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院教育到公學校教育：清末到日治時期苗栗地方社會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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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從書院教育到公學校教育：

清末到日治時期苗栗地方社會的變遷

（1889-1927）

From Academy Education to Public Education :

Social Change in Miaoli County from Late in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Era（1889-1927）

研究生：何治萱

指導教授：連瑞枝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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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院教育到公學校教育：

清末到日治時期苗栗地方社會的變遷

（1889-1927）

From Academy Education to Public Education :

Social Change in Miaoli County from Late in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Era（1889-1927）

研究生：何治萱 Student : Chin-Hsuan Ho 指導教授：連瑞枝 Advisor : Dr. Jui-Chih Lien

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論文

A Thesis

Submitted to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Program of Hakka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June 2008

Hsinchu,Taiwan,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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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院教育到公學校教育：清末到日治時期苗栗地方社會的變遷

（1889-1927） 學生：何治萱指導教授：連瑞枝博士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專班摘要苗栗經過有清一代漢人的移墾，移植了原鄉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的制度，逐漸形成以科舉制度、教育體系、儒家文化為主要追求價值的儒化社會。然而，1895 年，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殖民政府以其本國西方化的經驗，在臺灣推動各項以同化及獲取殖民地經濟利益為目的統治措施，使苗栗此一傳統的儒化社會逐漸開始近代化。「教育」是克服殖民統治上的語言隔閡，以及同化被殖民者的重要工作，因此，總督府在臺灣建立了近代化的教育體制。透過國語傳習所、公學校教育的實施，苗栗地方社會民眾初次體驗了不同於傳統儒家社會的教育內容，而這些接受教育者對新式教育的適應，適足以反映苗栗地方社會性質的轉變，及其逐漸近代化的過程與進度。教學場域、教育體系、課程內容的改變，說明了社會邁向近代化的趨勢；而人群對新式教育的適應，則可看出社會變遷的速度，以及社會「變」與「不變」的心理因素。對社會中不同世代的人群，特別是接受傳統儒家教育的讀書人而言，教育體制改變帶來傳統文化沒落的危機感，這方面他們的感受最深。因此，對於新式教育，有些人選擇抗拒，有些人則是既參與新式教育，一方面又堅持傳統漢文的學習與詩社的推動，在地方社會逐步近代化之時，使得儒家文化得以續存在日治時期的苗栗地方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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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cademy Education to Public Education :

Social Change in Miaoli County from Late in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Era（1889-1927）

Student : Chin-Hsuan Ho Advisor : Dr. Jui-Chih Li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Degree of Hakka Society and Culture

ABSTRACT

The opening ground of the Hans in Miaoli transplanted the way of life, the custo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Gradually, it formed a Confucian society that valu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 education, and the Confucian culture highly. However, Taiwan became one of Japanese colonies in 1895, Japan applied its occidentalized experiences to practice measures with the goal to assimilate and obtain economic benefits. Therefore, Miaoli, a traditional Confucian society, gradually modernized.

Education was an important work that overcame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fo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at assimilated the colonials. Therefore, The Office of

Governor-General established the modernized educational system in Taiwan. Through Mandarin learning institutes and public schools, people in Miaoli experienced the educ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for the first time. Moreover, the adaptation of those who acquired the new education reflected the change and process from the Confucian society to a modernized one.

The changes of the place for teaching,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curriculum explain the trend of modernization. However, how the people got used to the new education showed the rate of the society change and the psycho factor of whether the society will change or not. For the different generations in a society,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educated by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hey can deeply feel the crisis about the de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change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Some people chose to resist the new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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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some people decided to take part in but insist to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 set up the clubs for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As a result, it made the Confucianism last in Miaoli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hen the society gradually moder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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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隨著論文的撰寫劃下最後一個句點，三年的在職進修生活也在此告一段落，卸下了身心的疲勞與壓力，終於可以毫無掛記地陪伴被我忽略已久的家人和愛犬，重新找回久違的悠閒生活。這一趟學習、研究之旅，雖然一路走來充滿疲累和顛簸，但也屢屢有令人驚喜的發現，例如：因為搜尋家族史的資料，發現隱身在今日熱鬧的中正路後面，幽靜小路旁的老榕樹下，一座建於道光 17 年（1837）的福德祠，牆上石板竟鐫刻著自家來臺祖的名字；北苗義民廟內供奉昔日捐資修廟者的牌位上、《苗栗縣志》倡捐修建南苗天后宮的記載中，也赫然發現自家來臺祖的名字。此外，在閱讀日治時期的相關資料時，才發現二十餘年前在外婆家拾獲的一枚古銅徽章，當時自己誤認它是共匪的宣傳品，害怕外婆被抓走而刻意收藏起來的東西，原來是日治時期「愛國婦人會」的會員徽章…。每每在閱讀歷史資料時，小時候趴在自家那幢建於日治時期的木造樓房二樓，透過木質地板的縫隙，窺視樓下大人們忙碌做生意情形的記憶，總會浮現在腦海。對於這些過往人事的了解，讓我行走在苗栗的大小街道巷弄時，一股親切的感受油然而生。在此，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連瑞枝老師，老師的歷史相關課程給了我挖掘過去的機會，也讓我完成了當初自以為不可能的論文寫作，還要感謝老師在指導過程中，對我遲鈍的領悟力和一些固執想法的包容。此外，也要感謝魏捷茲老師、簡美玲老師兩位口試委員，對於論文提供的寶貴意見，使我的論文內容得以更加妥善。再者，感謝交大客家學院所有教授、助教及助理，在教學及職責上的努力，使我這一趟學習之旅得以順利完成，並且收穫滿行囊。最後，感謝客專班同學們相互的勉勵與砥礪，感謝苗栗建國國中的好同事們，給予我精神上的加油打氣，特別是也就讀交大網路學習專班的同事郁雯，如果沒有她的進修提議，那麼這一段充實的學習歷程也就無由產生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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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

第一章、緒論

……….1 第一節問題的提出……….1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4 第三節研究回顧……….9 第四節研究方法……….21 第五節論文大綱……….22

第二章文昌祠、英才書院與清代苗栗的教育

………...………26 第一節苗栗的開發與教育發展……….26 第二節從文昌祠到英才書院……….38 第三節英才書院的組織、經費與運作……….45 第四節小結……….51

第三章國語傳習所時期苗栗的教育

………...53 第一節乙未割臺的「變局」………..53 第二節苗栗國語傳習所的設置….……….56 第三節國語傳習所的課程與發展………..70 第四節小結………..73

第四章公學校時期苗栗的教育

………74 第一節苗栗公學校的設置………..74 第二節苗栗公學校與地方社會的關係………..77 第三節公學校的課程與實施………..81 第四節小結………..92

第五章傳統教育到公學校教育的社會變遷

……….93 第一節書房固守傳統延續漢文化………..93 第二節書院教育轉變為公學校教育對地方社會的意義………..98 第三節文教型領導階層對教育「變局」的因應………..100 第四節小結……….108

第六章結論

……….………....109 參考文獻……….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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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立於苗栗城隍廟的〈新建苗栗縣城隍廟碑記〉全文………118 附錄二：節錄《苗栗湯氏宗祠中山堂》規約………119 附錄三：《淡新檔案》苗栗及其周邊文教人物相關史料詳文（黃文龍、劉聯科）…120 附錄四：《淡新檔案》苗栗及其周邊文教人物相關史料詳文（謝光琛）………121 附錄五：《淡新檔案》苗栗及其周邊文教人物相關史料詳文………122 （林際春、謝錫光、邱韞常） 附錄六：〈募建貓裡文祠疏〉全文………124 附錄七：民政局長水野遵明治 30 年（1897）巡視苗栗於天皇宮宣告之內容………..125 附錄八：國語傳習所甲科課程表………127 附錄九：國語傳習所乙科課程表………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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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錄

