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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壯遊」的建構與挑戰
本研究從打工旅遊者的主體性觀點出發，探討赴澳打工旅遊者如何看待自己 是同時打工和旅遊的行為？打工旅遊者對自己抱持著怎麼樣的「想像」來理解打 工旅遊的經驗？這樣的「想像」又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為什麼在澳洲勞資條件惡 化，甚至產生「台勞」論述的時候，還會有這麼多年輕人願意前往澳洲打工旅遊 呢？
研究中發現，支撐打工旅遊者赴澳的最主要動機和意識形態，其實就是關於
「壯遊」的論述，而「壯遊」的演變是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從一開始台灣和澳洲 政府以「旅遊」的想像來看待打工度假協議時，打工旅遊以「壯遊」作為主要的 論述形式。直到清大學生到澳洲當台勞的事件被報導時，又增加了「淘金」的元 素。但是在澳洲惡劣的勞動環境被揭露，勞資爭議、黑工等問題越來越頻繁時，
「壯遊」的論述卻受到了挑戰，打工旅遊者卻透過發揚「壯遊」、貶低「淘金」
的論述，來重新合理化打工旅遊的行為。
本研究針對「壯遊」論述的轉化過程，分別從結構和個人的角度來談，從中 探討打工旅遊者的主體性在結構和個體的互動中如何產生。從結構面的角度出發，
本文討論了澳洲政府、台灣政府、媒體和代辦中心一起塑造了「壯遊」和「淘金」
的論述。澳洲政府於1975 年開放打工度假，原本的目的就是一個雙邊的旅遊協 定，鼓勵雙邊國家的年輕人進行交流互動，但是隨著近年來開放的國家越來越多，
打工旅遊者在澳洲國內逐漸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勞動力，因此相關政策可能會往 勞動政策方面去做調整，但是就數據來看，還不能直接證明澳洲政府已經將其視 為一個勞動力輸入的政策，而是在旅遊協定和勞動政策之間搖擺，因此無法對打 工旅遊者有個清楚的定位。至於台灣政府，則是清楚的將打工度假計畫視為一個 旅遊協定，其目的是在「旅遊」，打工只是補充旅費的手段。近年來台灣政府積 極與其他國家簽訂打工度假協議，外交部這樣積極的作為也獲得行政部門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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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全球資訊網，2013）。台灣政府將打工度假的政策視為拓展青年視野，
增加青年國際化的方式，並引為政績大加宣傳，陸續啟動一些鼓勵青年打工旅遊 的政策，但就是因為把打工旅遊定位為旅遊協定，因此較忽視打工旅遊者的勞工 權益。
從澳洲開放打工度假計畫之初，其目的就是雙邊的旅遊協定，因此台灣政府 把打工度假協議視為增進青年國際化，促進國際青年交流的手段，並且肯定這樣 的政策。可以說，澳洲政府和台灣政府聯手創造了「壯遊」的論述。但是在澳洲 政府已經有相關部門認識到打工旅遊者能夠為澳洲的勞動力帶來補充時，台灣政 府卻還未有明確保障打工旅遊者權益的措施。另外，台灣的旅遊書籍、代辦中心，
則延伸著「壯遊」的論述，鼓勵青年出走外國，增進自己的視野。台灣的媒體除 了「壯遊」的論述外，雖然也出現打工旅遊是「台勞」等負面新聞，但是卻反而 炒熱了打工旅遊的議題，在「壯遊」之外，又增加了赴澳「淘金」的機會。
面對外部結構塑造的「壯遊」論述，打工旅遊者又是如何回應呢？對於澳洲 和台灣政府，打工旅遊者認為政府只需要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例如提供最低薪資、
提供申訴管道，然而在澳洲遇到的各種難題，都必須「自己」面對、「自己」負 責，包括是否選擇黑工，都是自己的責任。然而面對揭穿澳洲勞動環境的人，其 他打工旅遊者卻加以撻伐，避免被貼上「台勞」的標籤。打工旅遊者為了重新建 構「壯遊」的想像，於是貶低「淘金」的成分，強調認識世界、自我成長的重要 性，雖然打工旅遊者去澳洲的動機相當多元，但「壯遊」卻是幾乎所有人都共同 有的目標，相對的，只是要去澳洲打工當「台勞」的說法卻帶來較多的爭議，變 成一個較為「不正當」的目標。
另外，打工旅遊者也透過舉辦說明會和出版相關書籍來呼應甚至強化「壯遊」
的論述，但是在書籍的演變，和打工旅遊者自己的身分認同上，卻顯現其刻意忽 視勞工身分的矛盾。雖然有這些身分認同上面的衝突，但打工旅遊者最後卻完成 了「壯遊」的美夢。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表示他們在赴澳的過程中學到很多，完 成了原本自己設定的目標，並且更加認識自己。即便是發起抗議的B 和 C，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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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勞動環境不滿，但他們透過打工換宿的過程，學習到社會運動的技術和經驗，
也達成他們生命中的自我實現。
從結構面而言，澳洲和台灣政府，加上媒體和書籍、代辦中心的宣傳，共同 編製了澳洲打工旅遊的「壯遊」想像，打工旅遊者最後也實現了「壯遊」的目標。
