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反案」對臺灣米榖生產及農業發展的影響

過去研究日治時期臺灣農業經濟的學者，都會提到「減反案」對臺灣米榖生 產的不良影響，本節將針對這個議題提出一些看法。

「米穀統制法」施行(1933 年 3 月)後，隨即設立的米穀部，在米穀統制調查 會的答問中，展開「生產統制」的檢討，因為預期來年米穀可能會出現大豐收，

於是在1933 年 8 月，彙整提出「臨時米穀統制要綱」，同年 9 月公布「臨時米穀 作付反(段)別減少試案」，簡稱為「減反案」。⁵⁸

米穀部之所以提出「減反案」的構想，主要是推測下一年度，也就是 1934 年會出現米穀嚴重過剩情況，為了避免「米穀洪水」災情的發生，有必要未雨綢 繆。⁵⁹米穀部當時認為到了1934 年 10 月底，日本內地的米穀供需會超出約 1,200 萬石⁶⁰，因此有必要對米穀生產統制進行「補強」工作。除了善加利用「米穀貯 藏獎勵規則」，獎勵日本各地農會與合作社，將日本當年過剩的約600 萬石稻米 加以貯藏之外，更提出「減反案」，試圖由「生產面」控制外地米(朝鮮及臺灣米) 的移入。內容主要著重在以下三點：

一、 停止或是緩和當年內地、朝鮮及臺灣所實施的耕地改良擴大政策，停止產 米增殖事業。

二、 對內地、朝鮮及臺灣的1934 年度產米，採行臨時減少稻米耕種面積的政策。

三、 與前述兩項有關之內地各道府縣及朝鮮、臺灣的管外或是移出的稻米，都 必須獲得政府之許可，而且還要對管外及移出之稻米加以限制等。⁶¹

此外，當時的學者八木芳之助也提出「外地米移入數量限制案」的構想，他用下 表⁶²說明1934 年外地米移入的理想數量。

58 「米穀統制法」的實施是在 1933 年的 11 月 1 日，「減反案」是在同年的 9 月提出，為了有效 執行「米穀統制法」而採取的配套措施。

59 澤村康，《米價政策論》，東京： 南郊社，1937 年，頁 137。

60 米穀部認為在 1933 年當時的內地米穀收穫量為 6,600 萬石，而且日本內外地之產米會有相當 之豐收（提案時為同年9 月，第二期米作尚未收成），加上前一年度（1932 年，昭和 7 年）

的存留米，1933 年將會出現 900 萬石的存留米，此外又有朝鮮和臺灣的移入米約 900 萬石，

扣除當年的內地消費量7,200 萬石，到了 1934 年 10 月底，會出現高達 1,200 萬石的存留米。

61 澤村康，《米價政策論》，東京： 南郊社，1937 年，頁,138。

62 八木芳之助，《米穀統制論》，東京：日本評論社，1934 年，頁 226。

昭和九年度「外地米移入數量限制案」

內地產量 7,084 萬石 內地預估消費額 7,500 萬石 去年存留米 900 萬石 隔年理想存留米 800 萬石 合計(A) 7,984 萬石 合計(B) 8,300 萬石

將(A)與(B)相減，外地移入理想數量為 316 萬石

不過，八木芳之助指出：1934 年朝鮮移入的預估數量為 850 萬石，臺灣的 移入量則預估為400 萬石，兩者相加之預估量為 1,250 萬石，與前述之 316 萬石 移入理想數量相減，相差超過900 萬石，這也就是外地移入米(朝鮮及臺灣米)必 須加以統制的數量。但是八木芳之助認為擴大限制移入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 且若是僅對外地米(朝鮮及臺灣米)增加統制限制，會遭到外地當局指責偏重內地 米作，同時也會對外地農民帶來重大打擊，由殖民政策來看是無法令人贊同的做 法。因此他覺得應當由「生產統制」面著手，將外地不合收益的水田加以整理，