表 1：乾隆年間苗栗的開拓者與開拓地點...28 表 2：清末苗栗地區士子群體及其文教事蹟……….31 表 3：清末苗栗地區的科舉社群……….33 表 4：臺灣書院學規簡表……….50 表 5：明治 29 年（1896）5 月 21 日，府令第四號發布之國語傳習所名稱及位置…..57 表 6：1896 年國語傳習所學生人數和家長的職業………62 表 7：苗栗國語傳習所第一屆卒業生名單……….65 表 8：明治 31 年（1898）苗栗國語傳習所甲科生第二回卒業名單………...67 表 9：國語傳習所漢文課程時數表………...71 表 10：公學校教學科目（1898-1922）………..83 表 11：明治 38 年（1905）全島書房統計……….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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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錄

圖 1：苗栗一堡圖………..27 圖 2：清末苗栗及其周邊相關文教人物分佈圖………..35 圖 3：「廣泰成」創立時全體津資人的簽押用印………..44 圖 4：苗栗文昌祠………..44 圖 5：新港社舊頭目劉承恩………..64 圖 6：苗栗國語傳習所卒業生………..70 圖 7：苗栗公學校留存之教育勅語、日皇明治頒佈之詔書………..89 圖 8：苗栗公學校校旗與校歌………..89 圖 9：大正 8 年（1919）苗栗公學校大禮堂………..90 圖 10：奉安殿於昭和 10 年完成（1935）………..90 圖 11：苗栗公學校校舍正門………91 圖 12：昭和 16 年，苗栗第一公學校校舍風貌（朝會）………..91 圖 13：昭和 16 年，苗栗神社前留影………..91 圖 14：日治初期苗栗及其周邊主要文教人物的分佈………102 圖 15：日治時期苗栗文昌祠內的教育活動………....105 圖 16：1927 年栗社成立前苗栗主要文教人物活動的時間分佈………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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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問題的提出 九歲的胡太明被爺爺牽著手……走到面臨榕樹廣場的雲梯書院前面。書院位於距榕樹不遠的一座廟宇對面，利用廟宇的一棟房屋作教室，小小的書院裏也有三、四十個學生。教室裡琅琅的書聲和學生們的嬉笑聲混成一片，一直傳到戶外。……彭先生是胡老人的同窗秀才，學生時代曾經受胡老人的照應，十載寒窗，終於中得秀才。……當時鄉間的讀書人所能做的事，只有地理師、醫生、相士和教書先生。彭秀才選擇了教學的生涯，在雲梯書院當一位塾師，他一心向學，還做著未來舉人、進士的美夢。可是，自從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臺灣以後，教育制度大加改革，從前那些登龍之術早就行不通了。彭秀才騰達的迷夢破碎以後，便在雲梯書院的小廟裡度著空虛的課徒生涯……他和胡老人談話的時候，總喜歡用「斯文掃地」、「吾道衰微」之類的話，大嘆其聖學沒落。…… 可是胡老人無論如何要讓孫兒學習漢文，現在鄉間的私塾都停辦了，除了雲梯書院再也沒有別的地方，就連這雲梯書院，也不知什麼時候會招致封閉的厄運……。胡太明最初開始讀三字經，先由老師口誦，然後跟著唸，這樣反覆唸了兩三遍，然後自己單獨唸，每日還要在老師面前背誦一、二次。從深邃的人生哲理到人文歷史，包羅著各種格言的三字經，對於少年們未免過於深奧些，因此他們只能認識字義而已。……彭先生因為吸鴉片的關係……削瘦的臉龐，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他除了吸鴉片以外，對於世上任何事物都漠不關心，也不與人交往，除了教學以外，對學生幾乎完全不開口。他每天早晨要到庭院裡看花，這已成了他日常的課程，尤其特別喜愛蘭花和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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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從年底到正月是假期……胡老人得意地為太明講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又把自己的經歷講給他聽，接著他對太明訴苦道：「太明！現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在日本人統治的社會裏，強盜、土匪都減少了，道路也拓寬了，這固然有很多便利的地方，可是你們已經不能再考秀才和舉人了，而且捐稅又這麼重，怎麼得了啊！」……來拜年的彭秀才黯然道：「如果雲梯書院被封閉的話，漢學便要淪亡了！」……。可是太明卻不像胡老人那樣憧憬著秀才和舉人，他似乎茫然覺得那些都是滅亡的命運……胡老人的姪子「鴉片桶」，他的兒子志達會說日本話，是個預備警員（巡查補），人家都稱他「大人」，到處有勢力。他吸的是「敷島牌」的香煙，用的是雪白的手帕，香水灑得香噴噴地，鄉下人見他用那潔白的手帕來擦汗，都覺得很可惜。志達走過的地方，到處都漂浮著一陣香皂般的爽朗的香氣，那是鄉下人稱為「日本味」的一種文明的香味。在當時還用木浪子或茶子洗衣服，用山茶洗臉的時代，肥皂的香味是被公認為高貴的珍品的。太明在這樣的人物身邊，也許顯得有幾分輕薄，但他總覺得頗有新時代的感覺。不過，志達在村子理的人緣並不好，他的家人也對他很冷淡。村人對他的態度大都虛與委蛇，見面時恭恭敬敬，等他一走開——其實還沒有走遠，便有人說他的壞話了，這並不是單純地對權勢表示反抗，而是另有某種情感所使然的。…… 胡老人年輕的時候，曾回到祖國去，知道一些香港和廣東方面的情形，並且接受了幾分西洋文化……胡老人對於西洋文化只持一種恐懼的態度，並不怎麼心悅誠服，何況日本文化不過是西洋文化的一支小流而已。胡老人心目中所憧憬著的是，春秋大義、孔孟遺教、漢唐文章和宋明理學等輝煌的中國古代文化，因此總想把這些文化流傳給子孫。…… 太明結束了長期的年假，又重新回到雲梯書院來。書院的學生已減少了很多，景況異常蕭條，由於國民學校再三勸導學生入學，城市附近的學生大部分都轉學了。但彭秀才一切聽其自然，並無慌張神色。城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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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學校聘他去擔任漢文教師，他也辭謝了。……當西瓜上市的時候，彭秀才突然接受番界附近某書房的聘請，飄然赴任去了。胡老人失望之餘，只得把太明領回去，從此，太明便由胡老人親自講授四書五經。就在這時候，新思潮不斷地在沉滯的環境中掀起波瀾，並且從每個角度向太明身邊襲擊。太明最初所發覺的，便是看見親戚的孩子們，在院子裏合唱「鴿子歌」邊唱邊舞遊戲的時候……太明發現了另一個茫無所知的世界，並且感覺到自己離群的孤獨。於是他想起志達堂兄說過的話：「現在的官廳裡，不懂日本話的簡直是傻瓜。」而且，父親胡文卿也說過這樣的話。……太明在這種情況下，宛如一葉漂流於兩種不同時代激流之間的無意志的扁舟。……一位具有漢學修養，而且深明老人心理的國民學校教員林先生對胡老人再三勸說，胡老人纔答應把太明送進國民學校（公學校）去的。 ……學校裡的氣氛，究竟和私塾不相同，校內朝氣蓬勃，運動場和教室都是那麼寬敞和明亮，使太明頓感眼界為之豁然開朗。太明住在「大眾廟」宿舍裡，堀內先生也住在一起。寄宿生只有五、六個人，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有的並且已經成了家。這裡所見的事物，一切都顯得很新奇……太明偶然回家省親……他因為受了當時新風氣的影響，把辮子剪掉剃成光頭，但頭上還留著一個圓圓的辮痕……太明是自願剪髮的，他剪髮以後第一次回到家裏，母親竟絕望地用顫抖的聲音哭道：「太明！這回你死了見不得先人了……」……太明和家庭之間已經發生了裂痕，這使他感到悵然若失。……1 以上引述的文字，節錄自吳濁流2_{的小說《亞細亞的孤兒》}_{，這是作者以苗栗（今苗栗市）} 1_吳濁流，_{《亞細亞的孤兒》}_{（臺北：遠景出版社，1993），頁 1-25。} 2_{吳濁流，1900 年生，新竹縣新埔鎮人。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21 歲任官為臺灣公學校教諭，} 任新埔公學校照門分教場主任職。