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王藍小說中國共內戰之描述與詮釋
第三節 「未完‧待續」的結局
一、國共戰爭的結局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政府立刻又面臨了另一個挑戰──共 產黨的意識形態爭奪戰爭。
在抗日戰爭末期，國共之間開始就戰爭結束後的權力分配進行和談。
中共的談判者善於利用情勢，決定最有利的談判時機與條件，其要求常以 螺旋式升高，利用辯證邏輯來困擾國民黨，並建立原則，誘使國民黨接受
，以取得有利的談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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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戰爭結束時，國民黨擁有200萬陸軍，特種兵36萬，非正規部隊 74萬，空軍16萬，海軍3萬，後勤、機關和院校101萬。在人數上享有絕對 的優勢，再加上美國援助許多先進的武器，所以在1947年以前，國民黨的
134 陳建忠，〈流亡者的歷史見證與自我救贖──由「歷史文學」與「流亡文學」的角度重 讀台灣反共小說〉，頁9-44。
135 趙建民，〈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五年之國共和談：過程、爭議與中共策略〉，頁17-43。
「抗日」與「反共」──王藍小說中的戰爭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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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行動較為順利，國民黨的軍隊甚至在1947年3月攻陷陝北延安。
抗日戰爭時，國民黨政府採取的方式是敗而不降，在淪陷區放棄鐵路 沿線，以游擊戰為主。但是在國共內戰時，國民黨的軍事政策卻是力求速 戰速決，全力搶通鐵路沿線及搶佔大城市，共軍在與國民黨軍隊交鋒失利 後，很快的退回農村，重新整備，並動員農民協助作戰，採取持久戰。當 國民黨軍隊佔有的城市越多，範圍越大時，軍事的支出就越來越多，導致 國統區的通貨膨脹日形惡化。當國民黨在農村徵兵徵糧時，無法應付的農 民就在中共「保田保家」的號召下加入共軍。
美國希望抗日戰爭結束後的中國能成為東亞的穩定力量，再加上對延 安政權的好感，所以雖然支持國民黨政權，但是卻極力促成國共合作，進 行停火談判。可惜美國的調停最後在中共的反帝國主義宣傳，以及美國軍 人的不當行為下，終告結束，美國並停止武器援助國民黨政府。腐敗的國 民黨政府及軍隊，再加上美援的斷絕，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最後以失敗 告終。
胡素珊在探討國共內戰的結局時，從中國內部的問題出發。她指出自 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批判國民黨背叛了選民賦予當選政黨的執政權──過度 的腐化與專制，並且將批判政府的記者、教授、學生一律指為共產黨。知 識分子呼籲停止國共內戰的原因，是因為中國人民為戰爭承擔了沈重的代 價，而並非是為共產黨爭取擴張的時間。許多知識分子在1948年之前，還 是不斷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批評及建言，顯示他們還是認同國民黨的執政權
。但是在1948年底之後，知識分子已鮮少在報刊上發表意見，因為他們已 經不再承認國民黨的統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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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胡素珊著，啟蒙編譯所譯，《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頁16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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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藍長篇小說的結局
王藍雖然在其文學作品中，一再說明國民黨政府失去大陸的主因是共 產黨的狡詐以及國民黨過度迷信武力，忽視文藝。但筆者對王藍的文學作 品進行文本分析，發現王藍試圖將其對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的瞭解，透過 其文學作品傳達給讀者及當權者，希望當權者能改變其錯誤的政策，增強 實力，最終贏得國共內戰的勝利。
（一） 官員貪污
國民黨官員的腐化，並非從國共內戰時才開始，而是早在抗日戰爭期 間的國統區，就已有許多官員生活奢侈腐化的情形。許多抗日戰爭時期的 文學作品皆對國民黨的腐化進行批判，如張天翼的《華威先生》（1938）以 及茅盾的《腐蝕》（1941）。劉心皇認為，這些作家深處於國統區，不知道 國民黨在前線抗敵的情形，「他所有所聞的不肖的公務員營私舞弊的情形，
他知道得很深刻，因而寫得活靈活現，非常形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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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藍在1940年抵達國統區，進入雲南大學就讀。在此期間，王藍也觀 察到了國民黨官員的腐敗情形，但是王藍在文學作品中，一律把這些人歸 類為「少數的投機政客」。在《長夜》中，畢乃馨的父親畢教授在專題演講 時，大談國民黨政府官員生活腐化的現象時，立刻有「三青團」的團員出 面反駁：「您只指出政府一、二官員生活腐化；那中共邊區的毛主席在陝北 每天抽大砲臺香菸，玩女明星，種植鴉片……您怎麼一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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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與黑》中，國統區腐敗的代表，就是鄭美莊的父親──「不倒翁」鄭總司 令。鄭總司令原本是四川省當地的軍閥，後來歸順中央。鄭美莊的奢侈是137 劉心皇，《抗戰時期的文學》，頁612。