改種其他作物，間接達到限制外地米大量進入日本內地的目的。⁶³

「減反案」雖說是「米穀統制法」的「補強案」，但就其內容觀之，卻是日本 米穀政策劃時代的改革辦法。與先前之「米穀法」和「米穀統制法」由「流通面」

控制米穀在市場上之販售，「收購」過剩米的作法不同，「減反案」是試圖由「生 產面」加以控制米穀之生產，再搭配「米穀貯藏獎勵規則」，貯藏過剩米。

「減反案」實施的構想無非是企圖從限制日本、朝鮮和臺灣的耕地面積，控 制日本政府當時都無法阻擋的大量殖民地移入米。依表 1-8 日本、朝鮮及臺灣「減 反」比率表所列，「減反案」是以日本國內、朝鮮及臺灣，在過去幾年內對日本 的移出米數量，限定日本、朝鮮和臺灣要減少的稻米耕種面積。臺灣與日本及朝 鮮相比，雖然臺灣在先前幾年內，在日鮮臺三地的米穀總供給量中僅佔 14%(一 期與二期產米相加)，但是分配到的減產量、減產率和減少的稻米耕種面積，卻 分別是臺灣稻米總產量及稻米總耕種面積的 24%與 30%，遠超過日本的 4%和 4%；以及朝鮮的 10%及 10%，也就是總生產量佔移出比例高的，減少的稻米耕 種面積反而比較高。所以「減反案」對臺灣而言，可說是極端的不公平，在總督 府與日本人地主的大量傾銷下，臺灣農民犧牲奉獻，全力耕種供日人食用的「蓬 萊米」，最後換來的，卻是更多的限制與壓迫。

63 同前註，頁 226~227。

由於「減反案」的實施對臺灣農民的影響，將遠大於朝鮮及日本農民；不僅

稻米耕種面積，改種其他經濟作物的米穀減產政策。從1934 年開始，臺灣總督 府就以支付獎勵金的方式，企圖達到米作「減反」之目的。例如，1933 年 10 月 11 日，臺灣總督府決定減少臺灣米作的耕種面積，1934 年與 1935 年的一期作與 二期作，合計減少 7 萬 2 千石(依當時之生產力，估計約為 80 萬石產量)。此外 1935 年 10 月 30 日，日本拓務省原定內鮮臺之米穀統制籾貯藏計畫(「米穀自治 管理法」於同年 5 月頒布，但此時尚未施行)，貯藏量分別為：內地 600 萬石、

朝鮮300 萬石、臺灣 100 萬石。但到了同年 12 月 21 日，拓務省卻中止臺灣部份 的籾貯藏計畫，將臺灣的籾貯藏100 萬石改為獎勵代作，減少稻米耕作面積(1934 年度撥出之獎勵代作預算為14 萬 4 千元)。⁶⁸在水利灌溉設施方面，總督府不僅 不像以往積極支援水利事業的發展，甚至還嚴禁私人新增或是翻修水利設施；到 了1936 年，更變本加厲地停止使用灌溉用發電機⁶⁹，徹底執行「減反案」。而且 在1937 年，中日爆發盧溝橋事變後，臺灣總督府為了更加徹底執行減少稻米生 產目標，發揮臺灣自然條件之優點，全力發展多角化農業，向日本政府提出「臺 灣米穀移出管理法」之議案，以達成對臺灣米穀生產、配給的全面控制。⁷⁰

此外，根據1935 年的糖業相關報告指出，因「米穀統制法」的實施，臺灣 總督府為了減少稻米種植面積，獎勵水田改種其他作物，其中甘蔗部分就增加了 相當大的耕作面積。從表 1-9 甘蔗水田增減表(1932~1935)得知：1934~35 年期 的甘蔗水田部份，一期作田和二期作田，比 1933~35 年期分別多出 4,213 甲和 9,496 甲，整體多出 92%，雖然這一部份是臺灣製糖會社的苦心獎勵，米農改種 甘蔗而獲得的成績，但絕對是在臺灣總督府「米代作獎勵」政策的庇護下，才可 能由種植稻米的水田，拿下這麼多的耕作土地。⁷¹

68 參見楠井隆三所編〈臺灣經濟日誌〉，《臺灣經濟年報》第一輯，1941 年，頁 7。

69 川野重任，《臺灣米穀經濟論》。東京：有斐閣，1941 年，頁 21。

70 不過，臺灣早在 1935 年(昭和 10 年)就開始計畫臺灣米穀移出管理措施，參見林佛樹，〈臺灣 食糧問題の檢討〉，《臺灣戰時食糧問題》，臺北市 : 臺灣經濟出版社，1943 年，頁 224。