由於為文針砭日本當局之教育政策，1922 年，被改派至苗栗縣西湖鄉之四湖公學校、五湖分教場等偏僻地區學校，歷時 15 載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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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的四湖庄（今西湖鄉）為背景，藉由臺灣進入日治時期以後，地方社會中不同世代的人對「教育接受」一事不同的態度與應對方式，呈現社會制度、社會生活、價值觀念上的一些轉變，以及人們身處殖民統治政權下的感受。小說中的主角胡太明歷經傳統書院到新式殖民統治教育的不同體驗，在「接受教育」經驗轉變的同時，他所面對的不只是教育制度、內容上的差異，也充分感受臺灣人3_身在殖民地社會必須面對的種種矛盾與屈辱，小說中也更進一步以「孤兒意識」象徵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性格與生活。然而，小說內容中也透露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日治時期的臺灣，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生活等層面均產生變化，在「教育」層面裡，接受傳統儒學教育觀念已根深蒂固的臺灣人，他們如何去適應教育內容與制度的改變？面對這些改變，他們到底在想什麼？又改變了什麼？透過人與教育制度的互動，呼應的又是清末到日治時期，何種社會制度、生活、價值觀念等的轉變？本文即擬藉由苗栗此一地方社會的人如何適應教育層面的轉變為取徑，來探究以上這些問題。臺灣教育從無到有的過程，自有其發展、演變的歷史軌跡，而這些軌跡也反映了社會發展、轉變的部分特性；因此，將教育的轉變予以爬梳、理解是有意義的。從清治過渡到日治時期的轉變，使臺灣人的國家認同、社會生活、文化意識等，在清廷與異族、傳統與近代、抗拒與適應的抉擇中，茫然不安地摸索、擺盪，這些都是形成現今臺灣社會內涵的重要因素。因此，以「教育」的演變為取徑，將有助於理解臺灣人在歷史進程中，面對變局作出種種生活、文化、意識上的抉擇之時內在的心理因素，以及日治以後臺灣社會初步改變的情形。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文擬以「從書院教育到公學校教育：清末到日治時期苗栗地方社會的變遷（1889 ～1927）」為題，以苗栗此一地方社會為空間範疇，探討清末傳統書院教育到日治時期 3_{本論文中的「臺灣人」一詞，主要是指稱當時臺灣島上的漢人。1895 年日本領有臺灣時，臺灣約四百萬} 的住民中，他們約佔百分之 95 的人口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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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公學校教育的過程中，人們對於教育制度與內容轉變的適應情形，以及新舊政權交替之際，苗栗由「儒化」社會逐漸加深其「近代化」程度的過程。從清末到日治時期，分別坐落於苗栗街主要幹道南、北兩處的「英才書院」與「苗栗公學校」，這兩種不同型式、內容且各有運作方式與社會意義的教學場域，先後出現在歷史時間的縱軸上，它們接續地扮演地方社會中傳遞知識、文化傳統、價值觀，甚至是國家控制、教化工具的角色。然而，是何種歷史文化背景，促成這些教育場域的出現；是何種人群互動關係，維持「教育」一事在地方社會的運作；是何種教育內容的差異，形塑出清末到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制度、生活等內涵的轉變；這些是本文透過教育演變的取徑所欲回答的問題。由於本文以「教育」為探討取徑，因此，文中所指的「地方社會」在具體的地理空間上，是以苗栗（約當今日苗栗市）為範圍；在抽象的空間上，清末是以苗栗的教育活動及「英才書院」為中心，與之相關文教人物的活動網絡為範圍，日治時期則是以「苗栗公學校」為中心，與其相關文教人物的活動網絡為範圍，以此作為本文討論的空間範圍。至於探討的時間斷限，則從清末到日治時期文昌祠內「栗社」（詩社）成立的 1927 年為止，以呈現傳統儒學在日治時期殖民統治者的壓抑下，依然續存於地方社會的情形。苗栗（約當今日苗栗市）在明朝以前，原是漢人足跡罕至的蠻荒未闢之地，屬於道卡斯平埔族貓裏社及嘉志閣社的社域。明永曆年間，鄭經命右武衛劉國軒經略蓬山八社及後壠五社4_{，範圍即包括今日的苗栗地區，其後此地始逐步拓墾，人煙漸稠。}5_苗栗地區由於漢移民的拓墾、開發，至乾隆下半葉，漢式水稻業的維生方式趨於穩定，同時，漢移民也將原鄉生活方式帶入，於是，苗栗逐漸成為由少數的地方民間領導階層以及廣大人民群體構成的傳統漢文化區域。6 在漢文化移植的過程中，教育是重要管道。在漢文化的教育體系中，儒學偏重科考 4_{「後壠五社」是指居於後龍溪下游南北兩岸近海一帶的後壠社，居於後龍溪下游較近內陸一帶的新港社，} 居於中港溪下游出海口的中港社，以及居於苗栗市一帶之嘉志閣社、猫裏社。黃鼎松編纂，《重修苗栗縣志》，卷四，人文地理志（苗栗：苗縣府，2006），頁 129。 5_{不著撰人，《苗栗文昌祠之調查研究》（苗栗：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1994），頁 7。} 6_{潘朝陽，＜臺灣傳統漢文化區域構成及其空間性：以猫裏區域為例的文化歷史地理詮釋＞（臺北：國立} 臺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博士論文，1994），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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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業，社學、義學、書房屬於基礎教育，而「書院」既「作學問」又「考試時文」的特質，則擔負起地方文運與普通教育的雙重責任，成為清代臺灣教育的中心。7_臺灣文教開發的進程，往往是跟隨在土地開發後面行進的，8_{因此，隨著拓墾進入中、後期，有} 鑑於地方文風漸興，各地紛紛有文昌祠及書院的建置。光緒 8 年（1882），苗栗地方耆紳倡議捐建文昌祠，光緒 11 年（1885），苗栗文昌祠完工，其後，為弘揚文教，提升文風，教化學子，光緒 15 年（1889）冬，地方官員、謝維岳等人倡議創設英才書院，但由於院舍未建，暫以縣署禮房為辦公處所，光緒 18 年（1892）才改設於文昌祠倉頡廳內，至此，苗栗文昌祠兼具了文廟與作育英才之書院職能。苗栗文昌祠並未留存任何碑記，但光緒 16 年（1890）苗栗城隍廟建成時，苗栗首任知縣林桂芬曾撰有〈新建苗栗縣城隍廟碑記〉，9_{內文中提及興建書院的意義。出生於} 苗栗嘉志閣（嘉盛）的地理學者潘朝陽解讀該碑記認為：清廷認為當時猫裏（苗栗）的人文條件已大致具備，必須將其正式納入統治官僚體系，同時，國家機器也有必要進入，「在地」加以治理；因此，「首建衙門為撫字、催科之地，繼興書院為觀風問俗之區。陽綱既立，陰律宜修。……草創之初，種竹為城而有官守，則陰陽一體，城隍尊神安可闕如？宜建廟宇，春秋崇祀，使民咸知畏敬恐懼。」清廷對臺灣的統治手法，首先是透過代表軍政的「衙門」，由官員兵弁曹吏加以治理；其次，以「書院」進行有利於統治者利益之文化意識灌輸；其後，則藉由「神道設教」以「城隍」象徵陰間的司法，使民眾敬畏恐懼而安分守紀，以達成治理控制地方的目的。然而，「書院」和「神道設教」的推動，則往往必須藉由地方士子、商紳、耆老等民間領導階層的力量。10_{以此可見，} 書院對於傳遞儒家科舉文化的重要性，而透過書院教育產生的士子群體，往往成為地方社會的領導階層，對於地方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力。教育是培養社會領導階層主要的管道。11_{文教型的領導階層，往往成為地方公共事} 7_王啟宗，_{《臺灣的書院》（臺北：文建會，1999），頁 11-20。} 8_王啟宗，_{《臺灣的書院》，頁 35。} 9_{《苗栗縣志》}_{，臺灣文獻史料叢刊，第一輯（14），頁 231-232。全文參見附錄一。} 10_{潘朝陽，＜臺灣傳統漢文化區域構成及其空間性：以猫裏區域為例的文化歷史地理詮釋＞（臺北：國立} 臺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博士論文，1994），頁 104-105。 