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在 1911 年之後邁入一段三十年的鼎盛時期。然而到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立之後，這個發展遭到了一個相當突然的終止，由於新的政權政治與意識 型態的理由，一概禁止出版所有的武俠小說。其意識型態的理由是武俠小說為封 建時代的餘毒，會發揮反動思想；而政治上的理由，卻是民國武俠小說作者中有 不少親國民政府或國民黨的知識分子。
曾經轟動文壇的武俠小說家，如平江不肖生或王度盧，在新政權下不得再寫 一個字，前者落髮為僧，後者退隱為國中教師；民初武俠小說的優秀文豪白羽的 最後一部武俠小說《綠林豪傑傳》，寫於五十年代中期，曾在香港報紙上連載，
然而在當時，白羽是作為「政治任務」，奉共產黨之命而寫。這一部小說描寫農 民起義，要提倡階級鬥爭，同時夾雜技擊武打，結果不三不四，白羽曾經自己感 嘆著承認：「寫武俠小說，還要有進步意義，有階級鬥爭，這樣的書太難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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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那樣刻意的文學創造試驗，已經是武俠小說在新政權下的臨死前的最 後掙扎；武俠小說最後在中國大陸被列為「毒草」，此後絕跡於大陸達三十年之 久。因此，最優秀的武俠作者也被屏除於大陸讀者的視野；現在一般人再也不知 道平江不肖生向愷然、顧明道、白羽、還珠樓主、王度盧或朱貞木等現代武俠小 說之鼻祖與名家。
可是，武俠小說並沒有全然從世上消逝，因為這個文學類在台灣與香港兩地 找到避風港，在那兒繼續存在，甚至透過新興的作家能夠邁向新的頂峰。在談 1949 年前後武俠小說與作者之間的區別，大部分的評論者將 1949 年前的作品與 作家稱為「舊派」武俠小說，而將 1949 年後在台灣、香港新興起來的作品與作 家歸類為「新派」武俠小說。
96 梁守中：《武俠小說話古今》，頁 182。
一、 高手比武與新派之起源傳說
在香港和台灣地區，武俠小說這一文學支脈得以繼續傳宗接代。關於新派武 俠小說的產生，幾乎所有介紹武俠小說歷史的文章會提到曾經轟動香港的一場比 武事件。在 1950 年代初，香港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與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在武 術的話題上意見分歧，在報紙上展開了筆戰，勝負難分。於是，兩人在報刊和公 眾的推波助瀾下決定以武打方式決定誰是誰非，並且於 1954 年 1 月 17 日相約到 澳門比武（選澳門的原因，是因為香港當局不准舉行這類打擂台活動）。97
比武後第二天，香港《新晚報》預告要刊登一部武俠小說，比武後第三天，
梁羽生就開始於《新晚報》連載《龍虎鬥京華》。這部小說被許多人當作新派的 第一部武俠小說，並且讓梁羽生榮獲新派鼻祖作家之名號。再過一年，同樣在《新 晚報》，另外一個年輕作者開始連載其武俠處女作《書劍恩仇錄》，這個作者，就 是於 1948 年以記者的身份來香港的金庸。根據大多數評論者，「新派」武俠小說 的發展就起源於 50 年代中葉。
兩個功夫高手比武事件引發新派武俠小說興起，故事很動聽，並且那場比武 的確是開啟梁羽生、金庸這兩位武俠文豪，創作生涯的具體誘因。不過通常所忽 視的是，1954 年前的香港，並非缺乏武俠小說。的確，中國大陸的武俠小說傳 統已遭到政權迫害，但是這個傳統，不是到了梁、金兩人的成名時代才獲得繼承，
而真正讓大陸武俠小說香火不斷的，應屬所謂「廣東派」的功勞。
二、 廣東派與香港
如上所提到，廣東武俠文學的傳統通常不受研究者的重視；少數研究它的學 者之一葉洪生稱之為「廣派武俠小說」，因為那些作品大約從清末起主要敘述廣
97 見John Christopher Hamm：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頁 3-8；費勇、鍾曉毅：《金庸傳奇》，頁 77-78；孫宜學：《千古文壇俠聖夢：金庸傳》，頁 68-69。
東地區武術豪傑的事蹟，並且其作者也是廣東人。這些廣派武俠小說在金庸、梁 羽生及「新派」興起之前，在廣東與香港一帶已經長期流行。
晚清俠義小說《聖朝鼎盛萬年青》中效忠於乾隆的廣東俠客之一，就是方世 玉。到了民國初期，這個人物繼續出現在一些以廣東為背境的小說，可是民國時 代的作品已刪除了乾隆的角色，如此使方世玉等英雄不再必須投靠朝廷。在 1930 年代，鄧羽公在廣東報紙連載《至善三遊南越記》、《少林英雄血戰記》以及《黃 飛鴻正傳》幾部小說，每部都敘述廣東英雄俠士的故事。葉洪生將這些作品視為 廣派武俠小說的第一階段，並認為第二階段於 1938 年開始；從那年起，高小峰 發表一系列專門介紹黃飛鴻的故事，其小說問世之後也影響到其他廣東作者的創 作。他們的作品中，尤其在對話的部分，常用廣東方言，使這些著作帶著濃厚的 地方色彩。連作者的筆名也常常透露他們的鄉土認同，如「忠義鄉人」、「我是山 人」（「山人」即「佛山人」）或「念佛山人」，後者都在暗指黃飛鴻的故鄉佛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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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派武俠小說的流通地區為廣東文化圈與方言範圍，包括香港及海外的廣東 移民社區。在這個範圍內，廣派小說大都以期刊為媒介流轉。香港最大報紙之一
