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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鷹圖的形成

在文檔中 乾隆宮廷白鷹圖研究 (頁 34-37)

第二章 重建中國朝代的架上鷹圖傳統

第一節 架上鷹圖的形成

在中國花鳥畫的發展中,鷹圖固然也有象徵吉祥的一面,但其武強精神與異 族氣質,和一般吉祥花鳥畫相比,又顯得特別。鷹畫中,部分透過日韓收藏而得 以傳世的中國架鷹圖,和臺北故宮所藏乾隆朝宮廷製作的白海青、白鷹圖,在圖 式上有著相呼應的基本元素,這種一幅一鷹的架鷹圖,畫面上都描繪了馴養器具,

交代了猛禽受人控制的穩定狀態,除了表現鷹本身受到良好照顧的高貴氣質,更 暗示了鷹與人之間具有無形而有效的馴服技術與養鷹知識的系聯。36 這種架鷹圖 在鷹圖發展裡具有什麼特殊的地位?架鷹圖何以能成為繪畫題材?又是何時形成 的?

中國較早期描繪架鷹的圖象出於狩獵場景,如甘肅嘉峪關出土的魏晉墓室磚 畫,可見到手持鷹架的獵人主導一連串狩獵行動,並且,狩獵活動與其他農事、

烹飪、宴飲的磚畫布置在同一個墓室空間裡,是一整套的生活圖像(圖 2-1,甘肅,

嘉峪關魏晉一號墓)。 古代所謂甘肅陽關、玉門關以西的「西域」及嘉峪關一帶 接壤中土過渡之地,相較於適合發展農耕的中原地區之氣候環境,部分季節必須 仰賴狩獵取得食物,鷹獵則為遊牧民族與不利農耕之域居民會使用的打獵手段之 一,本非中原地區的傳統。磚畫一方面合理地反映了這項文化,一方面也可發現 當中多了描繪訓練老鷹的段落(圖 2-2-1,甘肅,嘉峪關魏晉墓六號墓;圖 2-2-2,

甘肅,嘉峪關魏晉墓五號墓),這讓原本建立在鷹與人之間的無形關係,得以透過 訓鷹場面被具體強調,讓整個鷹獵圖像的表達重點,有別於後世行獵圖。這也提 醒了我們,必須注意當中抽象的權力關係來看待架與鷹的組合,方可能理解架鷹 圖得以作為一個繪畫題材的理由。

36 奈良縣立美術館,《平城遷都 1300 年祭特別展花鳥画―中国・韓国と日本》(奈良:奈良縣立美 術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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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Lewis Mayo, “Birds and the Hand of Power: a Political Geography of Avian Life in the Gansu Corridor, Ninth to Tenth Centuries,” East Asian History, No.24 (2002), pp.1-66.

38 葛承雍,〈唐代狩獵俑中的胡人獵師形象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6 期(20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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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鷹具與猛禽的羽爪之差異,突顯了墓主對馴鷹一事的講究。這條資料除了能 夠幫助我們稍微想像當時北宋宮廷畫架上鷹圖的基本模式,更有甚者,遼代的繪 畫具有繼承晚唐的重要地位,而這種一鷹一架的畫法,在後來的架鷹圖上確實也 可見到關聯性,幾乎可視為反映中國王朝架上鷹圖傳統的早期代表作。

根據收藏在日本與韓國的數件源自中國之架鷹圖,群體畫面上顯示了一個即 使往後跨越數個世紀也仍未產生巨大變動的格套,亦即一軸一鷹,使用工筆設色 技法,描繪其巨爪被繩具綁縛在鷹架或鷹座上,並聚焦表現鷹的靜態姿勢與身體 羽紋、色澤的樣式。即使這些作品中目前最早時代至多可能溯及十三世紀,但應 該一定程度的反映了自五代以來的架上猛禽樣式。現存最古的架鷹圖,是被推測 為十三世紀宋元之際有徐澤款的《鷹圖》、《鷲圖》(圖 2-4-1,日本,私人藏;圖 2-4-2,日本,私人藏),徐澤之名並不見於中國畫史著錄,我們只能透過日本十六 世纪前期的《君臺觀左右帳記》來認識這位宋末元初的畫家。徐澤出身雲間(今 上海松江),工畫花鳥、山水,應是民間的職業畫家。或許如同我們對徐澤的陌生,

架鷹圖進入了民間的職業繪畫範疇而在南宋的主流畫論裡隱沒,若非透過外銷日 韓得到保留,這些架鷹圖在南宋之後雖有職業畫市場,也並未受到積極收藏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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