11_吳文星，_{《日據時期臺灣社會領導階層之研究》}_{（臺北：正中出版社，1992），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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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文教事業的領導中心，對地方事務擁有決策權和影響力，對社會秩序的維持和政治的運作也有所貢獻。12_{透過苗栗地方教育相關文教人物的作為，大略可見文教型領導階} 層如何參與地方社會的運作，及其所發揮的影響，這有助於理解清末苗栗此一移墾社會，如何透過教育、科舉的參與，逐漸成為漢文化類型的社會。苗栗的教育從無到有英才書院出現，反映出清代苗栗地方社會在官方統治力量到達的同時，也因為漢文化的移植而逐漸儒化的現象；13_{而書院建置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其運作與維持的方式，則呈} 現漢人民間社群的力量，對於清末苗栗地方從移墾社會轉變為儒化社會所起的作用。14 臺灣自清中葉以來，已從移墾社會轉型為文治社會，依據李世偉的觀點：在漢文化區域中，文治社會的重要特徵，便是科舉制度、教育體系、儒學文化三者合一的社會。 15_{而本文中的「儒化社會」一詞，即採取這樣的定義。在儒化社會中，以儒家文化為內} 容的科舉制度、教育體系，成為傳統士紳文人追求的價值，也是主要的文化認同對象，然而，因為這種文化認同的根深蒂固，使得日本殖民政權將新式教育體系引入臺灣之際，所引發的臺灣人適應問題、儒化社會逐漸加深對近代化事物的接觸問題，具有探討的意義。「近代化」是指近代以來，世界各國向西歐及北美等國家學習其近現代以來形成的價值，以尋求新發展的過程，因此，其內涵與「西方化」相似。臺灣社會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加快了近代化的速度，由於日本本國的明治維新在很大的程度上就是西化運動，日本人自稱為「文明開化」，因此，日治時期臺灣的「近代化」，其實就是「文明化」，其具體內容展現在學術知識的科學化，風俗改革上的放足、斷髮運動，在教育上便有新式教學場域—公學校的出現。16_{在此基礎上，本文中的「近代化」在教育層面上是指：} 以新式公學校為普遍教育的場所，以殖民統治者利益與日本國民養成為依歸而設計的課程為教育內容，透過學校教育的實施，使地方社會中的人、事、物逐漸加深其「文明化」的過程。其後，透過人群的互動，將近代化擴及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等各個層面。 12_吳文星，_{《日據時期臺灣社會領導階層之研究》}_{，頁 11。} 13_王啟宗，_{《臺灣的書院》，頁 42。} 14_潘朝陽，_{《臺灣傳統漢文化區域構成及其空間性：以猫裏區域為例的文化歷史地理詮釋》}_{，頁 102。} 15_李世偉，_{《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北：文津，1999），頁 9。} 16_周婉窈，_{《臺灣歷史圖說》}_{（臺北市：聯經，1998），頁 13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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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不同的文化在初相遇時，都會為相異的雙方帶來震撼與衝擊。對於臺灣日治時期的歷史，以往多從統治者的角度來思考、看待，這樣顯然不夠客觀、周全，若僅從單一角度看待已行諸文字的歷史紀錄，往往會因此而失之偏頗。對於過往的歷史紀錄，「知其然」固然是一種了解，但「知其所以然」才能產生較確切的、同情的理解。因此，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從儒化逐漸加快近代化腳步的過程時，從被統治的地方社會人群所做、所想、所言加以了解，是必須兼顧的一個面向。日本殖民政權將近代學校教育引進臺灣，藉此進行殖民地的教化工作與國民養成，公學校便成為臺灣人開始接觸有別於傳統漢文化教育之近代化新式教育的管道，人們並以此為媒介認識新的政權，同時參與新的社會運作方式。17_{於是，已然是漢文化區域、} 儒化社會的苗栗，在明治 29 年（1896），有「苗栗國語傳習所」的成立，明治 31 年（1898），有「苗栗公學校」成立；18_{而臺灣人在「接受新式教育」一事上，對抗、接受、隱忍、} 協力等的應對過程也於此展開。「同化」一詞，是指在殖民過程中，壓抑被統治者固有文化、社會組織的特質，並使被殖民者在精神、思想上逐漸被統治者同質化的措施。19_{日本在臺灣實施的殖民統治} 教育，基本上即是以「同化」為目的，試圖以日本明治維新所推動的西式新教育體制，取代臺灣既有的傳統教育，將臺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從中國的文化傳統轉變成日本國民的模式。20_{然而，臺灣在以同化為目標的殖民統治之下，卻仍能保留對於} 漢人傳統文化的實踐與嚮往，其中，人們對於「接受教育」的想法與作法，具有重要的影響力。因此，欲探討殖民背景之下，臺灣社會仍能維繫漢文化於不墜的原因，透過日治初期國語傳習所、公學校教育在苗栗發展的情形，當可得到更具體的理解。臺灣社會從傳統漢人的書院、書房教育，過渡到以公學校作為普及初等教育的實施機構，在教育體制遞嬗的過程中，臺灣人（特別是具有主導地方社會力量的文教型領導階層）對於「接受教育」一事想法，選擇放棄或維持傳統漢人教育，為何接受新式教育 17_許佩賢，_{《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北：遠流，2005），頁 18-19。} 18_{不著撰人，《臺灣教育沿革誌》（臺北：台湾教育會，1939），頁 166。} 19_{陳培豐，《}_{「同化」の同床異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_{（臺北：麥田，2006），頁} 17-18。 20_王錦雀，_{《日治時期：臺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臺北市：臺灣古籍，2005），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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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他們在想法及作法上「變與不變」的現象，在某種程度上正反映出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開始轉變的情形。藉由苗栗從書院教育（英才書院）過渡到公學校教育（苗栗公學校）的探討，筆者想要說明的就是苗栗地方由儒化社會日益近代化的轉變過程。基於以上的思考，在這篇論文中，筆者將以清末過渡到日治時期苗栗教育的轉變出發，企圖透過地方社會人群與教育制度、內容互動的過程，說明苗栗在漢文化政權與日本殖民政權轉換之際，社會產生質變的幾個重要的特徵：（一）清末已是「儒化」社會的苗栗地區，在進入日治時期以後，透過新式教育的實施，日益加深其近代化的程度。（二）面對統治者在教育層面上對傳統漢文化的壓抑，臺灣人採取機巧地應對，而非被動地全盤接受。（三）教育制度與內容的改變，使臺灣人從更多方面體驗現代文明。（四）部分傳統世代的社會領導階層，透過對教育轉變的適應，轉換其社會領導角色的形象，在政權轉變後繼續維持其社會地位與影響力。 第三節研究回顧 書院並非原生自臺灣社會的產物，此種教育體制是伴隨漢人的拓墾移植到臺灣，並且隨著開發的進度逐漸發展、定著於地方社會，因此，書院教育對於臺灣成為以漢人為文化主體的社會，具有象徵性、關鍵性的意義。然而，歷史的偶然發展，使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社會文化再次產生轉變，同時，殖民統治者引進的新式國語（日語）教育、公學校教育，也普及並強化了這些轉變。傳統書院教育與新式公學校教育的銜接，並非單純地一興一廢如此截然分明，「受教育」的主體—臺灣人，與統治者引進之新式教育的互動情形，使得傳統與新式教育體制的過渡、銜接過程，呈現出複雜的現象。