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回顧
書院並非原生自臺灣社會的產物，此種教育體制是伴隨漢人的拓墾移植到臺灣，並 且隨著開發的進度逐漸發展、定著於地方社會，因此，書院教育對於臺灣成為以漢人為 文化主體的社會，具有象徵性、關鍵性的意義。然而，歷史的偶然發展，使臺灣成為日 本的殖民地，社會文化再次產生轉變，同時，殖民統治者引進的新式國語（日語）教育、
公學校教育，也普及並強化了這些轉變。
傳統書院教育與新式公學校教育的銜接，並非單純地一興一廢如此截然分明，「受 教育」的主體—臺灣人，與統治者引進之新式教育的互動情形，使得傳統與新式教育體 制的過渡、銜接過程，呈現出複雜的現象。然而，對於統治者所推動的「國語傳習所」、
「公學校」，以及民間依然盛行的「書房」、「書院」教育，臺灣人如何去適應、選擇，
這些對於理解日治初期臺灣社會文化的轉變，以及當時人們的感受，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因此，本節將檢視書院、書房、國語傳習所、公學校等相關研究的既有成果，同時說明 這些研究與社會文化轉變的相關性。
一、清末臺灣的書院與地方社會
書院在中國傳統的教育體系中，是不同於學校的一種機構，書院原來是講書、寫書 的地方，而不是肄業（學習）的場所。21宋代程朱理學興起之後，書院開始成為學術研 究的場所，在學校的功能之外，同時兼具培養士子的功能。22隨著有清一代漢人的移墾 浪潮，書院制度被帶入台灣社會，此時，無論官方或私人書院均受政府監督，同時性質 也漸趨複雜，有講求理學的書院、考試時文的書院，也有博習經史的書院。23
臺灣書院的設置，始於康熙 22 年（1683）施琅收復台灣，在台南創建最早的書院——
西定坊書院。其後，台灣陸續出現不少書院，但當時都還兼有「義學」（專為貧寒子弟 而設立）的性質，直到康熙 43 年（1704）知府衛臺揆就台灣府的東安坊義學改建為崇 文書院，真正的書院才正式出現。而書院設置的目的，就在於「導進人才，廣學校所不 及」。24
臺灣書院的創置，大致分為官憲倡建、官民倡建以及紳民倡建三種。苗栗設縣後，
為推行教育提升地方文風，光緒 15 年（1889）底，於縣治所在的苗栗街文昌祠內創設 英才書院，由知縣林桂芬與廪生謝維岳等三十餘人籌設，屬於官民合建的書院。一般書 院多崇祀文昌帝君或朱文正公，而英才書院則因暫設於文昌祠內，所以考課與祠祀功能 分立，各有獨立的財產體系，基於這樣的特殊性以及書院財產獨立運用的方式看來，英 才書院是一座以考試時文為主，輔助科舉考試為副的書院。此外，從書院內部組織而言，
書院是擁有財產權的主體，並訂有章程作為行政運作之依據，及處理財物、發放膏火的 標準，因此，也可說是教育人才的一種公共事業。25
早期對於書院的研究，多著重在大陸地區歷史上的書院，並以書院的沿革、組織、
制度為主，較無法窺見書院在臺灣落地生根的地區特殊性。對於臺灣書院的研究，最早 的專書作品可說是馬肇選的《臺灣書院小史》，然而，其內容以泛覽為主，缺乏深入的
21張勝彥，〈清代臺灣書院制度初探（上）〉，《食貨月刊》6 卷 3、4 期，1976 年，頁 95-96。
22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 年），頁 17。
23不著撰人，《苗栗文昌祠之調查研究》（苗栗：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1994），頁 35。
24林文龍，《臺灣的書院與科舉》（台北：常民文化，1999），頁 14-32。
25不著撰人，《苗栗文昌祠之調查研究》，頁 36-37。
分析探討。26此外，雖然有將書院視為臺灣社會發展之產物加以探討者，但仍將書院看 作是大陸（特別是閩粵一帶）書院的延續。27另外，也有從緬懷古蹟面向加以探討者，
然而對書院本身教育、制度、內涵等層面的討論不多。28還有將書院視為清代台灣教育 重點而探討者，但仍僅限於對書院制度中組織、制度、人事的概況進行描述與比較。29 然而，有些研究已注意到，臺灣地區書院存有的移墾社會特質，認為中國傳統文化 藉由書院的管道，影響台灣教育的發展，30或是清代漢族移民透過書院教育，在臺灣傳 承中國文化傳統。31 此外，近年來也有針對個別書院做出深入探討者，他們探究書院與 地方社會的互動，以及對地方文教的影響，32或是書院培育士子的功能，對地方教育、
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影響，呈現書院與地方發展的密切關係。33以上的諸多研究 說明了書院在臺灣此一移墾社會的存在意義，以及書院對地方社會、文化發展之影響力。
設於苗栗文昌祠內的英才書院，從清光緒 15 年（1889）創建，到 1895 年臺灣進入 日治時期，僅維持了短短六年的時間，關於該書院的歷史背景、書院形制、章程、學規 等相關介紹，以《苗栗文昌祠之調查研究》一書較為完備，但對於英才書院在苗栗地區 社會文化、教育發展上的意義，則缺乏較深入的研究探討。即便如此，英才書院仍是探 討清末過渡到日治時期，苗栗地區教育轉變之先備基礎，在此基礎上，本文將對苗栗從 儒化社會逐漸加深其近代化程度的轉變進行相關探討。
二、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
明治 28 年（1895），日本領有臺灣之初，一切設施均以軍事為前提，然而，為了遂 行對臺灣的統治，透過「教育」以解決語言溝通問題是迫切要務，因此，總督府在所屬 的民政局內設置學務部，以綜理臺灣的教育事務。34
26馬肇選，《臺灣書院小史》（彰化：省立彰化社教館，1997），頁 62-85。
