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性問題的處理

壹、國家認同的爭議

自 1987 年 7 月 14 日，蔣經國先生宣佈台灣地區從隔日凌晨起解除戒嚴，開 放黨禁與報禁以來，台灣經歷解嚴、李登輝時代的修憲、總統直選，在台灣政治 民主化已經進行了二十餘年，政黨政治、選舉制度、國會制衡等民主基礎架構都 已然建立，但民主政治品質仍然有待提升。例如：政治場域上近乎非理性的對立 是最頻繁可見的場景。立委諸公們為著國家認同的議題展開無標的式的漫罵、指 控，彼此互叩難以承擔的大帽子，似乎嘗試將民意代表的言論免責權應用至極 致。追根究柢與「公民」品質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於台灣人民自由民主的觀念 尚未深化，公民基本判斷力與思考批判力的缺乏，公民無法理性思維，因此成為 政客綁架的工具，造成現代社會爭議性問題層出不窮，「只問立場，不論是非」

成為現代公民的寫照。在台灣當前所面對的爭議性問題中，國家認同問題是長久 以來最為嚴重、割裂民族情感最為深刻的議題。

根據《聯合報》在 1989 年 11 月，就我國公民的國家認同所進行的民意調查 顯示，受訪者中有 5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26%認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剩下的 16%則認為自己是「台灣人」，7%回答不知道。《聯合報》於 1998 年 2 月 又做了相同的民調，其中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降為 27%，被認為較具妥協性 的「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也降為 10%，但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受訪者，

則大幅揚升為 55%，回答不知道的則依然維持 7%。我們可以從上述調查結果歸納 出在「國家認同」的議題上，台灣社會都無法跨越 80%的同質性社會門檻。施正 峰（2001：148）長期觀察國家認同變化的發展，他認為台灣住民國家認同呈現

「嚴重分歧」。

在國家認同分裂的情況下，雙方都把對方視為非我族類，這是十分違反自由 主義寬容精神的，也會造成社會信任的裂解。例如：精神科醫生兼作家王浩威最

近遇到病人，都要問他是什麼顏色，已知道的，還要再確定他的顏色，才願意傾 心交談。捷運上，甚至會猜測坐在對面的人屬藍、屬綠。一位上班族每天為穿藍、

穿綠，或穿紫而大傷腦筋。社會資本不斷地被腐蝕，每個人都要花很多精力，才 能取得對方信任。一個有民主素養的人，對於任何不同意見，他／她雖然不同意，

但至少會「尊重」它的存在。一個有親密經驗的人，比較能夠細膩地同情，進而 進入別人的情感脈絡中，並尊重不同的信仰或認同。在台灣，整個社會普遍缺乏 親密經驗，也自然缺乏尊重。面對不同意見或信仰，往往訴諸情緒性的語言相互 對罵、指責，或是動員向對方示威等（李丁讚，2007）。因此，在過去我們的社 會面對國家認同問題常簡化為民粹的投票，只要與己身立場相異的人就被歸類為 敵人，更常出現的則是以「不愛台灣」、「出賣台灣」等語言暴力對待與他們想法 不一樣的人。對於國家認同唯一可以被接受的觀點只有一個，就是他們自己的觀 點。如是的做法非但無助於國家認同衝突的化解，更會加深國家認同立場的兩極 彼此的對立。

然而，從政治理論的角度來看，台灣社會正處於Rawls所指出的簡單多元的 社會。雖然社會處於文化多元、制度開放民主，但人民的心靈仍然處於威權，呈 現出來僅是眾多的「一元」，像有些政黨以詆毀其他人的方式來提出自己的主張 則非合理多元之列⁹，例如不支持本黨的主張即為中共同路人、或是新賣台集團。

此種行為既無助益於凝聚共識，更嚴重撕裂國民之間彼此的情感與信任。

Rawls 認為自由社會存在著許多分歧多元的價值是長久以來的事實，除非採 取國家權力的鎮壓，否則面對任何的議題不可能有統一的思想。然而這些歧異的 宗教、哲學、學說等價值觀雖然各不相同，皆願意尋求一個共同合作的基礎。此 合作的基礎在於大家皆共同認可生活在憲政民主體制之中，因此所有人皆要按照 憲政民主體制的運作規則，對於公共事務的討論必須依循「公共理性」，不得恣 意為之，以各自價值觀作為公共事務討論的依據。