然而，對於統治者所推動的「國語傳習所」、「公學校」，以及民間依然盛行的「書房」、「書院」教育，臺灣人如何去適應、選擇，這些對於理解日治初期臺灣社會文化的轉變，以及當時人們的感受，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因此，本節將檢視書院、書房、國語傳習所、公學校等相關研究的既有成果，同時說明這些研究與社會文化轉變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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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臺灣的書院與地方社會 書院在中國傳統的教育體系中，是不同於學校的一種機構，書院原來是講書、寫書的地方，而不是肄業（學習）的場所。21_{宋代程朱理學興起之後，書院開始成為學術研} 究的場所，在學校的功能之外，同時兼具培養士子的功能。22_{隨著有清一代漢人的移墾} 浪潮，書院制度被帶入台灣社會，此時，無論官方或私人書院均受政府監督，同時性質也漸趨複雜，有講求理學的書院、考試時文的書院，也有博習經史的書院。23 臺灣書院的設置，始於康熙 22 年（1683）施琅收復台灣，在台南創建最早的書院—— 西定坊書院。其後，台灣陸續出現不少書院，但當時都還兼有「義學」（專為貧寒子弟而設立）的性質，直到康熙 43 年（1704）知府衛臺揆就台灣府的東安坊義學改建為崇文書院，真正的書院才正式出現。而書院設置的目的，就在於「導進人才，廣學校所不及」。24 臺灣書院的創置，大致分為官憲倡建、官民倡建以及紳民倡建三種。苗栗設縣後，為推行教育提升地方文風，光緒 15 年（1889）底，於縣治所在的苗栗街文昌祠內創設英才書院，由知縣林桂芬與廪生謝維岳等三十餘人籌設，屬於官民合建的書院。一般書院多崇祀文昌帝君或朱文正公，而英才書院則因暫設於文昌祠內，所以考課與祠祀功能分立，各有獨立的財產體系，基於這樣的特殊性以及書院財產獨立運用的方式看來，英才書院是一座以考試時文為主，輔助科舉考試為副的書院。此外，從書院內部組織而言，書院是擁有財產權的主體，並訂有章程作為行政運作之依據，及處理財物、發放膏火的標準，因此，也可說是教育人才的一種公共事業。25 早期對於書院的研究，多著重在大陸地區歷史上的書院，並以書院的沿革、組織、制度為主，較無法窺見書院在臺灣落地生根的地區特殊性。對於臺灣書院的研究，最早的專書作品可說是馬肇選的《臺灣書院小史》，然而，其內容以泛覽為主，缺乏深入的 21_張勝彥，_{〈清代臺灣書院制度初探（上）}_〉_{，《食貨月刊》6 卷 3、4 期，1976 年，頁 95-96。} 22_劉伯驥，_{《廣東書院制度》}_{（臺北：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 年），頁 17。} 23_{不著撰人，《苗栗文昌祠之調查研究》（苗栗：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1994），頁 35。} 24_林文龍，_{《臺灣的書院與科舉》（台北：常民文化，1999），頁 14-32。} 25_{不著撰人，《苗栗文昌祠之調查研究》，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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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探討。26 此外，雖然有將書院視為臺灣社會發展之產物加以探討者，但仍將書院看作是大陸（特別是閩粵一帶）書院的延續。27 另外，也有從緬懷古蹟面向加以探討者，然而對書院本身教育、制度、內涵等層面的討論不多。28 還有將書院視為清代台灣教育重點而探討者，但仍僅限於對書院制度中組織、制度、人事的概況進行描述與比較。29 然而，有些研究已注意到，臺灣地區書院存有的移墾社會特質，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藉由書院的管道，影響台灣教育的發展，30 或是清代漢族移民透過書院教育，在臺灣傳承中國文化傳統。31 此外，近年來也有針對個別書院做出深入探討者，他們探究書院與地方社會的互動，以及對地方文教的影響，32_{或是書院培育士子的功能，對地方教育、} 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影響，呈現書院與地方發展的密切關係。33_{以上的諸多研究} 說明了書院在臺灣此一移墾社會的存在意義，以及書院對地方社會、文化發展之影響力。設於苗栗文昌祠內的英才書院，從清光緒 15 年（1889）創建，到 1895 年臺灣進入日治時期，僅維持了短短六年的時間，關於該書院的歷史背景、書院形制、章程、學規等相關介紹，以《苗栗文昌祠之調查研究》一書較為完備，但對於英才書院在苗栗地區社會文化、教育發展上的意義，則缺乏較深入的研究探討。即便如此，英才書院仍是探討清末過渡到日治時期，苗栗地區教育轉變之先備基礎，在此基礎上，本文將對苗栗從儒化社會逐漸加深其近代化程度的轉變進行相關探討。二、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明治 28 年（1895），日本領有臺灣之初，一切設施均以軍事為前提，然而，為了遂行對臺灣的統治，透過「教育」以解決語言溝通問題是迫切要務，因此，總督府在所屬的民政局內設置學務部，以綜理臺灣的教育事務。34 26_馬肇選，_{《臺灣書院小史》}_{（彰化：省立彰化社教館，1997），頁 62-85。} 27_{黃秀政，＜書院與臺灣社會＞，}_{《臺灣文獻》}_{，31 卷 3 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80）}_{，頁 10-18。} 28_王鎮華，_{《書院教育與建築》（台北：故鄉，1986）；王啟宗，《臺灣的書院》（台北：文建會，1987）。} 29_林文龍，_{《台灣的書院與科舉》（台北：常民文化，1999）。} 30_{許世穎，＜清代臺灣書院之研究＞（台北：台北市立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碩士論文，1995）。} 31_{葉憲峻，＜清代臺灣教育之建置與發展＞（台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2）。} 32_{許楓萓，＜清代明志書院研究＞（台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33_{陳紫屏，＜清代臺灣學海書院研究＞（台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34_汪知亭，_{《臺灣教育史料新編》（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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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若要作為社會運作中穩定而持續的一部份，教育制度的建立是首要之務。關於日治時期的教育，《台湾教育沿革誌》對於相關制度與法令的演變，有條列明確的紀錄。 35 首先，在學事行政方面，依據總督府不同時期的政策方針，就教育相關法令依時間先後予以臚列，呈現整個日治時期教育制度、政策上的演變。其次，針對初等教育、師範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私立學校、特殊教育及社會教育等不同階段的教育，在學制、課程、學校規則、相關法令等方面予以紀錄，勾勒出整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整體架構。《台湾教育沿革誌》是以官方的角度，從政策、法令、規則的制訂，來呈現整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沿革，對於探討日治初期臺灣新式教育的產生，以及總督府對於民間存留的傳統教育機構—書房的管理，提供了制度面的依據。然而，對於臺灣人接受教育的心態以及應對方式，從中所能得知的仍屬有限。因此，仍須透過由下而上的民間觀點、民間資料，來補充對於「人與制度」互動的理解，以透過教育取徑釐清日治時期社會文化轉變的情形。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研究，曾有 1908 年華盛頓內政部教育局出版，由阿諾（Julen H. Arnold）所著的一篇專論 Education in Formosa（中譯：《臺灣教育》），36_文

