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印順信仰改革之來源及其主要歷史背景 ………………………………………..…24-79
第三節 法尊與藏傳佛教論典之翻譯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2]
千年裡所流行的「以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而第三個即現代人類 所流行的「以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76
可見，太虛雖然是一個佛教現代化推動者，但他對佛教各種教義的態度相當 保守。首先，在「教」此方面，主張佛陀的教理原來是一味道，但是同時更重視 三期，有性質差別的教法等級。同樣的，從「理」的角度來看，也需要將佛法分 別為三級。他的判攝方式基本上跟傳統漢傳佛教所流行的「分部分時」是一致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提出了的大乘三宗之概念。首先他採取「正法」、「像法」、
「末法」之別的框架討論大乘的三系。不過他所要強調的並不是佛教的逐漸衰落。
他以「法界圓覺」宗為中國流行佛教的代號。基本上同於之後印順所提出的「真 常唯心論」，但是跟印順大不同，太虛主張「法界圓覺」宗是以「佛智境界」為 依據。因此，他對傳統主流漢傳佛教都抱持維護的態度，並且提倡中國主流的，
依據如來藏思想的各學派為佛陀本懷作出圓滿的表示。總而言之，被霍姆斯。維 慈（Holmes Welch）稱作「革命僧」（revolutionary monk）的太虛基本上是一個 反對著傳統僧團制度的腐敗，嘗試在現代世界為自己的信仰找出生存空間的傳統 者。他所謂的「revolutionism」限制於僧伽制度的改革。在教義上，他基本上離 不開傳統的漢傳佛教。甚至於在被視作他所推動「革命」指標的「人生佛教」上，
「後世勝進」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目的。他就完全贊同傳統漢傳佛教所追求的目 的，並且以「法界圓覺」的「自證」為此目的真實性的保障。因此他一面試圖建 設此世界的「客觀」實踐方式，一面以「主觀」的信仰與經驗來證明它的合法性。
洪金蓮就認為：
就現代學術考據，太虛處於弱勢。「有一證據，說一句話」，太虛所謂的「尊 重果學」或「真修實證」，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佛教」實證的東西，屬 於個人的體驗，拿不出具體證據來，在現世處處講求實據的情況下，則佛 教「口說無憑」，佛教的特殊經驗，很難讓沒有信解，或者對義理修持完 全陌生的人信服。……太虛站在佛教修證的立場，其理論之方法、態度，
均與西方考據研究的治學方法迴異。77
因此，允許使用考證學佛之方法，提倡以「人」為主的「人間佛教」，並且主張
「回歸印度佛教」之重要性的印順，遭遇太虛這名「革命僧」強烈的反駁，而被 批判為失去大乘佛法精神的學者。
第三節 法尊與藏傳佛教論典之翻譯
印順歸納自己學佛的一生，曾經這樣說到：
76 釋太虛，〈我怎樣判攝一切佛〉，《太虛大師全書》第一編，第 249－250 頁。
77 洪金蓮，《太虛大師佛教現代化之研究》，臺北市：法鼓文化，1999，第 312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3]
……法尊法師給我很多的法益。他是河北人，沒有受過近代教育，記憶力 與理解力非常強。留學西藏並不太久，而翻譯貢獻最大的，是他。在虛大 師門下，於教義有深廣瞭解的，也是他。我為他新譯的《密宗道次第廣論》
潤文，遇到文字不能瞭解的，就去問他。黃教對密乘的見解與密乘的特質，
我因此而多少瞭解一點。他應我的請求，翻譯了龍樹的《七十空性論》。 晚上，我們經常作法義的探討，我假設問題以引起他的見解；有時爭論不 下，最後以「夜深了，睡吧！」而結束。這樣的論辨，使我有了更多與更 深的理解。深受老莊影響的中國空宗──三論宗，我從此對它不再重視。
法尊法師是引發了一些問題，提供了一些見解，但融入我對佛法的理解中，
成為不大相同的東西。他對我的見解，當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始終是 友好的，經常在共同討論。我出家以來，對佛法而能給予影響的，虛大師
（文字的）而外，就是法尊法師（討論的），法尊法師是我修學中的殊勝 因緣！78
可見，在印順本人的眼裡，深刻影響到他的佛學研究方向，形塑他的佛教思想，
除了上面已經說到的太虛大師以外，還有當代中國佛教大翻譯家────法尊法師。
並且，從此段文字能看出：如果印順會尊奉他人為自己導師的話，法尊應該隸屬 其一。
從太虛的「佛教革命」、「佛教現代化」等思想受到啟發的印順，事實上，跟 太虛的一般學生，並不太相似。如上文所述，印順是閱讀太虛著作，受到不少啟 發之後，開始自己寫作。雖然，印順也在閩南佛學院教書，但他跟太虛沒多少師 生的交流。而在思想上，印順與太虛之間，很快就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印順思想 發展真正的時機點，是他在四川跟法尊學藏傳佛教教義的時候。如印順本人所說，
法尊譯成漢語的藏傳佛教典籍及其相關解釋，是印順佛教思想——尤其是後來所 弘揚的中觀學的不可忽視的重要來源。因此，下文就以介紹法尊與他對當代漢地 佛教發展的主要貢獻為旨。
研究法尊法師及其佛教思想，現代學者面臨到兩個重要困難。首先，關於法 尊的研究，大部分皆為歷史性敘述，純粹介紹法尊去西藏的動機、在西藏的學習 過程與後來在翻譯方面上的成就等等。79 法尊的主要貢獻當然在於，將原來是
78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新竹：正聞出版社，2005，第 23－25 頁。
