不高，因此，官方認為，書 房是臺灣本島人陶冶孔孟道德之思想規範的場所，若禁絕恐怕喪失民心，不如因 勢利導，加以充分運用，於是延請書房教師擔任公學校教師，在課程的安排上，

新式教育內容與傳統書房學習的句讀，在教學時間上各佔一半，並且擬定「再興 書院，利用書房，以圖國語（日語）之普及」的目標。⁷

總督府對於書房教育採取改良、利用的政策，企圖使書房成為公學校教育的 輔助機構，後來，書房雖然也因為公學校的發展而消減，但它們所提供的漢文經 學並不能從其他學校獲得，所以，書房在某種程度上得以持續存在，特別是在未 設置公學校的偏僻地方，書房仍是重要的學習場所。⁸

從實際的數字來看，到明治 36 年（1903），根據統計書房數為 1365 所，書 房學生數為 25710 人，而同年的公學校數為 146 所，公學校學生數為 21406 人，

書房數量仍是公學校數量的十倍，在學生數上，書房學生人數仍較公學校多四千 餘人。⁹明治 38 年（1905）9 月 9 日，《臺灣日日新報》載有全島書房統計，並

4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第 16 卷第 3 期，頁 265。

5參見 1896 年 10 月，木下邦昌的「學事視察報告書」。《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69。

6是當時台南縣知事磯貝靜藏對書房義塾問題所提出的相關建議。參見《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69-970。

7《臺灣教育沿革誌》，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219-220。

8林茂生，《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臺北：新自然 主義，2000），頁 140。

9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 264。

將同期公學校學生數加以載明對照，內容表列如下：

書房自然不能使之斷絕，而就當時的形勢看來，也顯然可見教育逐漸普及的情 形。¹⁰

總督府欲以公學校作為普及殖民地初等教育的機構，然而，在官方極力推動 公學校教育的情形下，傳統書房卻依然興盛，究其原因如下：其一、家長視公學 校的教育為夷狄之學，甚至懷疑官方別有用心，因此就學意願不高。¹¹其二、日 治以後，士人憑藉科舉功名以求仕進的路途被斷絕，轉而開設書房以維生。¹²其 三、臺灣人日常生活中，舉凡公文、契約等均以漢文書寫流通，而運用漢文處理 日常文書的基本能力，便是書房教育的主要目的，公學校雖設漢文科，但教學時 數及效果有限。因此，書房既是學習漢文的最佳場所，民眾自然傾向到書房就讀。

民眾選擇書房而不願到公學校就學，使得總督府放棄原來溫和漸禁的政策，

轉而以法令遏止書房的發展。首先，由各地方廳依據「關於書房義塾規程」來訂 定「書房義塾施行細則」，並且辦理書房教師講習會，以及書房教師檢定考試等，

逐步加強對書房的監督管理。¹³

辦理書房教師講習會，是為了使書房教師熟悉公學校的日語、算術等學科，

並將講習習得的內容教給書房的學生；而書房教師檢定考試的目的，在使書房的 師資素質變得整齊，由總督府每年舉行一次書房教師檢定考試，以申請開設書房 者為對象，委由各廳或公學校測驗其讀四書五經，講解文義大要，並且讀兒童普 通應誦習的文集。學科考試通過後，再調查其出身，操行德望不辱教師身分者，

才授給許可證書。¹⁴至於對書房的監督，除各廳長及街庄長之外，公學校校長擁 有要求書房改進教學、設備等的實際權限。¹⁵

公學校在草創時期，在經費、師資及學校數方面均有所不足，為了普及教育，

即便傳統書房有許多不完備之處，但其基礎仍不失為擴張普通教育的一種權宜運

10〈全島書房統計〉，《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9 月 9 日（漢文）。

11《臺灣教育沿革誌》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178、179、283。

12《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50 號，1906 年 5 月，頁 7-8。

13《臺灣教育沿革誌》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970-975。

14《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4 號，1901 年 3 月 25 日，頁 21-22，中村浩：書房改良の意見。

15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第 16 卷第 3 期，頁 69。

用，¹⁶因此，即使書房固守舊習，卻仍有存在的必要性。然而，多數的書房仍固 守傳統教學內容及形式，原因是：一、書房教師多為以傳統教育出身，受新式教 育者僅佔少數。傳統教育出身的書房教師，基於漢民族意識，或是對日語、算術 等公學校學科及教材並不熟悉，因此不願改變書房教授的學科及教材。二、書房 教師的收入菲薄，生活艱苦，維生不易，並無餘力改善書房的設備或教學。以明 治 31 年（1898）的情形來看，書房教師的收入平均約為 47 日圓，而公學校教師 的薪水平均約為 454 日圓，約當書房教師的十倍。¹⁷在生計的壓力之下，書房教 師自然無力改變設備與教學。因此，即便書房受到總督府制訂之政策（上日語、

算術、採用公學校行事曆、課外活動、儀式性活動等）影響，而開始「公學校化」，

18但就書房教育固守儒學傳統而不變的面向看來，書房被稱為是「培養民族精神 的根據地」，¹⁹或是「傳播民族精神的重要處所」，²⁰自有其道理存在。

第二節 從書院教育轉變到公學校教育對地方社會的意義

以進化論的觀點而言，「變遷」是人類社會必然的現象。「社會變遷」是指 社會行動、社會互動關係，對新環境的適應與整合過程，而社會行動、互動關係 都是由人所構成，也就是說，社會變遷乃是「人」的問題，因此，必須注意制度

以進化論的觀點而言，「變遷」是人類社會必然的現象。「社會變遷」是指 社會行動、社會互動關係，對新環境的適應與整合過程，而社會行動、互動關係 都是由人所構成，也就是說，社會變遷乃是「人」的問題，因此，必須注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