中雖觸及一些教育與文化的命題，然而，由於臺灣當時的現代化教育尚屬過渡、萌芽階段，因此，可供論述參考者不多。1927 年，日人吉野秀公以日文著有《臺灣教育史》，37 書中資料相當豐富，然而，反映的是日本人的觀點，同時較缺乏對文化問題的深入探討。 1929 年，林茂生38的論文〈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歷史分析與探討〉，39_{則是以臺灣為本位，就文化、地理、歷史等角度，評論日本在臺灣所施行教} 育的特色與缺點。該論文就臺灣學校教育的形成、沿革及主導發展的方針，提出歷史解釋與說明，並分析教育活動中文化衝突與融和的原因與影響，同時指出，以同化為依歸 35_{不著撰人，《台湾教育沿革誌》（臺北：台湾教育會，1939）。} 36

Arnold, T. H., Education in Formosa, Department of Interior, Bureau of Education, Washington, 1908.

37_{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_{（臺北：臺灣日報，1927）。} 38_{林茂生，1887 年生於臺南府城。1916 年畢業於東京帝大文學部哲學科，同年 9 月，回鄉獻身於臺灣的} 基督教教育（長老教會中學即今長榮中學）。1927 年授命於臺灣總督府，奉派以研究員名義赴歐美深造，在美國哥倫比亞大學研究所研究教育與哲學，1929 年完成博士論文—〈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歷史分析與探討〉，是臺灣第一位哲學博士。 39_{林茂生著；林詠梅譯，}_{〈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歷史分析與探討〉}_{（臺北：新} 自然主義，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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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違反民主主義教育的精神。該論文詳細審視了 1895 年至 1929 年間，臺灣教育行政和教育體系之演變，雖部分肯定日本在推動臺灣教育普及所做的努力，但也批評了同化教育政策對臺灣本土文化的壓抑，並檢討教育制度的變革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因此，為探討日治初期臺灣社會文化開始殖民化、現代化的情形，提供了教育、文化面向上的觀察與分析。關於臺灣日治時期的教育史，撰寫得最完整的應屬日人派翠西亞‧鶴見在哈佛的博士論文，題目是〈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 1895—1945〉（中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40_{文中詳述臺灣殖民地教育的發展背景及過程，並以朝鮮的日本教育} 和臺灣對比，呈現日本教育對臺灣人生活的影響，也分析了日本教育和臺灣知識份子及其政治活動的關係，可說是更具體地呈現臺灣人接受日本教育的情形。此外，李園會的《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41_{則是以教育相關法令的制訂為時間縱軸，} 詳述了各階段學校教育的發展；之後的《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度》42_{，則是專論臺} 灣初等教育制度的演進，同時呈現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教育政策的變化。透過對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整體的瞭解，當可發現臺灣教育發展的各時期，不同方針、不同政策的複雜性；而日治初期由傳統漢人教育轉換成近代化教育制度，並以日語教育為要務的發展方向之下，臺灣人接受教育的態度，也反映出臺灣人對新政權的適應，以及社會初步發生質變的情形。 三、國語傳習所、公學校與社會文化的轉變 為了解決語言溝通的問題，總督府在臺灣各地普遍設置國語傳習所，作為通曉日語人材的培育所。「國語傳習所」顧名思義就是傳習日語給臺灣人的場所，它是總督府在臺灣實施初等教育的先備基礎，也可說是普及公學校教育的預備措施。從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教育與政策的探討著手，《「同化」の同床異夢》43 以國語（日

40_{派翠西亞‧鶴見（E . Patricia Tsurumi）著；林正芳譯，}_{《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_{（宜蘭市：仰山文教基金}