貳、公共理性如何處理國家認同爭議

回歸到 Rawls 的理論來看，在各種合理宗教、哲學和道德學說歧異的公民 間，是可以建立一個由自由平等公民所組成的公平穩定的社會。其關鍵在於當面 臨與憲法根本及基本正義問題的爭議時，公共理性或公共理由的展現（Rawls, 1993: 44, 48）。公共理性要求公民在公共論壇進行公共議題的討論時，必須對 於任何政策的主張都必須提出理由，而且所提出來的理由必須是公共的理由，也 就是這些理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理由。如台灣政論節目，藍綠壁壘分明，支持 藍的、看藍的電視台，支持綠的、看綠的電視台，雖然他們各自對於任何政治事 務都可以提出許多理由，但這些理由卻是持有特定立場才會接受的觀點。例如：

王五指控馬英九賣台，原因在於他重啟國共論壇。古有明訓，漢賊不兩立，因此 馬英九出賣了台灣。這個理由就不是會被所有人接受的公共理由。Rawls（1999b:

138-139）說：

當公民進行審議的時候，他們會彼此交流意見，並就他們關於公共政治問題的支持理由進 行爭辯。他們認為，他們的政治觀點有可能因為與其他公民的討論而發生更動；因此，這 些觀點不會只是他們當下的私人利益或非政治利益的僵化產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公共 理性才至關重要，他描繪出公民們對於憲法根本要素和基本正義問題之推理的特性。

在公共審議中，公民能尊重民主社會的基本政治價值，視社會為一個公平合 作的架構，公民願意以講理的方式處理爭議、證成政治決策。公民們在提出公共 理由、相互辯論，在傾聽、對話之後，願意真心誠意地修正自己的主張，進而化 解歧見，尋求彼此的共識。也就是說，公民在日常生活當中可以充分展現自主性 與多樣性，一旦進入到公共的政治領域時就必須化身為一個公民，具有公共精 神，面對公共事務，有能力跳出私人格局，置公益先於私利。如果大家普遍具有

「公」的精神，在面對這些公共議題時，會暫時忘了自己身處何方、省籍為何、

屬於哪一族群，完全從社會整體的長遠利益，決定自己是支持還是反對的論點。

當公民能夠在面對公共政策或公共議題的決策時，盡可能做到「忘了我是誰」，

這樣所做的決定才是無私的，也才是具有公共理性的合格公民。

我們可以從公民論理是否滿足「相互性判準」及「公民性的義務」等兩方面 檢視公共理性理念的實現。就「相互性判準」而言：Rawls 在論述「相互性判準」

時曾提出，公共理性必須滿足兩方面的要求：對內，必須真誠地相信所提出的理 由可充分支持自身立場；對外，必須真誠地相信這些理由能被他人合理地接受。

因此，當我們要拒絕別人所提出來的理由時，也必須訴諸於他們所能合理接受的 理由，特別是必須出自於自由平等公民的立場所能接受的理由。在雙方都必須共 同認可的要求下，除了可以提供公民對於公共理由的認同，亦可提升公共理由的 合理性，更可藉此確保公共論理的品質，使得為了找到一個解決方法而相互妥協 或自我勉強、甚至於不願接受的狀況不致於產生。就「公民性的義務」來說：公 民在確立憲法的基本架構，以及在憲法的基本架構下審議涉及分配正義的政策和 制度時，必須出於或遵循公共理性來做選擇或決定。由於爭議和衝突是憲政民主 的常態，因此身為公民的社會成員是否願意去克盡「遵循公共理性的義務」，對 於憲政民主社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落實道德正當性。

如果不同學說對於公共理性的內容具有高度共識，將有助於解決政治爭議，

也有助於證成政治共識與政治正當性，提升憲政基本結構的穩定性。如果經由公 民基於公共理性的公開討論仍無法達成共識，Rawls 主張，面對這些難解的議題 時，應以「基於公共理性的投票」來解決爭議。亦即，在充分了解爭議問題的正 反意見之後，相關各造應排除私人偏好，站在公民的角度，依據公共理由來投票。

如果最高法院法官依據公共理性做出判決一樣，由於投票的程序合乎「相互性判 準」與「公民性的義務」，縱使投票結果無法為各方所接受，但是仍具有正當性 與有效性。

縱使在公共論壇中依循公共理性不必然能夠達到共識，但在經由充分討論後 再依據公共理性投票，亦可以在衝突的價值間做出排序。而依據公共理性的投票 仍不同於一般訴諸於民粹投票，原因在於訴諸於民粹的投票僅是要求公民選邊 站，表達出自己最原始的立場，而立基於公共理性的投票則是在公民透過充分的

公共討論，以對方都能接受的論點進行溝通，真心誠意地交換彼此的立場與想 法。於此，爭議性問題得以得到合理公民的共同認可的解決，縱使最終仍需透過 投票的方式，但此投票是公民經由提出公共理性的討論後所做出的「真心誠意」

「相互考量」的選擇，這就是 Rawls 審議民主的基本精神。

審議式民主強調從過去以「投票核心的民主理論」（vote-centric theories of

審議式民主強調從過去以「投票核心的民主理論」（vote-centric theories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