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五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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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形象時，無形中仍將 1981 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對於毛澤東的歷史評價的觀點，以及官方的歷史斷限帶入論述中。如此，有時會 陷入官方歷史觀中過於簡化認知的泥沼，很容易忽視在其所設定的同一個時期 中，毛澤東形象可能有的不同特徵或轉變。此外，在官方於毛澤東死後才設定的 歷史觀條件下，也易忽略中共建政前以及建政後的環境，因而無法深入瞭解集體 創作下所形成的毛澤東形象，而有隔靴抓癢、搔不著癢處之憾。
另一方面，如同〈美術向度的毛澤東形象建構〉一文中所說，毛澤東形象的 建構和中共形象的建構有著千絲萬縷的牽連，且自 1949 年中共建政後，毛澤東 的肖像逐漸呈現出統一規格的模式。然而，無論是《毛澤東圖像研究》或是〈美 術向度的毛澤東形象建構〉，都忽略了歷經四次改版的毛澤東標準像對毛澤東形 象規範的影響力。再則，關於毛澤東早期歷史形象的建構，是否如〈美術向度的 毛澤東形象建構〉所論，於文革時才廣泛地以藝術的方式描繪？基於延安時期確 立的「文藝服從於政治」準則，23在 1945 年早已制定《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 議》，從黨史編纂上確立了毛澤東和其思想，甚至在 1951 年中共建政後兩年，即 公佈由胡喬木根據 1945 年《歷史決議》精神所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
的背景下，其論點仍有待檢證。
第五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本論文主要採取「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研究途徑，從圖像 學（Iconography）的分析，配合彼得‧柏克（Peter Burke）提出的人類學式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的視角，來看毛澤東去世前被形塑而成的毛澤東形 象。
1925 年，毛澤東代理汪精衛主持國民黨宣傳部事務後，在他發表的〈宣傳 報告〉一文中，將宣傳分為「文字宣傳」、「圖畫宣傳」和「口頭宣傳」三大類，
並分析指出「中國人不識文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國民眾只能有一小部分接 受本黨的文字宣傳，圖畫宣傳乃特別重要」，而「口頭宣傳，於宣傳中，在分量 上，在效力上，均占重要地位」。24而後，當他離開國民黨宣傳部後所發表的〈湖
的制約。見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年），頁 633~706。
23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 年 5 月 23 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 硏究會編集，《毛澤東集》（第 8 冊）（東京：蒼蒼社，1983 年），頁 135。
24 毛澤東，〈宣傳報告〉（1926 年 1 月 8 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硏究會編集，《毛澤 東集》（第 1 冊）（東京：蒼蒼社，1983 年），頁 14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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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圖像研究時，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所提出的「前圖像學描 述」（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圖像學分析」（Iconographical Analysis）、
「圖像解釋學的闡釋」（Icon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的圖像學三層次區分，可 說是最常被研究者使用的分析模式，或者在其基礎上做修正。「前圖像學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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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製作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一書中所說：……至於頌揚重要的人物，對我們民主時代的人來說，聽來則像奴顏奉
人類學是一門瞭解他者的學問，重視「局內人」（insider）與「局外人」（outsider）
不同視角的差異。人類學式的歷史研究即藉此特質，嘗試用人類學的眼光看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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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再造他們的過去，以至把過去和他們身處的現在聯接在一起的各種方法和文 化理路。36也就是說，要去發現過去是如何影響現在，以及現在又如何利用過去、
如何重新形塑過去。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取「圖像學研究法」以及「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
盡可能廣泛地收集與毛澤東相關的各類視覺形象以及文本（texts）。
在研究資料上，毛澤東的視覺形象除了表現在版畫、油畫、新年畫、宣傳畫、
連環畫等各種繪畫上外，還包括了攝影照片、電影、浮雕、雕像、像章、郵票等 視覺藝術品，甚至包括了建築；這些資料多見於各類藝術史專著、民間收藏品或 照片圖冊，以及相關報刊雜誌中。此外，毛澤東的形象也出現於文字或口語上，
例如小說、民歌、戲劇、中共黨史編纂學等，這類資料可見於中共中央的正式文 件、由官方機構為領導人或元老所出版的傳記或文稿集，以及與毛澤東相關的回 憶錄、中外媒體採訪記行、專著或期刊中。除了上述書面資料外，網路也提供了 不少相關史料，例如網路論壇、部落格（blog）或是毛澤東相關紀念網等。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