71 山下久四郎，《昭和十年 砂糖年鑑》，東京：日本砂糖協會，1935 年，臺灣新四庫文化事業(翻 印)，頁 4~5。不過，臺灣糖業在 1930 年代初期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影響下，因國際砂糖價格影 響日本整合經濟區(ブロツク)的糖價，於是製糖會社也就減少甘蔗種植區，使得在昭和 7~8 年 及8~9 年兩期的甘蔗種植面積都跟著下降。參見張德粹編著，《臺灣砂糖保證價格之研究》，臺 北市 : 中國農村經濟學會、臺灣糖業公司聯合印行，1967 年，頁 5~6。臺灣在 1932~33 年的 甘蔗種植面積由前一年度的10 萬 6,225 公頃，銳減至 8 萬 1,800 公頃，到了 1933~34 年，仍然 不振，僅增至8 萬 8,428 公頃。

表 1-9 甘蔗水田增減表(1932~1935)

單位：甲

資料來源：山下久四郎，《昭和十年 砂糖年鑑》，東京：日本砂糖協會，1935 年，頁 4。

但弔詭的是：臺灣農民因應減少稻米耕作面積，仍會想方設法，由單位面積 生產量著眼，改善耕作方式，使得臺灣稻米的生產量不僅不會減少，反而逐年增 加(參見表 1-5 臺灣米穀供需表(1931~1945))。

我們可以從表 1-10 臺灣米穀平均收穫量(1933~1939)看出：臺灣移出米自

「米穀統制法」於1933 年實施後，至 1936 年「米穀自治管理法」(詳見後文)施 行時，移出米之數量，分別為：1933 年的 411 萬 8,260 石、1934 年的 504 萬 5,096 石、1935 年的 449 萬 1,418 石、1936 年的 478 萬 7,606 石、以及 1937 年的 484 萬1,804 石。移出米的數量並未因「米穀統制法」或其補強措施而受到影響。甚 至到「臺灣米穀移出管理令」(詳見第二章)施行的 1939 年之前，臺灣稻米移出 的數量，在1938 年仍有 480 萬 0,657 石、1939 年還有 401 萬 1,174 石。

若由平均單位收穫量來看，每甲的收穫量，1933 年為 12.77 石、1934 年為 13.05 石、1935 年為 12.73 石、1936 年為 13.59 石、1937 年為 13.65 石、1938 年 為15.09 石、1939 年為 13.88 石。統計數據顯示：日本實施「米穀統制法」及其 後所採取的一系列補強措施，例如「減反案」，以及1933 年 11 月 7 日、臺灣總 督府依日本政府之命令所頒布的「臺灣籾貯藏獎勵規則」⁷²等，都無法阻止臺灣 米，特別是蓬萊米的生產數量。

72 「臺灣總督府令」第百三十二號。

昭和 一作田 二作田 旱田 合計 1932~33 年期

1933~34 年期 1934~35 年期

5,736 4,707 8,920

5,983 10,052 19,549

55,124 58,740 75,814

70,843 73,499 104,283

表 1-10 臺灣米穀平均收穫量(1933~1939)

圖 1-3：灌溉排水面積與耕地面積及水田面積之比率(1933~1939)

0 20 40 60 80 100 120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A佔B比率 A佔C比率

註：本圖為表1-11 臺灣農田灌溉排水面積比較表(1933~1939)之曲線圖，可看出臺灣在 1933 至 1939 年間，灌溉排水面 積與耕地面積及水田面積之比率，僅在1936 年，灌溉排水面積佔水田面積有稍稍下降的情況，與其佔耕地總面積 的差距縮小，但是比例仍相當高。

因此臺灣稻米的生產量，在「米穀統制法」施行的 6 年多時間裡，對於控制 臺灣稻米生產可說是幾乎毫無成效可言。而且就如 1939 年版的《臺灣年鑑》所 提到的：

伴隨蓬萊米及丸糯米之發展，就算是受到統制，移出量仍是年年增加。⁷³

除了水利灌溉部份，另外一項造成臺灣稻米生產在米穀統制法威脅下，仍大 量增產的原因，就是日治時期臺灣米穀生產的重要特徵之一：重視化學肥料的使 用。

日治時期臺灣全島農耕地有 86 萬 3,156 公頃，僅佔全島面積的 24%(臺灣島

日治時期臺灣全島農耕地有 86 萬 3,156 公頃，僅佔全島面積的 24%(臺灣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