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崛起（1949 年之前）
第四節 民俗傳統的借用：走向神位的人民救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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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進行政治宣傳的最佳場所。因此，中共往往藉由這些農村傳統活動來召開群 眾大會、勞動英雄大會或各種展覽會，向人們傳達中共的政績，宣傳中共最高領 袖毛澤東為受壓迫群眾帶來更好生活的領導形象。177
1943 年 11 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利用集市召開「第一屆勞動英雄與模範生產 工作者代表大會」，並同時舉辦「第三屆農工業生產展覽會」。期間，一位勞動英 雄孫萬福受毛澤東接見時，以兩隻手緊緊地抱住毛澤東的肩膀，對著他說：「大 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賬也還了，地也贖了，牛羊也有了，這都是你給的，沒 有你，我們這些窮漢爬在地下一輩子也站不起來。」後來，還應周揚之邀，隨口 做了幾首詩。其中，對毛澤東稱頌道：
咱們勞動英雄來開會，看了生產展覽品，延安的頭一景。咱們毛主席號 召——盤龍臥虎高山頂；高樓萬丈從地起。咱們勞動英雄回家個個心裡 喜。178
又說：
咱們毛主席比如一個太陽。比如東海上來一盆花，照到咱們邊區人民是一 家。比如空中過來一塊金，邊區人民瞅到一條心。179
後來，則出現了〈咱們的領袖毛澤東〉這首民歌：
高樓萬丈平地起，盤龍臥虎高山頂。邊區的太陽紅又紅，咱們的領袖毛澤 東。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五穀萬物生。來了咱們的毛主席，挖斷了窮根 翻了身，為咱能過上好光景，發動了生產大運動。人人努力來生產，豐衣 足食吃飽飯。邊區人民要一心，枯樹開花耀眼紅，千年枯樹盤了根，開花 結籽靠山穩。180
另外，在同時舉辦的展覽會的門前上方，除了高懸紅色五角星之外，左右也各懸 掛上了毛澤東及朱德等多位中共領導人的彩色畫像，並將勞動英雄的畫像陳列在 門口（圖 19）。同時，中共也在騾馬大會中發售毛澤東像。181
勞動英雄的身分讓過去曾經窮困過的農民瞬間成為人們尊敬的對象，除了被 邀請參與一切組織工作，也能和中共領導人一起坐在榮譽席上；這些，超乎了過 去中國農民所能想像的。與孫萬福同為勞動英雄的吳滿有，曾對 1944 年來訪的 美國記者福爾曼（Harrison Forman）驕傲地說：「毛澤東來找我幾次，請我到他
177 丸田孝志、劉暉，〈國旗、領袖像：中共根據地的象徵（1937—1949）〉，頁 336~340。
178 周揚，〈一位不識字的勞動詩人——孫萬福〉，《解放日報》，1943 年 12 月 26 日，第 4 版。
179 周揚，〈一位不識字的勞動詩人——孫萬福〉，《解放日報》，1943 年 12 月 26 日，第 4 版。
180 思悄，〈《咱們的領袖毛澤東》詞作者孫萬福〉，《黨的建設》（蘭州），2008 年第 9 期，頁 62。
181 丸田孝志、劉暉，〈國旗、領袖像：中共根據地的象徵（1937—1949）〉，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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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了魯藝外，其他音樂社也在晉冀魯豫（山西、河北、山東、河南）
等邊區紛紛成立。195
中共透過各種宣傳隊組織在街頭傳唱歌曲，除了娛樂農民外，也藉機「教育」他 們。在包羅萬象的歌曲題材中，毛澤東雖然不是唯一被歌頌的中共領袖，但在所 有領袖題材中，卻不容否認他必定居於中心位子，尤其是在延安整風開始後。透 過歌曲，中共除了向目不識丁的民眾傳達毛澤東是國家、人民的領導人，與蔣介 石爭鋒之外，更將他比喻為太陽、火炬等具有光明意義的形象，將其轉變為亂世 中救世濟民、無私奉獻的英雄。1941 年，一首晉察冀邊區的歌曲〈毛澤東之歌〉
中唱道：
