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上海—住宅與消費奇觀的文化生產 - 全球化上海的新都市論

在前一章當中，本研究處理了國家控制下媒體所呈現出的都市意象，發現這些圍繞著懷舊及現代化雙軌列車前進的都市空間，均是做為跨國菁英的活動空間，說明中國與上海市政府對於特定的全球城市都市意象有著特定的想像，而這樣的想像以迎合跨國菁英的生活風格與品味為依歸。這種特定的都市意象展現使得跨國菁英儼然成為都市主體的代言人。在這一場景觀及意象打造的文化戰爭中，國家顯然站在相當威權的地位，雖然以

「多元文化」為名，企圖營造上海作為不同族群共同生活的天堂，但透過社會過程的揭露，彰顯出的其實是一個相當弔詭的懷舊與現代化都市景觀。這樣的弔詭所可能產生的衝突與矛盾，除了透過國家正式制度的規範來加以抑制，亦需要社會與文化的控制過程來抒解底層不滿的情緒。除了上一章當中已經確認了「懷舊」論述所扮演的催化地方認同的角色外，本章進一步轉向作為社會再生產場域重要的住宅與消費空間景觀，透過文本分析與實地訪談，檢視市場的力量如何居中斡旋與運作，一方面為自己牟取利益，另一方面生產出有利於資本循環的消費文化。以及，在這一回合當中，跨國菁英又如何再一次成為被挪用的對象。

第一節全球化的「文化生產」

儘管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有別於西方國家的經驗，在新一波的都市再開發過程中，中國的國家力量依舊凌駕於城市政府，並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市場背後最重要的角色，但無可否認的是，在近二十年來的全球化過程中，城市已經突破國家的疆界，在全球經濟中作為重要結點與權力核心。面對這種全球性的競爭場域，城市如何脫穎而出？從西方國家的發展經濟

(Miles, 2005)。這種文化轉向的結果，使得藝術成為解決都市問題的重要手段。文化生產已經成為當代城市驅動經濟成長與強化競爭力的最新典範，而且，這已經成為一種全球化實踐，許多經濟後進國家的城市，同樣也都透過文化操作，促使都市景觀與經濟表現上出現重大變革。綜觀世界各大城市，進入新都市企業主義都市治理的時代不過短短二十年的時間，但由文化所驅動的都市再生計畫，已經成為當代打造全球城市的共通法則 (Miles and Paddison, 2005)。特別是在後進的亞洲城市當中，經常透過地方行銷的語言，傳達歐洲或是北美城市的都市意象，企圖以此凸顯自己與全球文化密切的聯繫。

由此觀之，文化的角色已經和經濟產生密不可分的唇齒關係。 Yudice (2003) 就指出，在全球化時代，文化所扮演的色前所未有，在經過重新定義之後，文化已經成為一種可以解決政治與社會經濟問題的工具。當代都市再生過程中所發生的仕紳化以及都市觀光的文化形式，都是透過文化商品化與文化資本主義的擴張。同時，城市的文化生產格外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也證明了城市已經是區域與國家經濟成長與創造國際競爭力的驅動核心。 Yeoh (2005) 就將文化、都市與全球三者結合在一起討論。她指出，當代的都市在開發策略刻意將經濟與文化結合的結果，使得城市愈來愈「全球」 (going global)(Yeoh and Willis, 2005)。隨著城市在區域與全球的重要性逐漸取代國家的同時，成為「世界城市」或是「全球城市」已經成為當今都市的支配政治，這個計畫除了在經濟層面上強調資本的積累外，政治文化面向則強調城市中的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 氛圍與認同建構， Paul (2004) 也指出，全球資本的運作以此為核心概念，透過建成環境、奇觀世界主義文化，創造全新的都市烏托邦空間，向世界各大城市販售的全球城市的幻影 (Paul, 2004)。因此，都市空間的文化直接而明顯地受到全球化的影響，無論消費型態與品味、時尚的界定、建築的形式與媒體的傳播，

以及其他種種全新的物質形式皆是如此。而反之亦然，這樣的都市文化也建構出所謂的全球化內涵。

在這個城市間國際競爭激烈的時代裡，為了吸引更多的 FDI，各城市一致性地採取透過文化及藝術生產與消費的方式，比如大型開發案 (mega-project)、及特殊活動、文化產業部門的發展，以及都市意象打造與品牌化活動等等。在歐洲城市當中，我們已經看到很多成功的案例，諸如 Glasgow、 Athens 、 Brussels 以及 Amsterdam 等，都是引用開發藝術、文化與娛樂活動的策略，以升級作為世界級城市，而這種種似乎已經成為當代城市吸引投資與觀光的不二法門。只是這樣的文化全球化過程，其操作上必須高度仰賴地方資源。因為地方在進行全球競爭的同時，通常是以文化操作與消費認同作為其行銷地方的特點。換言之，強調地方具有經濟成長實力或是國際氛圍已經不足，而必須同時指出地方具有如何豐富的文化資源，宜於生活與工作。至此，消費已經成為產出地方神話過程中的要角 (Jayne, 2006)。

