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文擬以「從書院教育到公學校教育：清末到日治時期苗栗地方社會的變遷（1889

～1927）」為題，以苗栗此一地方社會為空間範疇，探討清末傳統書院教育到日治時期

3本論文中的「臺灣人」一詞，主要是指稱當時臺灣島上的漢人。1895 年日本領有臺灣時，臺灣約四百萬 的住民中，他們約佔百分之 95 的人口數。

新式公學校教育的過程中，人們對於教育制度與內容轉變的適應情形，以及新舊政權交 替之際，苗栗由「儒化」社會逐漸加深其「近代化」程度的過程。

從清末到日治時期，分別坐落於苗栗街主要幹道南、北兩處的「英才書院」與「苗 栗公學校」，這兩種不同型式、內容且各有運作方式與社會意義的教學場域，先後出現 在歷史時間的縱軸上，它們接續地扮演地方社會中傳遞知識、文化傳統、價值觀，甚至 是國家控制、教化工具的角色。然而，是何種歷史文化背景，促成這些教育場域的出現；

是何種人群互動關係，維持「教育」一事在地方社會的運作；是何種教育內容的差異，

形塑出清末到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制度、生活等內涵的轉變；這些是本文透過教育演變的 取徑所欲回答的問題。

由於本文以「教育」為探討取徑，因此，文中所指的「地方社會」在具體的地理空 間上，是以苗栗（約當今日苗栗市）為範圍；在抽象的空間上，清末是以苗栗的教育活 動及「英才書院」為中心，與之相關文教人物的活動網絡為範圍，日治時期則是以「苗 栗公學校」為中心，與其相關文教人物的活動網絡為範圍，以此作為本文討論的空間範 圍。至於探討的時間斷限，則從清末到日治時期文昌祠內「栗社」（詩社）成立的 1927 年為止，以呈現傳統儒學在日治時期殖民統治者的壓抑下，依然續存於地方社會的情形。

苗栗（約當今日苗栗市）在明朝以前，原是漢人足跡罕至的蠻荒未闢之地，屬於道 卡斯平埔族貓裏社及嘉志閣社的社域。明永曆年間，鄭經命右武衛劉國軒經略蓬山八社 及後壠五社⁴，範圍即包括今日的苗栗地區，其後此地始逐步拓墾，人煙漸稠。⁵苗栗地 區由於漢移民的拓墾、開發，至乾隆下半葉，漢式水稻業的維生方式趨於穩定，同時，

漢移民也將原鄉生活方式帶入，於是，苗栗逐漸成為由少數的地方民間領導階層以及廣 大人民群體構成的傳統漢文化區域。⁶

在漢文化移植的過程中，教育是重要管道。在漢文化的教育體系中，儒學偏重科考

4「後壠五社」是指居於後龍溪下游南北兩岸近海一帶的後壠社，居於後龍溪下游較近內陸一帶的新港社，

居於中港溪下游出海口的中港社，以及居於苗栗市一帶之嘉志閣社、猫裏社。黃鼎松編纂，《重修苗栗縣 志》，卷四，人文地理志（苗栗：苗縣府，2006），頁 129。

5不著撰人，《苗栗文昌祠之調查研究》（苗栗：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1994），頁 7。

6潘朝陽，＜臺灣傳統漢文化區域構成及其空間性：以猫裏區域為例的文化歷史地理詮釋＞（臺北：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頁 105。

舉業，社學、義學、書房屬於基礎教育，而「書院」既「作學問」又「考試時文」的特 質，則擔負起地方文運與普通教育的雙重責任，成為清代臺灣教育的中心。⁷臺灣文教 開發的進程，往往是跟隨在土地開發後面行進的，⁸因此，隨著拓墾進入中、後期，有 鑑於地方文風漸興，各地紛紛有文昌祠及書院的建置。光緒 8 年（1882），苗栗地方耆 紳倡議捐建文昌祠，光緒 11 年（1885），苗栗文昌祠完工，其後，為弘揚文教，提升文 風，教化學子，光緒 15 年（1889）冬，地方官員、謝維岳等人倡議創設英才書院，但 由於院舍未建，暫以縣署禮房為辦公處所，光緒 18 年（1892）才改設於文昌祠倉頡廳 內，至此，苗栗文昌祠兼具了文廟與作育英才之書院職能。

苗栗文昌祠並未留存任何碑記，但光緒 16 年（1890）苗栗城隍廟建成時，苗栗首 任知縣林桂芬曾撰有〈新建苗栗縣城隍廟碑記〉，⁹內文中提及興建書院的意義。出生於 苗栗嘉志閣（嘉盛）的地理學者潘朝陽解讀該碑記認為：清廷認為當時猫裏（苗栗）的 人文條件已大致具備，必須將其正式納入統治官僚體系，同時，國家機器也有必要進入，

「在地」加以治理；因此，「首建衙門為撫字、催科之地，繼興書院為觀風問俗之區。

陽綱既立，陰律宜修。……草創之初，種竹為城而有官守，則陰陽一體，城隍尊神安可 闕如？宜建廟宇，春秋崇祀，使民咸知畏敬恐懼。」清廷對臺灣的統治手法，首先是透 過代表軍政的「衙門」，由官員兵弁曹吏加以治理；其次，以「書院」進行有利於統治 者利益之文化意識灌輸；其後，則藉由「神道設教」以「城隍」象徵陰間的司法，使民 眾敬畏恐懼而安分守紀，以達成治理控制地方的目的。然而，「書院」和「神道設教」

