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六章　「活在」上海—跨國菁英的生活風格編織

在這一章當中，本研究企圖結合前兩章的研究成果，將其安置於上海特殊的文化發展進程當中，尋找跨國菁英的定位並與既有的相關文獻進行對話，將跨國菁英社會再生產領域的內涵，結合新興全球城市的發展後予以概念化。目的是讓跨國菁英與全球城市之間的連結，不再只設限於經濟的層面，而是涉及了社會再生產的場域當中，與全球城市社會及文化特質緊密結合。接著，進一步釐清上海跨國菁英的特殊性，藉此從跨國網絡的觀點釐清上海的全球城市特質。在賦予了跨國菁英理論性定義之後，第二節開始將落實到經驗研究的對象身上，透過菁英的生活風格展現，尋找他們對於上海都市特質形塑的影響。為了達成這一個目標，將分成兩個部分進行探討，一個部分是社會資本的積累，特別是跨國菁英在地鑲牽的過程，

是本研究探索的重點，以有別於一般研究對於跨國菁英去領域化特質的強調，另一個部分鎖定於跨國菁英文化資本的積累上，特別是消費風格的呈現所代表的意涵，包括其去領域之後再領域化過程的社會心理分析，以及在此消費過程中與上海都市空間塑造的相關性。

第一節全球化與上海跨國菁英

透過前兩章的分析，和當代上海的媒體與消費性地景有密切關係的一群城市主體 — 跨國活動的專業菁英 — 隱約現形。這是欲成為全球城市者積極吸引的對象，而其品味與生活風格特徵，已經在開發商與跨國資本的挪用下，成為打造全球城市日常生活景觀重要的指引。這一群跨越國家界線來到另一個國家的城市中工作與生活，多半受過西方教育，具有一定的經濟資本的移民，在文獻的探討中給予這些人許多不同的稱呼，包括技

的稱呼，都反應將這一群人予以概念化的不同脈絡。

一、誰是跨國菁英？

大體而言，關於跨國菁英的討論，大致可以從三個文獻脈絡來看。首先，從 1980 年代之後開始成為國際遷移研究當中的重要議題之一，相對於低技術勞工，這一群人在討論中被冠以「技術移民」之詞。既然以技術移民稱之，這一派研究經常在研究對象上鎖定於企業內部派送各全球城市的專業人士。後來在女性主義學者的呼聲下，才開始將外派技術人才的家人，

包括太太與小孩的社會與文化生活一起納入研究範疇。特別是 2000 年開始，「 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成為這一脈研究的主流概念，焦點回到這一群人的主體性，強調這一群人歷經的是一個 relocation 的過程，而這個 relocation 包括 dislocation 和 discomfort，以及適合於當地環境的生活與工作方式，也就是重視這些跨國菁英們鑲嵌於地方上的本質 (Fakhri, 2002;

Nagel, 2005; Kofman and Raghuram, 2005; Hibbisn, 2005; Purkayastha, 2005)。

另一支探討跨國菁英的脈絡，是放在全球化與全球城市的探討中，強調這一群人作為當代全球化作用的外顯特徵。在這一脈的研究中開始將這一群人與全球化連結，視之為一個浮現中的全球社群，最早出現在 Friedmannn and Wolff (1982) 的研究中，他們指出：「跨國菁英是世界城市中的支配階級，城市的安排就是為了要滿足他們的生活風格與職業需求。」

(Friedmann and Wolff, 1982) 部分學者進一步從網絡的觀點來處理跨國菁英與全球城市的關係，認為做為知識與資金承載者的跨國菁英，是促成網絡間彼此流動的重要因素。如 Beaverstock 處理跨國技術移民與金融資本全球化、國際市場及去調節之間的關連性，並指出菁英是全球城市得以發揮控管全球經濟功能的重要組成 (Beaverstock and Smith, 1996)，特別是在國

際金融中心的全球系統中，正是透過跨國菁英複雜的社會關係、知識網絡、

實踐與論述來創造金融資本 (Beaverstock, 2004)。在 Beaverstock 的研究對象鎖定在流動於各國、各全球城市企業總部間的技術人才，因此很容易得出菁英移民與地方的連結侷限於事業與工作的面向，但家庭與家人生活的社會空間，則因為和地方性人口互動的缺乏，而與地方有脫勾現象這樣的結論 (Beaverstock, 2002)。

另外，有人企圖將跨國菁英視為全球化時代全新浮現的全球社群，分別以全球資本家階級、全球仕紳化階級或創意階級來稱之。首先是 Sklair，

他提出跨國資本主義階級，認為 80 年代之後資本主義的急速全球擴張，正是因為有這一個階級，包括公司管理人員、有階級意識的政府官員、政客與專家，以及推崇消費主義經濟理論的菁英。相較於其他的研究脈絡，Sklair 描述的是一個結合了跨國資本家、管理人員以及政客的利益團體，涵蓋群體較為廣泛，這些人可以稱之為一個階級，是著眼於他們與生產、分配與交換工具的關係。這個階級為了最大化自己的利益，合力打造了一個無疆界的世界，穿越國家與城市的邊界，為累積全球資本，犧牲絕大多數人的利益。這樣的全球資本主義系統之所以能夠持續運作，除了因為跨國公司、