對於後進的東南亞城市而言，這樣的手段當然是模仿的對象，這些正朝向企業化機制發展的東南亞的後殖民城市，其空間的想像大幅依賴地域認同 (local identity)，以在全球市場中爭得一席之地。只是這樣的文化生產手段，無法稱得上是萬靈丹，畢竟，負面的後果在經濟起飛的同時也會發生，其效應特別是展現在社會極化以及象徵認同的疑慮上 (Yeoh and Willis, 2005)。如何在創造經濟奇蹟，操弄文化想像的同時避免這些疑慮的產生，成為這些後殖民國家必須面對處理的議題。中國上海當然也不例外，

這也是上一章所討論「懷舊」論述何以關鍵的原因之一。

針對後進城市以複製或是模仿的手段加速全球城市形搆的進行，有學者特別提出，這樣的文化全球化不應該被簡化為後進國家全盤抄襲與複製西方文化的過程。如同 Appraduai (1996) 就主張，認為文化全球化過程造

成全球文化均質化者忽略了，當這些來自不同都會區的力量被快速引入一個新社會時，同時會產生本土化 (indigenized) 的過程 (Appadurai, 1996)，

這樣的本土化，和文化混血顯然有著密切的連結。以東南亞國家的城市為例，由於東南亞國家過去的殖民歷史經驗，使得這些城市在塑造都市文化想像時，經常刻意強化國家認同與驕傲的操作，這些後殖民國家的都市形式與建築成為與過去的歷史進行對話的重要工具，也因此在邁向國際現代化，卻又必須同時顧及文化自決能力的同時，如何取得平衡成為這些國家的重要考量之一 (Yeoh and Willis, 2005)，襲產的保育與創造也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受到高度重視。上海曾經歷經一段將近百年的半殖民歷程，而這一段後殖民的歷史，以及傳統中國文化的特點，同樣成為當代上海都市建築與形式不斷對話的重要對象，因此，本研究在這一個章節中企圖進一步釐清的是：這種與歷史進行對話的文化生產特質如何展現於都市建築當中？這樣的結合涉及的是什麼樣的文化生產過程？以及，當這種強化地域與國家認同的建構是構築在商品化的基礎上時，其認同建構的特點為何？會不會產生任何的「質變」與「失序」？而所謂的「本土化」或是文化混血，其實踐過程為何？

此外，當這種由文化所引導的都市再開發之風席捲全球主要城市之際，必須回過頭來關心的是：這樣得趨勢如何大幅度地改變地方景觀與生活，以及其影響為何。為了創造討好國際投資的生活環境，從都市廣場的打造，街道的綠化，公共空間的美化，夜生活與購物空間的打造，文化活動與盛事的舉辦等等，這些都已經成為讓都市「宜於人居」 (liveable) 的基本配備。不過，根據 Evans (2001) 指出，文化所引導的都市再開發計畫焦點其實都在於全球性的經濟積累策略，而欲達此一目的，經常是以犧牲文化含括以及多元文化支援與再現的 (Evans, 2001)。同樣地，Bianchini and Ghilaedi(2004)也主張，這種以文化及藝術作為號召的大型都市開發計畫，

其所需要大資金會產生排擠效用，也就是把金融資金從對於地方性文化的支援中抽出，而無法關照到地方文化生產與消費文化。無論是在伯明罕或是新加坡，這些向來被當作透過文化操作手段成功賦予都市新形象的成功經驗，背後都是這樣的情況 (Jayne, 2006)。在西方城市的經驗當中，新的都市空間生產都以服務中產階級的消費文化與生活風格為依歸，伴隨新的空間生產法則而來的，是極具排除性的社會空間與景觀。因此，在 Mitchell 的文化戰爭概念下，本章節意圖透過文化生產過程解構住宅及消費景觀，探討景觀形塑所涉及的權力關係，包括這樣的景觀呈現其含括與排除的對象分別是誰，目的又是什麼？以及，這些不正義的過程在社會主義國家當中如何被正當化。

上海在朝向全球城市神話編造的過程中，文化幻想工程 (cultural Imagineering) 也同時展開。意圖進階全球城市之林，打造浦東做為國際金融中心是不足的，大型的文化工程也在都市當中如火如荼地展開。包括上海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上海大劇院、上海書城、東方明珠電視塔、上海馬戲城、上海國際會議中心、上海美術館、上海影城、文新報業大廈、解放日報新聞大樓等等，都在短時間內建成，許多國際文化盛事也都在上海舉辦，除了國際性音樂與戲劇劇團的演出之外，還有著名的 F1 賽事，

在文檔中全球化上海的新都市論 — 日常生活景觀中的「懷舊」與「現代化」 (頁 153-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