27黃秀政，＜書院與臺灣社會＞，《臺灣文獻》，31 卷 3 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80），頁 10-18。
28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台北：故鄉，1986）；王啟宗，《臺灣的書院》（台北：文建會，1987）。
29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台北：常民文化，1999）。
30許世穎，＜清代臺灣書院之研究＞（台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碩士論文，1995）。
31葉憲峻，＜清代臺灣教育之建置與發展＞（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32許楓萓，＜清代明志書院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33陳紫屏，＜清代臺灣學海書院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34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 24。
教育若要作為社會運作中穩定而持續的一部份，教育制度的建立是首要之務。關於 日治時期的教育，《台湾教育沿革誌》對於相關制度與法令的演變，有條列明確的紀錄。
35首先，在學事行政方面，依據總督府不同時期的政策方針，就教育相關法令依時間先 後予以臚列，呈現整個日治時期教育制度、政策上的演變。其次，針對初等教育、師範 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私立學校、特殊教育及社會教育等不同階段的教育，在學 制、課程、學校規則、相關法令等方面予以紀錄，勾勒出整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整體 架構。《台湾教育沿革誌》是以官方的角度，從政策、法令、規則的制訂，來呈現整個 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沿革，對於探討日治初期臺灣新式教育的產生，以及總督府對於民 間存留的傳統教育機構—書房的管理，提供了制度面的依據。然而，對於臺灣人接受教 育的心態以及應對方式，從中所能得知的仍屬有限。因此，仍須透過由下而上的民間觀 點、民間資料，來補充對於「人與制度」互動的理解，以透過教育取徑釐清日治時期社 會文化轉變的情形。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研究，曾有 1908 年華盛頓內政部教育局出版，由阿 諾（Julen H. Arnold）所著的一篇專論 Education in Formosa（中譯：《臺灣教育》），36文 中雖觸及一些教育與文化的命題，然而，由於臺灣當時的現代化教育尚屬過渡、萌芽階 段，因此，可供論述參考者不多。1927 年，日人吉野秀公以日文著有《臺灣教育史》，37 書中資料相當豐富，然而，反映的是日本人的觀點，同時較缺乏對文化問題的深入探討。
1929 年，林茂生38的論文〈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 與探討〉，39則是以臺灣為本位，就文化、地理、歷史等角度，評論日本在臺灣所施行教 育的特色與缺點。該論文就臺灣學校教育的形成、沿革及主導發展的方針，提出歷史解 釋與說明，並分析教育活動中文化衝突與融和的原因與影響，同時指出，以同化為依歸
35不著撰人，《台湾教育沿革誌》（臺北：台湾教育會，1939）。
36Arnold, T. H., Education in Formosa, Department of Interior, Bureau of Education, Washington, 1908.
37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報，1927）。
38林茂生，1887 年生於臺南府城。1916 年畢業於東京帝大文學部哲學科，同年 9 月，回鄉獻身於臺灣的 基督教教育（長老教會中學即今長榮中學）。1927 年授命於臺灣總督府，奉派以研究員名義赴歐美深造，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研究教育與哲學，1929 年完成博士論文—〈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 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是臺灣第一位哲學博士。
39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臺北：新 自然主義，2000）。
的教育違反民主主義教育的精神。該論文詳細審視了 1895 年至 1929 年間，臺灣教育行 政和教育體系之演變，雖部分肯定日本在推動臺灣教育普及所做的努力，但也批評了同 化教育政策對臺灣本土文化的壓抑，並檢討教育制度的變革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因此，
為探討日治初期臺灣社會文化開始殖民化、現代化的情形，提供了教育、文化面向上的 觀察與分析。
關於臺灣日治時期的教育史，撰寫得最完整的應屬日人派翠西亞‧鶴見在哈佛的博
關於臺灣日治時期的教育史，撰寫得最完整的應屬日人派翠西亞‧鶴見在哈佛的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