79 迄今為止，關於法尊的研究成果還是較為少見的。並且大部分的論文與文章(筆者到目前為止 根本找不到任何以法尊法師為主題的專書)確實只純粹介紹法尊去西藏取法的過程、他所翻譯 的重要論典以及其對在漢地藏傳佛教教育的重要性。李水奎，《論法尊法師的生平及其對漢藏 文化交流的貢獻》，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碩士論文，北京 2009；Brenton Sullivan, Venerable Fazun and his influence on life and education at the Sino-Tibetan Buddhist Institute.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Kansas: Lawrence, Kansas, 2007； 梅靜軒《獻身譯經事業的法尊法師》，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Torch/419th/C97-44.htm 等等，皆以法尊法師為主題，以及僅 以極短的篇幅論述法尊對在漢地藏傳佛教傳流的貢獻，如 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N.Y.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97-108 以及 Gra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4]
以藏文書寫並傳流的佛教論典，翻譯成漢語。而且，法尊又曾將漢語譯本的《大 毗婆沙論》翻成藏文。因此，確實能以「溝通漢藏文化者」80之譽名為法尊的稱 呼。不過，法尊的成就並非僅限於此。除了翻譯佛典之外，他對於佛教典籍予以 相關的詮釋，並藉由這些論典，弘揚了漢傳佛教多年以來所忽略、或根本缺乏的 重要法義。他所撰寫的關於修習西藏佛教法義的論文，成為一部將近五百頁的 書。81此外，還有關於西藏文、西藏地理、當代西藏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專書。82
另外一個困難是中國佛教界與學術界對法尊的評價。如前引文所述，對印順 來說，除了太虛以外，法尊是他「修學中的殊勝因緣」。加上，《法尊文集》的編 輯者，洪啓嵩與黃啓霖，曾以「溝通漢藏文化，開創中國佛教研究新眼界的一代 佛學大師」83一語來評價法尊在佛學方面的成績。不過，迄今為止，不論是中國 的或國外的佛教界與學術界，都缺乏較為｢全面｣而｢批判性｣的考察法尊在佛學方 面上的成績。法尊的生涯及其思想，都被漢地佛教界歸結為漢、藏兩個文化的貫 通。就如東初老人也同樣讚美法尊在翻譯、文化溝通各方面上的成績而說：
法尊，不特精通佛學，而於藏文造詣頗深，其於溝通漢藏文化，用力最 多，論貢獻也最大。84
但是如此｢一致的｣評價，使我們必須探問，法尊對近現代漢地佛教的真正貢獻究 竟在何處？他只是卓越的翻譯家及｢漢藏文化溝通者｣嗎？或者，除此以外，他 以藏傳佛教的法義來填補漢傳佛教有所不足之處，進而影響到全部漢地佛教發展 之方向，如此偉大功績，是否可以證明其為一位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界的重要大師？
以下，即對此議題，進行相關討論。
一、法尊跟藏傳佛教的緣分與他所翻譯的論典
如上文所述，法尊對現代中國佛教發展的主要貢獻在於藏傳佛教重要論典之 翻譯。因此，談論到法尊的佛學思想以及他本人所發揚的教義，便不得不從他對
Tuttle, “Tibetan Buddhism at Rib o rtse lnga/Wutai shan in Modern Time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No.2: 2006, pp.1-35，皆為這種的著作。筆者找到唯 一個，除上述的內容也多論述法尊本人的佛教思想的著作為在班班多傑教授指導下方蘭所撰寫 的博士論文，亦即《法尊法師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北京，2009 年。因此，本論文，除法尊 本人的著作以外，要以此論文為重要參考二手資料。
80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臺北：東初出版社，1984，第 992 頁。
81 法尊法師的「文集」，重要的有兩本。其一、洪啓嵩與黃啓霖所主編的《法尊文集》，收於由 文殊出版社編印一套當代中國佛教大師文集叢書中，臺北：1988 年出版。其本總共記載十六 篇文章。另外，由中國大陸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出版的《法尊法師論文集》，北京：1990 ﹙繁 體版：《法尊法師論文集》，台北：大千出版社，1997 初版、2002 再版﹚，中載五十四篇各種佛 學論述。
82 譬如：《現代西藏》，《我去過的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讀本初稿》；見於：呂鐵鋼，
胡和平〈附錄《法尊法師論文集》編後記〉，《法尊法師論文集》，臺北：2002，第 497 頁。
83《法尊文集》，臺北：1988，第 4 頁。
84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第 992 頁。
‧
85 關於「密宗之風潮」參考：Francesca Tarocco,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Attuning the Dharma. pp. 39-41.
86 Gray Tuttle, Translating Buddhism from Tibetan to Chinese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1931-1951). In: Matthew T. Kapstein (Ed.), Buddhism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9, pp. 241-279..
87 大勇原來宗奉的是日本真言宗。他在日本的高野山學密，一九二三年回到中國，開始在北京、
上海、杭州等地弘傳日本真言宗的法義。與此同時，王弘願、釋曼殊、程宅安等人也同樣在弘 傳日本密教。不過，此「（真言）密宗之風潮」並沒有持續很久。根據梅靜軒，其主要原因有
上海、杭州等地弘傳日本真言宗的法義。與此同時，王弘願、釋曼殊、程宅安等人也同樣在弘 傳日本密教。不過，此「（真言）密宗之風潮」並沒有持續很久。根據梅靜軒，其主要原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