《成報》自從 1939 年創刊之後，連載許多廣派武俠小說，包括「忠義鄉人」鄧 羽公的著作。另一個出色的代表者，「我是山人」陳勁，於 1949 年移居香港，繼 續刊載、發表小說。
佛山黃飛鴻變為人人熟悉的電影人物，與廣派另一個作家朱愚齋的《黃飛鴻 別傳》有著很大的關係。朱愚齋在青年時候遷居香港，從他的來歷，可以很清楚 地觀察到作者與地方傳統的密切關係；朱愚齋自己就是武術專家，其師父林世榮 是黃飛鴻的徒弟，因此朱愚齋乃是黃飛鴻的徒孫，使他的《黃飛鴻別傳》相當符 合歷史事實。朱氏的小說不僅使黃飛鴻變為一個最受歡迎的民間英雄形象，而且 也影響到香港電影的里程碑，於是有黃飛鴻系列電影之產生。
98 關於廣東派之歷史，見John Christopher Hamm：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頁 34-38。
陳勁與朱愚齋的例子闡明當時廣東與香港文化之間的交流非常密切；同時指 出廣派武俠小說的作者與當地武術傳統的歷史淵源。然而，金庸與梁羽生卻不同 於帶著明顯的地方色彩的廣派小說，大都繼承戰前「舊派」武俠小說的傳統。葉 洪生認為，新派武俠小說之所以被視為「新」的，也是因為其內容、主體和語言 與香港人看慣的廣式小說造成明顯的差距。
三、 香港的特殊狀況對武俠小說之影響
若要多了解金庸小說的發展史，就不能忽略 50、60 年代香港社會的實況。
因為金庸小說最初是在香港報紙連載的，為那時代香港的報紙讀者而寫的；他的 書禁止正式出版於內陸及台灣，所以幾十年以來只在香港和海外華人區間受到歡 迎，發揮了一些廣泛的效應。
1945 年太平洋戰爭結束，香港約有五十萬居民。到 1950 年，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國僅僅數月後，香港人口已達二百三十萬，之後一直維持這般激增的現 象。香港人口在 1946 與 1956 年間大約增加一倍，原因大陸內戰許多難民逃亡香 港，特別在 1949 年之後移居香港的人更多。戰後香港人口的暴增，同時也使族 群比例的改變。從前，香港居民大都來自廣東省，而跨邊界的來回交流幾乎沒受 到任何約束。對早期的移民而言，香港提供了一個經濟機會，或是暫時庇護之地，
而移民未打算在此永久住助。可是，在 1949 年之後，這個情形很明顯改變了。
那時代的新移民，大都是中國各地來的外省人；隨著內戰的激烈而來香港的人，
這一次不是逃避外國的侵略，而是逃避一個由自己同胞而建立的新政權；流亡香 港的難民和知識分子因為與新政權的意識型態與政策不同，因此一時無法回歸大 陸故鄉。此外，大陸與香港之間的邊界逐漸被封鎖，因為中共當局企圖制止人口 外流，而且香港的英屬殖民地政府也意圖規避大量難民進入變成香港社會的負 擔。
人口驟增和居民族群比例的改變，亦導致香港人的認同逐漸有所改變。戰前
的香港文化，大體上是廣東地方文化的延伸，可是在 1950 年後，單一廣東地域 的認同開始漸漸變淡了。從大陸逃入的移民最初仍繼續保持其中國大陸認同，香 港對他們而言，似乎只是一座被隔離的小島，一塊流亡無期之地。另一方面，以 前主流的廣東認同仍繼續存在，直到 1970、80 年代，年輕市民一代才逐漸開始 產生一種完全新的香港認同模式。99
因此，香港的報刊界很早就形成兩個主流；一個是以香港本地與廣東為主的 新聞和評論，另一個是以大陸和整個中國民族為主的新聞和評論。殖民下的香港 為各類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接近中國，又享有自由的有利位置，以便觀察，反省 以及評論中國民族的未來。在英國殖民的法律下，香港居民享有言論自由；這一 點為吸引起一些知識分子喜歡遷居香港的理由之一。有的知識分子在香港辦報 紙，刊登在大陸無法發表的新聞與評論（例如《循環日報》、《中國日報》），行成 一種「跨邊界」的批評與思想管道。金庸在 1959 年所創辦的《明報》也屬於比 較以中國區內新聞為主的報紙，並且《明報》以後越來越受到大陸移民來的讀者 的歡迎（見下一節金庸生平簡介）。由此推測，金庸的個人意識、《明報》的方向 以及其讀者的認同和期待，大程度上也影響到了金庸小說的寫作過程。
因此，香港的報刊界很早就形成兩個主流；一個是以香港本地與廣東為主的 新聞和評論，另一個是以大陸和整個中國民族為主的新聞和評論。殖民下的香港 為各類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接近中國，又享有自由的有利位置，以便觀察，反省 以及評論中國民族的未來。在英國殖民的法律下，香港居民享有言論自由；這一 點為吸引起一些知識分子喜歡遷居香港的理由之一。有的知識分子在香港辦報 紙，刊登在大陸無法發表的新聞與評論（例如《循環日報》、《中國日報》），行成 一種「跨邊界」的批評與思想管道。金庸在 1959 年所創辦的《明報》也屬於比 較以中國區內新聞為主的報紙，並且《明報》以後越來越受到大陸移民來的讀者 的歡迎（見下一節金庸生平簡介）。由此推測，金庸的個人意識、《明報》的方向 以及其讀者的認同和期待，大程度上也影響到了金庸小說的寫作過程。