你是光明的象徵；你是勝利的旗幟……學著你的榜樣，跟著你的火炬，走 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196
1942 年至年 1943 年間，當人們正響應毛澤東的大生產運動時，根據甘肅慶 陽一帶的民歌〈繡荷包〉的調子所改編的〈十繡金匾〉在陝甘寧邊區也流傳開來：
正月裡鬧元宵，金匾繡開了，金匾繡咱毛主席，領導的主意高；一繡毛主 席，人民的好福氣，你一心愛我們，我們擁護你！二月裡刮春風，金匾 繡得紅，金匾上繡得是，邊區陝甘寧；二繡陝甘寧，世事多太平，軍 和民大團結，大家一條心……六繡民勞動，有利有名聲，行行出狀元，
二流子成英雄……。197
據傳這首歌是陝甘寧邊區的一名木匠汪庭友所創作。1944 年，詩人艾青還曾在
《解放日報》上刊文對其加以介紹。大致而言，中共許多歌曲的創作就如同〈十 繡金匾〉一樣，藉助已經流傳千百年的民歌旋律，搭配上改編的歌詞來傳唱。這 種翻唱模式自古一直存在著，並非中共的創新；然而，中共卻能善加利用，將之 變成一種傳輸政治意識的文化武器。以〈十繡金匾〉為例，隨著局勢的變化，它 在流傳過程中不斷地被文藝工作者刪改、加工，直至國共內戰期間，從原先的「十 繡」被精簡成為「三繡」：
正月裡鬧元宵，金匾繡開了，金匾繡咱毛主席，領導的主意高。二月裡刮 春風，金匾繡的紅，金匾上繡的是，救星毛澤東。一繡毛主席，人民的好
195 洪長泰，〈歌曲的政治：中共戰爭音樂中的神話與象徵，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新文化史 與中國政治》（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頁 216。
196 轉引自洪長泰，〈歌曲的政治：中共戰爭音樂中的神話與象徵，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新 文化史與中國政治》，頁 206~207。
197 何兆東，〈《繡金匾》及其作者〉，《隴東學院（社會科學版）》（慶陽），2003 年第 14 卷第 3 期，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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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毛澤東自 1927 年走上武裝革命後，便逐漸以紅軍領袖的名號為人所知。由 於中共核心高層的權力紛爭一直不為外界所知悉，因此，當毛澤東於 1931 年成 為蘇維埃共和國的「毛主席」後，人們普遍認為他就是中共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
事實上，1935 年的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始名副其實地進入中共最高核心層，開 始有了發言權和決定權。然而，這時他還不是中共黨內高層所公認的唯一領袖。
在中共進行的關於長征的諸多宣傳中，著重的是黨與紅軍整體組織的形象，毛澤 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只是用以襯托組織的一個元素。然而，當中共在陝北建立起 一個比以往都要廣大的根據地，引起人們對他的好奇後，在范長江和斯諾及其之 後的中西人士的報導下，除了延安被形塑成革命聖地之外，原本就已被中共黨內 高層以外世界視為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也成為了人們矚目的焦點之一。這 時，雖然中共根據地內尚未出現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現象，但在 1938 年「六屆六 中全會」之後，關於他的頌揚確實有了增加的趨勢。在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發展過 程中，1942 年開展的延安整風可說是一個關鍵點。在這場政治運動的洗禮下，
中共官方除了鍛造出一套統治、動員的方法和手段之外，對毛澤東的頌揚也更加 熱烈，並集其大全於「七大」之中；除此之外，對於毛澤東的民俗化祭拜儀式也 在中共根據地中日趨普及。這些，都成為了一種「範式」，為建政後的中共提供 了一套統治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