的推動，則往往必須藉由地方士子、商紳、耆老等民間領導階層的力量。¹⁰以此可見，

書院對於傳遞儒家科舉文化的重要性，而透過書院教育產生的士子群體，往往成為地方 社會的領導階層，對於地方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教育是培養社會領導階層主要的管道。¹¹文教型的領導階層，往往成為地方公共事

7王啟宗，《臺灣的書院》（臺北：文建會，1999），頁 11-20。

8王啟宗，《臺灣的書院》，頁 35。

9《苗栗縣志》，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一輯（14），頁 231-232。全文參見附錄一。

10潘朝陽，＜臺灣傳統漢文化區域構成及其空間性：以猫裏區域為例的文化歷史地理詮釋＞（臺北：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頁 104-105。

11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出版社，1992），頁 8。

務及文教事業的領導中心，對地方事務擁有決策權和影響力，對社會秩序的維持和政治 的運作也有所貢獻。¹²透過苗栗地方教育相關文教人物的作為，大略可見文教型領導階 層如何參與地方社會的運作，及其所發揮的影響，這有助於理解清末苗栗此一移墾社 會，如何透過教育、科舉的參與，逐漸成為漢文化類型的社會。苗栗的教育從無到有英 才書院出現，反映出清代苗栗地方社會在官方統治力量到達的同時，也因為漢文化的移 植而逐漸儒化的現象；¹³而書院建置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其運作與維持的方式，則呈 現漢人民間社群的力量，對於清末苗栗地方從移墾社會轉變為儒化社會所起的作用。¹⁴ 臺灣自清中葉以來，已從移墾社會轉型為文治社會，依據李世偉的觀點：在漢文化 區域中，文治社會的重要特徵，便是科舉制度、教育體系、儒學文化三者合一的社會。

15而本文中的「儒化社會」一詞，即採取這樣的定義。在儒化社會中，以儒家文化為內 容的科舉制度、教育體系，成為傳統士紳文人追求的價值，也是主要的文化認同對象，

然而，因為這種文化認同的根深蒂固，使得日本殖民政權將新式教育體系引入臺灣之 際，所引發的臺灣人適應問題、儒化社會逐漸加深對近代化事物的接觸問題，具有探討 的意義。

「近代化」是指近代以來，世界各國向西歐及北美等國家學習其近現代以來形成的 價值，以尋求新發展的過程，因此，其內涵與「西方化」相似。臺灣社會在日本殖民統 治之下加快了近代化的速度，由於日本本國的明治維新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西化運動，

日本人自稱為「文明開化」，因此，日治時期臺灣的「近代化」，其實就是「文明化」， 其具體內容展現在學術知識的科學化，風俗改革上的放足、斷髮運動，在教育上便有新 式教學場域—公學校的出現。¹⁶在此基礎上，本文中的「近代化」在教育層面上是指：

以新式公學校為普遍教育的場所，以殖民統治者利益與日本國民養成為依歸而設計的課 程為教育內容，透過學校教育的實施，使地方社會中的人、事、物逐漸加深其「文明化」

的過程。其後，透過人群的互動，將近代化擴及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等各個層面。

12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11。

13王啟宗，《臺灣的書院》，頁 42。

14潘朝陽，《臺灣傳統漢文化區域構成及其空間性：以猫裏區域為例的文化歷史地理詮釋》，頁 102。

15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文津，1999），頁 9。

16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臺北市：聯經，1998），頁 138-144。

任何不同的文化在初相遇時，都會為相異的雙方帶來震撼與衝擊。對於臺灣日治時 期的歷史，以往多從統治者的角度來思考、看待，這樣顯然不夠客觀、周全，若僅從單 一角度看待已行諸文字的歷史紀錄，往往會因此而失之偏頗。對於過往的歷史紀錄，「知 其然」固然是一種了解，但「知其所以然」才能產生較確切的、同情的理解。因此，探 討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從儒化逐漸加快近代化腳步的過程時，從被統治的地方社會人群所 做、所想、所言加以了解，是必須兼顧的一個面向。

日本殖民政權將近代學校教育引進臺灣，藉此進行殖民地的教化工作與國民養成，

公學校便成為臺灣人開始接觸有別於傳統漢文化教育之近代化新式教育的管道，人們並 以此為媒介認識新的政權，同時參與新的社會運作方式。¹⁷於是，已然是漢文化區域、

儒化社會的苗栗，在明治 29 年（1896），有「苗栗國語傳習所」的成立，明治 31 年（1898）， 有「苗栗公學校」成立；¹⁸而臺灣人在「接受新式教育」一事上，對抗、接受、隱忍、

協力等的應對過程也於此展開。

「同化」一詞，是指在殖民過程中，壓抑被統治者固有文化、社會組織的特質，並

「同化」一詞，是指在殖民過程中，壓抑被統治者固有文化、社會組織的特質，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