跨國資本家階級的存在外，很重要的是這群人極力共同推廣消費主義意識型態思想，弱化並瓦解了可能的雜音與抵抗 (Sklair, 2002)。在 Sklair 的研究中多半是以跨國企業的運作手法為例，說明這個階級的組成如何共謀與掌握文化霸權。

另外，全球仕紳化階級 (global gentrifier class) 觀點則是企圖整合仕紳化與跨國菁英的兩脈研究，將全球城市的空間社會經濟轉型與此一社群相結合。近幾年來，仕紳化研究開始和全球化掛勾，從全球城市的房地產市場特徵切入，主張仕紳化已經是全球化的一部份，不論是資本主義或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城市，都在都市更新的政策大傘下，理所當然地在內城區

發生仕紳化作用。仕紳化促使內城區發生經濟與社會人口轉型，一種新都市殖民主義的形式正在發生 (Atkinson and Bridge, 2005)。 Hamnett 提出專業人士的成長是促成仕紳化發生的重要原因 (Hamnett, 1994)， Ley (1996) 也指出這一群人的美學品味與行動主義是仕紳化發生的重要驅動力。而隨著專業人士的全球流動，這一群全球仕紳階級成為全球城市內城新飛地的居住者。當然，部分學者認為這一群人內部高度的經濟與文化歧異度，使其難以一個階級來統稱之 (Bridge, 2007)。不過， Rofe (2003) 主張，如果把概念化的焦點安置在認同的斷裂上，仕紳化階級即可浮現。根據 Rofe，

雖然並非所有的仕紳都是跨國菁英，反之，菁英也並非都是仕紳，但有很大的重複性。這一群人相信自己生活於一種世界文化當中，儘管不受任何接疆界的限制，卻也有意義與認同的需求，來為自己的安身立命找尋歸屬的根基。而為了找到全球尺度的歸屬與想像，必須尋求地方性的領域。如同早期 Ley 的研究指出仕紳化是一種透過空間的認同建構過程一般， Rofe 主張，仕紳化已經成為全球菁英社群中產階級地方化的社會再生產手段，仕紳化景觀呈現則做為仕紳們全球社群感 (sense of global community) 想像的重要對象，以與其他社群有所區分 (Rofe, 2003)。

毫無疑問地，跨國菁英的角色和全球城市之間有著極為密切的連結，就經濟的層面來說， Beaverstock 等人已經提供我們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其社會與文化，特別是與在地結合的日常生活部分，研究仍相當有限。至於，這一群人是否因為有著共同的屬性而可稱之為單一「社群」或

「階級」？比較 Sklair 與 Rofe 兩人的討論，前者從跨國資本家作為生產者的角色出發，採取政治經濟學的取徑，批判性地討論他們在全球資本主義系統運作過程中的關鍵性角色，以及如何掌握消費主義文化的詮釋權，以為自己賺取更大的利潤 (Sklair, 2002)。 Sklair 很大的貢獻在於提出世界資本主義系統操縱於少數人手中的事實，並細緻地分析其如何透過文化霸權

的手段來掩蓋其獲取暴利、剝削大眾，並對於自然生態造成重大災害的醜態，但對於這一群人的日常生活特徵，及其與全球城市的社會連結，並不在他的討論之列；Rofe (2003) 從跨國菁英們做為全球文化消費者的角色出發，著眼其社會再生產場域的特徵，探索這一群人的認同建構與政治如何與仕紳化地景產生密切聯繫 (Rofe, 2003)。儘管 Rofe 試圖交代跨國菁英與仕紳之間具有高度重疊性，但其實說服力仍嫌不足，而面對這一群人內部高度的歧異性，只以「消費性仕紳」與「生產性仕紳」來區分之，手法也嫌粗糙，同時，這一群仕紳化階級的組成當中，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地菁英，而非跨國菁英，但他也沒有提出這一階級在都市空間具有如何的聚集現象。因此，將跨國菁英視為仕紳化階級，證據實嫌薄弱。再者，菁英與地方空間的連結，是否真如作者所言，都建立在商品化的基礎上？只透過仕紳化地景，是否就足以建構菁英的全球社群感？以及，仕紳化階級過度強調其封閉的屬性，而無法看見跨國菁英與他者的互動，及其在新的城市所再生產出的社會關係。整體而言，Rofe 的研究過於簡化了跨國菁英日常生活與認同建構的複雜性。然而，從社會再生產的角度來理論化這一群人的嘗試，對於這一群人的社會與文化屬性與認同政治做了初步探討，和本研究意圖採納的取徑相似，提供本研究理論化跨國菁英時相當重要的養分。

從一連串的分析與討論中，本研究主張，對於跨國菁英的探討，必須從社會再生產的場域出發，才能看到這一城市主體與都市整體之間的密切

在文檔中全球化上海的新都市論 — 日常生活景觀中的「懷舊」與「現代化」 (頁 193-200)

第六章 「活在」上海—跨國菁英的生活風格編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