會，1999）。

41_{李園會編著，}_{《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臺北市：編譯館出版；臺南市：復文發行，2005）。} 42_{李園會編著，}_{《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度》（臺北市：編譯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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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育是「同化」最主要手段的觀點為基礎，將日本領臺之初的語言政策的形成、國語教育的意義、臺灣人如何看待國語教育、整個日治時期國語教育的演變等問題加以探討，並且從受教育者而非殖民統治者的角度得出結論：整個日治時期的國語教育對臺灣人而言，具有「同化於民族」、「同化於文明」的意義。44 其中對於日治初期臺灣的殖民地教育如何逐步形成，以及國語傳習所的設置、漢文與書房作為「同化」的補助工具、臺灣人對國語教育的態度等問題，均有詳細的剖析。這些都將有助於釐清傳統與新式教育銜接的過程。為了普及殖民地教育，以達成殖民統治的目標，公學校教育在明治三十一年（1898）取代了國語傳習所，其規則第一條規定：「公學校是對本島人施以德教、授實學，以培養國民德性，同時使其精通國語為本旨」。由此可知，將臺灣人同化為日本人的體制，在設立公學校之後可說是確立了基礎。45_{因此，以往對公學校的諸多研究中，}_{「同化」面} 向的論述是為數較多者。《「同化」の同床異夢》便是聚焦在語言政策上，從國語教育在臺灣的初航到實施過程，深入探討貫徹以語言教學為主體的教育體制，如何達成其「同化」的目標，而臺灣人在不同時期階段，又是如何機巧地應對統治者所施予的公學校教育。以同化臺灣本島民眾為導向的殖民地教育，首先要確立的便是教育的主要精神－教育勅語的教育體制。《「同化」の同床異夢》、《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中，都對此有深入而詳細的探討。「教育勅語」是日本國內在明治維新後，由於標榜文明開化，醉心於歐美思潮，以致於偏重知識與技術的教育，而忽略了根本的德育，認為應加以矯正，使民眾免受自由思想之影響而有激烈行動。因此，為使民眾往後務必根據祖宗訓典，於是明示仁義忠孝、道德之學，而將這些思想統統表現在「教育勅語」之上，並於明治二十三年（1890）十月三日發布，明示日本帝國教育的方針。46 日本治臺後引進殖民地臺灣的教育，便是將教育勅語之精神，跟「御照」、「節日儀 44_{「同化於民族」是指以日本語教育作為媒介，將臺灣人「同化」成日本人；}_{「同化於文明」是指透過日} 本語的學習，臺灣人得以學習現代化知識、文明。 45_杜武志，_{《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_{（臺北縣：臺北縣立文化中心，1997），頁 168。} 46_杜武志，_{《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_{，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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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國歌」、「修身」體系灌輸兒童。此外，更加上參拜「台灣神社」、宣揚「芝山岩學堂」（台灣教育發祥聖地），與慶祝日本統治臺灣的「始政紀念日」，這些內容配合國語（日語）教育，47_{如此構成殖民地臺灣公學校教育內容的基本架構。} 以同化為目的，以教育勅語為基本精神的公學校教育，在課程內容的設計上，自然偏重如何使學生具有日本國民的特質與精神。《日治時期：臺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 48_{＜日本治台時期教育政策與公民教育內容＞}49_{都是探討統治者如何透過學校教育和社} 會教育，強化並達成「鍊成皇國民」的目標，並透過「修身課」對台灣兒童進行徹底的改造，使之忘卻漢文化的思考模式及生活習慣，並將臺灣人塑造成守法、勤奮的日本臣民，但又不會要求與日本人同享有特權或機會。「修身」教科書是由殖民地教育官員特別編撰，且配合不同時期殖民統治政策加以編修，除了呈現強烈的意識型態之外，也介紹近代化知識，使台灣兒童具備成為現代公民之潛能。由此也顯現出公學校教育企圖對社會文化加以轉變、形塑的目的。透過公學校課程的研究可發現，國定課程是統治者提供意識形態操控的平台，它不僅是一套知識內容的傳遞，背後更有國家權力運作的影子。50_{因此，以公學校教育來形} 塑對殖民地社會既定之目標，對統治者而言，是既能深入地方又易見成效的管道。為了使殖民地臺灣之民眾成為日本國民的鍛鍊，除了思想意識上的改造，透過「身體」的實際體驗與實踐，方能內外兼顧，徹底使之融入生活，最後習慣成自然。因此，公學校教育的活動提供許多「身體的經驗」，使個體與轉變中的社會文化、價值觀念做連結。＜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初等學校教科體育の歷史的考察＞論文中，以殖民地政策的變遷為基準，將體育課程的實施區分為恩威並行政策、人種差別、內地延長主義政策、日臺一體政策、軍國主義政策等五時期，探討學校體育的目標，相關的運動、教員、兒童、指導方法等等，並旁及與體育課程相關的運動會、朝會、課間操、遠足、健康診斷等等，探討日本政府對臺灣的教育政策，並深入說明學校體育課實際的實施情形， 47_{「御照」是指日本天皇、皇后陛下穿上禮服的肖像。當時的學童在規定的時間必須向御照行最敬禮。} 48_王錦雀，_{《日治時期：臺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臺北市：臺灣古籍，2005）。} 49_{王錦雀，＜日本治台時期教育政策與公民教育內容＞，}_{《公民訓育學報》}_{，國立臺灣師範大學，2005 年。} 50_{李光智，＜「國定」課程之研究：台灣日治時期公學校課程的形成與發展＞，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碩士} 論文，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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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時代背景、教育政策及塑造臺灣民眾「身體經驗」的說明，具有參考價值。51 承上所述，「運動會」的舉行便是另一項身體實踐的明顯事例。＜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運動會與地方社會（初探）＞從地方社會運作機制的角度，就地方社會的協助與運作、社會動員、地方意識的形成，探討運動會舉辦的目的，並詮釋運動會與地方社會的相互關係，以反映地方精英在運動會的特殊地位，與運動會動員社會教化組織的功能。 52 關於日治時期公學校運動會之研究，＜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立（1895－1911）＞53 依殖民地政府新學校的創設、設計、經營，以及新學校在地方社會的定著為主題，勾勒出學校做為權力機制的一環，並以新學校與地方社會交集場的論點，對日治時期的運動會做出論述，將運動會視為新式教育在地方定著之過程，而公學校運動會成為統治者宣揚新教育、教化規訓新國民的地方社會道場。藉由運動會學校變得有趣，使兒童願意進入學校，藉由運動會的展示過程，使台灣民眾接受新學校。＜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運動會之研究（1895－1945）＞一文，54 則是從運動會之起源、目的、內容、方法，說明新式教育中體育的傳入，當時的台灣人是如何接受，而公學校運動會又是如何扮演了媒介的角色。以上的研究，對於台灣進入日治時期，教育場域由傳統的書院、書房等轉變成新式公學校，其間教育制度、教育內容、教育方式的轉變，以及公學校教育帶給社會文化的影響，或是臺灣人接受教育觀念、態度上轉變的過程，均可得到更深入的闡釋。不同於清代傳統社會受教育是男子專利的觀念，日治時期的新式教育並未忽略社會組成份子中的女性成員。＜日治時期台灣學校女子體育的發展＞55 一文，作者以日治時期學校女子體育為主軸，透過體操科與課外活動，探討殖民政府對女學生身體的塑造， 51 蔡禎雄，＜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初等學校教科體育の歷史的考察＞，日本筑波大學教育學博士論文，平成三年（1991）。 52_{謝仕淵，＜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運動會與地方社會（初探）＞，}_{《臺灣歷史學會會訊》第 16 期，2003} 年。 53_{許佩賢，＜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立（1895－1911）＞，國立台灣大學歷史} 研究所博士論文，2001 年。 54_{金湘斌，＜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運動會之研究（1895－1945）＞，《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37 期，} 2005 年。 55_{游鑑明，＜日治時期台灣學校女子體育的發展＞，}_{《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20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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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女學生對自己的看法，及社會大眾對女子受教育的反應。同時藉由女學生在公學校運動會初期，因女子體育尚未發達與纏足的影響，所參與的運動會項目多半為帶有遊戲性質的輕便項目，其後藉由學校體育教育改變女學生之身體狀況而有所改變。不同於傳統漢人對教育的觀念，隨著女子教育的實施與被重視，必然使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在文化與教育觀念上產生轉變。此外，公學校中推行的登山活動也是一種文明經驗。殖民當局透過登山活動形塑日本統治為臺灣帶來近代文明的意識型態，並以此活動強化臺籍學生的身體和心理素質，建立新的價值判斷、道德標準。在社會領導階層也從事登山活動的典範學習之下，臺籍學生在身體改造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接受了日本國家意識型態。56 綜上所述，新式學校與地方社會的關係明顯不同於傳統漢人的教育，對此，《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一書有深入的探討與例子。57_{關於臺灣人對於近代學校的初次嘗試，} 從國語傳習所的成立與運作情形，可了解統治者最初對於殖民地教育的態度，以及當時的臺灣人或因堅持傳統而抗拒、或因考量時勢而接受等現象。其次，透過對公學校經費問題的探討，可釐清近代學校的創設與地方社會的關係，並且以新竹地區為例子，說明近代學校在臺灣的發軔，及其定著於地方社會的過程。因此，從學校與地方社會之間關係的面向，可更實際地窺見社會文化的轉變。以上這些研究，為探討公學校教育對社會轉變之影響此一課題，提供多樣的研究路徑。而這些從不同角度探討公學校教育課程內容，及分析日治時期新式教育對臺灣社會所造成之影響的研究，將是本論文企圖透過苗栗地區從書院教育過渡到公學校教育的實例，探討日治初期臺灣社會變遷的基礎。四、日治初期的書房教育臺灣進入日治時期後，傳統的書院雖然遭到廢除，但臺灣人受教育的需求並未因此中斷。在統治者別創新的教育體制，以推行其殖民教育政策的同時，民間的書房依然是 56_{林玫君，＜健康、實學與教化－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登山活動的論述分析＞，}_{《臺中技術學院人文社會} 學報》第五期，2006 年。 57_許佩賢，_{《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北：遠流，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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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臺灣人受教育的主要場所，而且幾乎整個日治時期書房教育都是存在的，甚至一度蓬勃發展，其後才緩慢漸衰。因此，在新舊教育體制漸進、重疊的遞嬗過程中，書房的存在自有其特殊的內涵及意義。關於書房的研究，《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一文首先對臺灣清領時期書房教育的目的、性質、師資、教學、課程內容等作出說明，58_{並從中提出書房存在的價值、發} 揮的功能為何，以及書房本身自變、政治權利干涉書房等問題，作為探討書房教育對日治初期社會文化所象徵的意義。從書房政策、制度的演進來看，書房先是因為日治初期的殖民政權而瀕於廢滅，待臺灣人的反抗被鎮壓之後，書房才又漸次恢復興盛。