138 王藍，《長夜》，頁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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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印象深刻的，她曾給過100元法幣的小費（當時一雙普通男皮鞋是200 元法幣），他們家在防空警報時，可以躲在防空洞裡面開亮電燈打麻將、鬥 紙牌、吃點心。鄭總司令每天起床後都要先吸食鴉片，喝的是印度來的名 貴洋酒。張醒亞說：「我覺得這座巨宅的一草一木都在低訴著四川人民的悲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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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鄭美莊在天津因玩股票而損失十億時，鄭美莊的家人 也能夠在短時間內將金額全數湊足。在1949年國共內戰最如火如荼時，還 可以和張醒亞吃最好的館子，喝最陳的茅台和大麯，到最豪華的舞廳跳舞。王藍的大學同學「最低領袖」語重心長的說：「這批傢伙混進三民主義的 陣營來，早晚我們要吃大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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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國共內戰末期，不倒翁鄭總司令 選擇共產黨政權，本來已經退居幕後的鄭總司令重新出任要職。王藍最後 透過「最低領袖」說：「你想把鄭美莊變成一個樸實勤儉的好妻子，正如我 們的政府想把『不倒翁』這類軍閥改變成開明民主的愛國志士一樣地困難，她和他們會有一個時期表現良好，可是大風暴來時，她和他們就經不起 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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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抗日戰爭結束後，官員的貪汙腐化已到達引起「民變」的程度。
如1946年1月，發生於浙江省北部的農民暴動。就是因為在抗日戰爭結束後
，地方官員對農民的壓迫更甚以往，農民曾到浙江省政府請願，但卻徒勞 無功，絕望的農民於是自己動手解決問題──痛打壓迫他們的地方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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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結束後，王藍以《掃蕩報》平津特派員兼中央文化運動委員 會總幹事的身份回到華北地區，所以對於國民黨政府官員貪汙腐化的情形
139 王藍，《藍與黑（上）》，頁308。
140 王藍，《藍與黑（上）》，頁267。
141 王藍，《藍與黑（下）》，頁587。
142 胡素珊著，啟蒙編譯所譯，《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頁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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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有更翔實的資訊。在《藍與黑》中，高大爺就勸說張醒亞「五子登 科」：「現在接收大員們都在搞『五子登科』，老弟如有興趣，愚兄我絕對可 以效勞辦到！這五子登科呀，乃是佔房子、搶車子、叫條子、買金子、玩 戲子……人生也就是這麼點享受，何況你們都苦了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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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醒亞在 剛回到天津時，幾乎每晚都有人請吃飯：有中菜館登瀛樓、聚合成；有西 餐廳義順和；有正陽春烤鴨子；有同和居涮羊肉144
。到半個月後，應酬才 逐漸減少。當鄭美莊由四川抵達天津時，親友們又再一次重新宴請張醒亞 和鄭美莊。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時期，其腐敗的情況有增無減，王藍在《藍與 黑中寫道：「若干接收大員，對收復區的人民擺出唯我獨尊的姿態，作威作 福，盡力搜刮，『五子登科』也確有其事。」這些接收大員就如同1945年來 到台灣的接收大員一般，認為淪陷區的百姓與台灣百姓都是協助日軍對中 國作戰的「漢（台）奸」。「一位政府大員到北平召集學生訓話時，竟糊塗 到開口你們偽學生，閉口你們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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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嚴重到，國民黨中央派出 督察團到華北地區調查，並將原本駐紮天津的部隊調到平漢線和共軍作戰，由老廣部隊（中央軍）接手防務。
王藍在《藍與黑》中難過的表示：「我如果每天都拍回重慶這些令人失 望的新聞，我的讀者該是如何傷感啊！可是，怎麼辦呢？一個新聞記者是 不能偽造任何新聞的，我總不能把平津人民的創痛撰寫成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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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舉的亂象
143 王藍，《藍與黑》，頁408。
144 在〈師生之間〉，「我」與慶老師去吃的是北京的東來順涮羊肉。
145 王藍，《藍與黑》，頁415。
146 王藍，《藍與黑》，頁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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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藍曾參加天津市參議員及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兩次皆成功當選。《 藍與黑》中的張醒亞也參與了天津市第一屆參議員的競選，也成功當選了 參議員。張朋園在《中國民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來歷屆議會選 舉述論》中提到1947年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時的從提名開始到選舉結 束後，中國政治社會的亂象。王藍在《藍與黑》中描寫天津市參議員競選 時，暴力脅迫、賄選或保甲長威脅利誘的情形層出不窮。賄選的項目，除 了金錢外，還有棒子麵（玉米麵）、陰丹士林布（英國進口合成布料）、膠 皮鞋等。投票日當天，有專車接送選民的，也有直接拿著寫好候選人姓名 的紙條進行投票的，更有人在投票所附近用現款拉選民的。開票的時候，
落選的候選人還派人到開票所砸票櫃。王藍的文學作品，因為有王藍親身 的經歷作為基礎，應該能夠佐證這一段時間中華民國選舉的亂象。
（三） 軍隊腐化
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就強迫農民負擔軍隊的糧食，導致許多地 方的糧荒。如1943到1944年，河南地區就因為湯恩伯部隊的30萬大軍而造 成嚴重飢荒。許多軍隊還兼營走私貿易，控制當地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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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就強迫農民負擔軍隊的糧食，導致許多地 方的糧荒。如1943到1944年，河南地區就因為湯恩伯部隊的30萬大軍而造 成嚴重飢荒。許多軍隊還兼營走私貿易，控制當地的資源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