因為一開始台澳政府和媒體等，都是以「壯遊」的論述來看待打工旅遊，而在清 大學生成為台勞的事件被報導後，又增加了「淘金」這個元素，造成台灣青年到 澳洲打工旅遊的熱潮。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事，隨著打工旅遊者越來越多，澳洲 的勞動環境越來越惡劣，使得「壯遊」論述遇到挑戰。雖然台灣和澳洲政府還未 能對勞動條件作進一步的保障，但當打工旅遊者第一線接觸到艱困的勞動環境時，
卻仍走出自己的「壯遊」路，在整趟旅程中克服各種困難，並且認識自己，藉由 發揚「壯遊」，貶低「淘金」，使得「壯遊」成真。
二、現代性的追求
至於為什麼台灣打工旅遊青年這麼渴望建構「澳洲夢」，即使在自己的勞工 身分遇到矛盾，自己即使沒有「背包客」的事實，也要宣稱「壯遊」的正當性呢？
這就來自於台灣青年對於「現代性」的強烈渴求，整趟打工旅遊的過程如同 Giddens（1991）所謂的「反思性計畫」（reflexive project），在當代社會中，每個 人要發展屬於自己的故事。但是在台灣的社會中，既有傳統「就定位」的價值觀 依然根深蒂固。每當打工旅遊者回來台灣後，最常被問的問題仍高度集中於「去 澳洲打工真的可以存到一桶金嗎？」、「這份經歷，對個人履歷是加分扣分？」、
「既然最終仍得回來台灣的就業市場，那出國打工旅遊豈不是在閃躲、延緩進入 台灣就業市場的時間嗎？」（吳曉樂，2014）
因此對於在「時間內就定位」的反抗，變成打工旅遊者積極尋找「現代性」
的原因。台灣青年生命的轉換階段，例如大學畢業、轉換工作、對未來沒有方向 時，便透過打工旅遊的過程來塑造自己的敘事，獲得自我的認同。Giddens（1991）
認為自我認同是用來幫助我們形成生命的軌跡（trajectory），在過去社會中，是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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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生中不同階段的生命週期（life cycle）來形成自我認同；到了現代性社會，
個人必須透過累積各種自我的經歷與故事，形成自我的傳記（biography），並展 現屬於自我的風格。如同筆者的受訪者，在各種人生的轉換階段，例如畢業、當 完兵、換工作、失戀時，離開熟悉的環境，到澳洲體驗新生活，也擁有更多的時 間和空間去加以沉澱與反思，因此澳洲打工旅遊提供了打工旅遊者進行「反思性 計畫」（reflexive project）的機會。
譚心莛（2014）從媒體框架與打工旅遊者比較的結果，發現兩者的框架存在 類似的輪廓，像是媒體框架中提倡打工旅遊可以提升國際觀、增進個人能力的論 述也存在於打工旅遊者的個人框架中。也就是個人追求現代性的過程與媒體框架 的意識形態互相結合，打工旅遊者同意了媒體框架的論述。但是打工旅遊者難道 是完全接受媒體框架的論述，其中沒有任何的衝突或抵抗嗎？因此，本研究從個 體與結構認同、挑戰、回應的過程，來探討打工旅遊者如何從主體性的觀點形塑
「壯遊」的論述。
本研究發現，打工旅遊者雖然一開始是接受政府與媒體塑造的「壯遊」想像 而前往澳洲，然而台灣打工旅遊青年在澳洲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並非完全沒有 遇到阻力。在遇到勞動環境的挑戰時，多數打工旅遊者重新建構「壯遊」的論述 正當性，掩蓋、忽視自己的勞工身分。打工旅遊者轉化、建構「壯遊」論述的過 程，涉及到甯應斌、何春蕤（2012）所稱呼的「自我反思籌畫下的自戀者與變身 者」。因為在現代社會中，個人必須為自己的人生或自我認同做出選擇，也就是 Giddens（1991）所謂的自我變成一個「反思性的計畫」（reflexive project），在自 我反思籌畫的過程中，出現了想轉變自我，成為跟過去自己很不相同的「變身者」， 也出現了在自我籌畫上投注甚多心力，並充分認同所籌畫自我的「自戀者」。這 兩者可能會重疊，成為「自戀的變身者」，這類人指的是在社會壓力下進行自我 大幅轉變式的反思籌畫，並對其投注了很多心理能量的人，這些人會用心經營自 我反思的事業，但是在自我籌畫的過程中也會遭遇失敗的恐懼，故而也是「愛恨 交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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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的發現，筆者認為打工旅遊者是在現代性社會中的「自戀的變身 者」，他們為自我反思性計畫投注大量心力，為的是想要透過「壯遊」，成為一個 自己心目中更好的人。在與澳洲簽訂打工旅遊協定計畫後，打工旅遊提供了「自 我變身」的機會。而且政府、媒體也不斷宣傳「壯遊」是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的旅 程，來拓展視野，因此自我是被鼓勵需要改變的，而且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這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筆者認為打工旅遊者是在現代性社會中的「自戀的變身 者」，他們為自我反思性計畫投注大量心力，為的是想要透過「壯遊」，成為一個 自己心目中更好的人。在與澳洲簽訂打工旅遊協定計畫後，打工旅遊提供了「自 我變身」的機會。而且政府、媒體也不斷宣傳「壯遊」是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的旅 程，來拓展視野，因此自我是被鼓勵需要改變的，而且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