日治初期，總督府除了應急的國語傳習所之外，尚未建立新的教育體制，因此，先著手調查書房等傳統教育機構，並得出初步的政策方針：遽然廢除書房將影響教師生計，造成施政的妨害，同時，總督府受限於經費不足，尚無法設立取代書房的教育機構，因此，保存並改良書房，成為日治初期對書房的主要政策。其後，甚至開始有利用書房灌輸日本國家意識，培養日本國民精神的提議出現。59 1898 年，總督府擬設立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然而，卻有「與其禁絕書房而喪失民心，不如因勢利用」的看法出現，提議以書房教師充當公學校教師，課程方面同時教授新教育與書房教師的句讀，並擬定「再興書院，利用書房，以圖國語（日語）之普及」的學政方針。60 1898 年 1 月，總督府學務部作成「關於書房義塾規程」草案，計畫督促書房義塾改變，以作為普通教育的基礎。1898 年 11 月 10 日，頒訂「關於書房義塾規程」，正式將書房納入管理。61 1922 年，「私立學校規則」頒布後，書房義塾亦歸入該規則管理，「關於書房義塾規程」因此廢除。62 對於書房教育實質內容演變情形的探討，《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得出如下的結論：總督府的書房教育是利用舊制度，並節省教育經費支出，同時又避免了突然禁絕 58_吳文星，_{〈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_{《思與言》第 16 卷第 3 期，1978 年，頁 2-89。} 59_吳文星，_{〈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 64。} 60_{不著撰人，《台湾教育沿革誌》（台北：台湾教育會，1939），頁 219-220。} 61_{不著撰人，《台湾教育沿革誌》，頁 970-975。} 62_{不著撰人，《台湾教育沿革誌》，頁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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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傳統士人的謀生之道，所可能導致的統治上的困擾。綜而言之，日治時期的總督府對書房教育採取的是溫和漸禁主義，並且以法令漸次約束，使其在合乎統治者教育目的之下存在。而書房教育也就因此成為日治時期維繫漢文教育與文化，並維持臺灣人民族認同的主要媒介。《日據時代臺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一文，則是在以往闡明書房質變、量變情形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書房與同化政策及代近化時代潮流的關係。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深受日本化和近代化取向的社會變遷驅力所制約，書房的質變、量變亦深受此時客觀社會環境的影響。總督府對書房教育從初始的溫和漸禁，到 1920 年以降，隨著各項同化措施日益積極且具強制性，固守舊態的書房只能關閉，而繼續開辦者只能配合統治者政策及法規的要求，扮演公學校輔助機構的角色。然而，以教授漢文為主的書房畢竟與統治者的殖民政策是相衝突的，因此，在總督府的壓制和禁絕之下，書房在臺灣社會所能發揮的影響及層次，均受到相當的限制。63 透過書房相關政策、制度，以及書房教育內容演變過程的探討，可窺見書房教育在傳統教育及新式教育重疊、遞嬗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特殊意義。其中，不同階層、世代的人擺盪在新、舊教育體制之間，所做出的抉擇與肆應，正反映出當時臺灣社會文化質變的情形，以及臺灣人對於殖民政權的想法與感受。五、世代概念、教育與社會文化轉變日治時期對臺灣社會而言，無疑是一種極大的變動。然而，「時代的變局是要有活生生的人群去承受才成其為變局」，64_{因此，透過對人群的瞭解，才能更清楚掌握一個時} 代變局的過程與意義。也唯有瞭解人群所處的環境，及其與不斷變動之環境的相互關係，才能對人群的集體心態有所掌握，並將人群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予以深入的詮釋。歌德曾說過：「任何人只要早生或晚生十年，就他個人的教育和行動的範疇而言， 63_吳文星，_{〈日據時代臺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_{《思與言》第 26 卷第 1 期，1988 年，頁 101-108。} 64_周婉窈，_〈_{「世代」概念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_{《當代》第 188 期，2003 年，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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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可能成為一個完全不同的人」。65_{從這段話中可看出，個人會成為何種人，具有何種} 的價值觀念、行為特質，甚至在人群的互動中將會形成何種文化、風俗，這些和個人所生存的時代、環境及其養成教育有密切的關係。然而，即便是在相同的時代，個人所受的教育不同，或是時代發展過程中任何階段的轉變，都有可能在人群中形成價值觀念、文化內容極度不同的「世代」。關於「世代」的論述，史學家馬克‧布洛克在《史家的技藝》一書中指出：大約同時生在同樣環境中的人，必然受到類似的影響，尤其是在他們的成長期。經驗證實：拿這樣的一群人來與比他們年老許多或年輕許多的團體相比較的話，他們的行為顯示出某些一般而言相當清楚的特徵。即使是就他們最不相像的地方而言，也是如此。就算是敵對的雙方，都被同一爭論所激怒，這也仍然表示他們是相像的。這種來自同一年代的共同烙印正是造成一個世代（generation）的東西。……世代的週期絕不是規律的。當社會變遷的規律或快或慢時，世代之間的邊界也隨之縮小或擴大。在歷史上，某些世代長，某些世代短。只有靠著觀察，我們才看到曲線改變方向的各個點。66 如前所述，歷史上特定的世代必須透過具體的觀察來理解。如何在世代概念之上，說明一個時代中某種「世代」的形成，進一步分析其間來自階層、族群、性別等因素的影響，甚至分析同一時代中，不同世代人群如何互動，並且形塑了社會文化，這些都是值得加以探討的問題。因此，「世代」的概念有助於透過不同人群的作為，來理解社會轉變的過程。而本論文即企圖透過日治時期臺灣人（特別是經歷傳統與近代化教育轉換時期者），對「接受教育」一事的作為，呈現當時社會轉變的情形。從「教育」轉變的面向切入，以苗栗地方社會為例，英才書院僅運作、維持了六年的時間，進入日治時期就被新式公學校教育所取代，傳統讀書人面對教育制度轉變，他 65_{轉引自周婉窈〈「世代」概念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_{《海行兮的年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 臺灣史論集》（臺北：允晨，2003），序文。 66 Marc Bloch 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臺北：遠流，1989），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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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或抗拒、或適應、或協力的方式，反映出他們對社會生活、內涵轉變的感受。至於他們的子弟，也就是進入日治時期以後，接受新式學校教育的一代，他們在統治者以「同化」為導向的教育中，透過知識學習與身體的經驗，建立對自我、社會、國家的認知，並將這些認知與實際生活方式帶進家庭，從而促進了整體社會、文化的轉變。因此，透過對於社會中不同世代的觀察，當能更看出社會逐步變化的過程。 第四節研究方法 本論文企圖藉由清末過渡到日治時期「教育」制度與內容的改變，探討地方社會人群在「接受教育」一事上的作為，反映出何種社會內涵的轉變。由於本論文以苗栗地方社會為探討實例，因此，在年代的劃定上，便以傳統漢人教育機構英才書院（位在苗栗文昌祠內）建置的光緒 15 年（1889），到殖民統治者公學校教育已穩定發展，而地方文士卻仍為了維繫傳統而在文昌祠內成立「栗社」（詩社）的 1927 年為主要探討範圍；在研究內容上，則是以教育制度、形式、課程內容的轉變，以及地方社會文教人物與「教育」互動的情形為探討主軸；在研究方法上，是以「歷史研究法」67_{為主，盡可能地還} 原該階段歷史的社會背景，以便確認過去或目前的環境中，許多事情、問題之所以形成，其中的來源、因素、特徵、發展脈絡等。本論文首先藉由苗栗地區拓墾、發展過程，呈現移墾社會如何逐步建構成漢文化類型的社會；其次，透過從文昌祠出現到英才書院建置、運作的過程，說明清末苗栗地區已具備儒化社會的特質，作為以下探討日治時期地方社會內涵轉變的對照基礎。關於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本文首先概述國語傳習所、公學校設置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並將總督府教育相關的政令、措施，按照時間的脈絡予以整理呈現，輔以官方公報、及報紙相關資料，以此說明日本殖民地教育以「同化」（包括日本化、近代化）為目標的特性。其次，藉由教育實施、教育內容的探討，說明教育轉變為社會內涵帶來的影響。 67_{「歷史研究法」是指有系統地蒐集整理過去所發生事件的相關資料，並能客觀地予以評鑑，以釐清事件} 的因果、趨勢，並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能對解釋現況有所助益，甚者得以預測未來的一種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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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殖民統治者企圖透過教育同化臺灣人之時，卻也遭遇了另一種文化上的抵抗，此時，書房教育扮演重要的角色。傳統書房教育在民間延續了漢文化傳統，而總督府利用、改良書房的策略，並未能完全消滅臺灣社會的傳統文化；因此，透過對書房的探討，去理解社會文化變遷中某些事物「何以不變」的問題，正反映出臺灣人面對日治時期社會轉變的某些心態與適應情形。歷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便是針對任何歷史事件或現象，經過比較研究「同中求異，異中求同」的並列分析方法，以彰顯其歷史意義。在充分理解清末到日治時期苗栗地區教育的轉變過程後，本論文擬運用比較研究方法，分析探討下列問題：1.將書院教育與新式公學校教育相比，在教育層面中，日治時期的苗栗地方社會呈現何種有形、無形的轉變。2.在清末與日本殖民政權轉換之際，苗栗地方社會的文教人物對「接受教育」一事的作為，其「變」與「不變」的情形，正象徵其適應變局的心態與感受。3.傳統與近代教育銜接之際，日治初期的臺灣社會，是否在變局中形成了一個特色鮮明的「世代」。從書院教育到公學校教育，無論社會性質如何轉變，都需要有「人」去承受，其意義才得以彰顯。因此，對於不同歷史時期人們「接受教育」情形的比較研究，將有助於我們對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內涵有較切近的理解。 第五節論文大綱 本論文預計撰寫六個章節，各章節主要標題與內容說明如下：第一章緒論第一節問題的提出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三節研究回顧第四節研究方法第五節論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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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經由漢人長時期的拓墾，以及原鄉生活方式的移植，特別是科舉、教育方式的引入，使得清末臺灣的社會已然呈現「儒化」的特質；然而，隨著臺灣進入日治時期，統治政權及各項制度的轉變，使得臺灣的社會加快了「近代化」的質變現象。因此，本章首先說明選擇「教育」面向為探討取徑的原因，其次，對「儒化」社會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近代化」作出定義，並探討清末過渡到日治時期苗栗教育的轉變，以及當時的人（特別是文教型人物）對新式教育的態度與適應。第二章文昌祠、英才書院與清代苗栗的教育第一節苗栗的開發與教育發展第二節從文昌祠到英才書院第三節英才書院的組織、經費與運作第四節小結乾隆年間以降，漢人大量入墾苗栗地區，隨著土地的漸次開發，家祠、公嘗的建立，漢文化思想觀念、士子科舉社群與文教型領導階層逐漸形成，使苗栗地區成為漢文化類型（儒化）的社會。此時，文昌祠與英才書院的出現，象徵移墾社會已然發展進入文治社會，而漢文化政權與教育體制也定著發展於苗栗。透過英才書院的建置與運作，本章擬呈現清末苗栗地區儒化社會的內涵，並以之作為探討日治時期社會轉變的對照基礎。第三章國語傳習所時期苗栗的教育第一節乙未割臺的「變局」第二節苗栗國語傳習所的設置第三節國語傳習所的課程與發展第四節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